1939年120師成立獨立旅，旅長任命為何引發爭議？

一個地主當八路軍旅長，有人心里犯嘀咕。

一九三九年三月，冀中平原上，八路軍第一二〇師把七一五團和冀中獨立第四支隊合編，番號叫獨立第一旅。

任命一公布，旅長不是老紅軍王尚榮，也不是政委朱輝照。

是高士一。

這名字一出來，尷尬就擺在桌面上了：高士一是任丘大茍各莊人，生在地主家庭，鄉里人叫他“高四爺”。讓這樣一個人當八路軍的旅長，許多老同志一時轉不過彎。

這不只是看出身。

獨立第四支隊是地方武裝，隊伍里有農民、有舊團練、有地方士紳拉來的人，成分雜，規矩也雜。七一五團卻是第一二〇師的老部隊，干部多是從紅軍隊伍里打出來的。

一個問題壓在不少人心里。

憑什么是他？

高士一最早動起來，是盧溝橋事變以后。

任丘一帶，日本軍隊逼近，冀中鄉村人心浮動。大茍各莊一帶，楊琪良、高萬德等共產黨員和進步青年已經開始組織抗日武裝，高士一沒有躲在家宅里。

他把門打開了。

一九三七年十月，經中共保屬特委批準，高士一擔任人民自衛軍第五路總指揮，楊琪良任政治主任。指揮部就設在大茍各莊一帶。

這一步，不像一個地主給抗日隊伍捐幾擔糧那么簡單。

他把自己的名望、家產、親族關系都押了進去。

到一九三八年二月，第五路軍發展到三四千人。為了解決給養，高士一帶頭捐出五千元大洋，又動員地方紳士捐款。到一九三八年四月底，隊伍已經擴展到近八千人。

這不是空名聲。

部隊打過雄縣，打過霸縣，進過勝芳，還收編過蘇橋商團、勝芳保衛團等地方武裝。

冀中平原上，很多人看的是風向。

高士一站出來以后，風向就變了。

可到了八路軍隊伍里，另一套眼光也在看他。

他不是長征干部，沒有系統軍事訓練，出身還特殊。更要命的是，日偽軍已經盯上了他。

一九三八年底，日偽軍五百余人偷襲高家場，抓走高士一的侄子高萬玉、高萬峰，想逼他低頭。后來高萬峰被放回帶信，高萬玉被殺害。

高士一沒有降。

這就是代價。

一九三九年初，第一二〇師挺進冀中。賀龍、關向應很快注意到這支地方武裝。

獨立第四支隊司令高士一，地方威望大，隊伍人數多，抗日態度明白；但這支隊伍要真正變成八路軍的戰斗部隊，必須整編，必須有黨組織，必須有老紅軍干部進去。

于是，幸世修等十多個老紅軍被派到獨立第四支隊工作。

不久，高士一入黨。

楊琪良向賀龍、關向應匯報時，說高士一出身特殊，可以算“特殊黨員”。

關向應把話壓了回來：“黨員就是黨員，有什么特殊黨員?！?/p>

賀龍的意思也清楚：政治上嚴格要求，生活上多關心。

這句話，已經把答案說了一半。

高士一不是因為“特殊”才當旅長，而是因為他已經站到抗日和共產黨領導的隊伍里，也確實能把冀中地方力量帶進來。

獨立第一旅成立時，賀龍親自找高士一談話。

高士一聽說要讓自己當旅長，心里不安，覺得自己難以勝任。賀龍沒有順著他的退讓往下說，而是給他配助手：朱輝照任政委，王尚榮任副旅長。

一個抓政治，一個抓軍事。

高士一這個旅長，不能只是掛名。

賀龍把王尚榮、朱輝照叫到跟前，話說得很重：“高士一參加抗日，跟共產黨走是件了不起的事，不容易呀！”

后面一句更硬：“他是旅長，應該有職有權。”

這一下，許多人心里的“不服”，就有了答案。

第一二〇師要的不是擺資歷。

冀中抗戰要把千千萬萬愿意抗日的人團結起來。高士一這樣的地方士紳，能散家財，能拉隊伍，能拒絕日偽誘降，能接受黨的領導，這樣的人若被冷在一邊，影響的不只是一個人。

影響的是一大片鄉村的心。

齊會戰斗很快來了。

一九三九年四月，獨立第一旅參加河間齊會戰斗。第一二〇師集中兵力，經過激戰，基本殲滅日軍吉田大隊。這一仗，是第一二〇師挺進冀中后一次重要勝利。

高士一沒有掉鏈子。

往后，獨立第一旅又參加陳莊戰斗等作戰，隨后轉戰晉察冀、晉西北，后來進入陜甘寧邊區，擔負保衛黨中央和邊區的任務。

那些最初盯著他出身的人，慢慢看見了另一件事。

一個人從哪里來，當然要看；可在民族危亡的時候，他往哪里走，更要看。

一九四三年四月，高士一到延安中央黨校學習，后來轉到后勤、交通、財經等崗位。新中國成立后，他曾任西北財經委員會副秘書長等職，一九六一年調國務院參事室任參事。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六日，高士一病逝。

他人生最后留下的，不是“高四爺”的宅院，也不是地主家的舊身份，而是一條很清楚的路：從冀中鄉村的地方士紳，走到八路軍獨立第一旅旅長，再走進新中國的建設崗位。

當年那張任命擺出來時，有人不服。

后來他們服的，不是一個稱號。

是高士一把家門、家財、親人和后半生，都壓在了抗日這條路上。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