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周德宇】
就在最近,美國副總統J·D·萬斯出版了一本新書《共融:尋回信仰之路》(Communion: Finding My Way Back to Faith),這書里講了萬斯如何從一個他自稱的“無神論者”最終在2019年轉變為天主教信徒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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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萬斯上一本無心插柳,有感而發寫成的爆款回憶錄《鄉下人的悲歌》相比,這本新的《共融》就帶有很強的政治目的了,不光是要給自己做政治宣傳,也是在試圖提出新的美國政治綱領。
但是對于萬斯怎么信仰上天主教這件事本身,還是有很多可以回顧的地方,既反映了萬斯這個人,也反映了萬斯所處的國家和時代。
對于萬斯這個人,我以前寫過好幾篇文章了。我覺得他這個人太“聰明”了,他說的話不能照單全收。除了《共融》之外,萬斯這些年還寫過不少跟文章信仰相關的文章。他自述的一些故事,還是可以看出些有趣的東西。
萬斯這個人小時候,和大部分美國人一樣,成長在新教社區。他并不是真的有多么信教,他家也沒有多喜歡去教堂,只是因為別人信教他們也信罷了。在這個時候,萬斯認為信教就等于無知。
但畢竟萬斯是個聰明人,他成長在掙扎的家庭掙扎的社區中,他見證過很多虛偽和痛苦,就必然會對那些教他只要祈禱就會有好事發生的宗教信仰產生質疑,然后變成一個所謂的“無神論者”。
而萬斯怎么轉變成天主教徒的呢?萬斯自述他重拾信仰的契機是他2011年聽了彼得蒂爾的演講,被他所講的道理打動了。隨后萬斯又進一步接觸到了彼得蒂爾的信天主教的朋友,讓他開始反思自己是不是缺失了宗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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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蒂爾是我見過的最聰明的人,但他也是個基督教徒。他挑戰了我曾經構建的社會模板——蠢人是基督徒,而聰明人是無神論者。”
現在大家都知道,以彼得·蒂爾為代表的硅谷右翼,正是萬斯背后的大金主,很難說萬斯后來皈依天主教,到底有多少出于信仰,有多少是出于利益。不過萬斯在這里說出的很多想法倒是有他的一些風格。
萬斯這輩子就是想做個“聰明人”,成為精英,擺脫自己成長環境中,在他看來充滿愚昧的宗教文化。在他年輕時,無神論更多是一種身份認同,而不僅僅是宗教立場——它意味著自己不愿與那些“普通人”站在一起。而當他發現自己眼中真正的精英人物同樣擁有堅定的宗教信仰時,自然會想要模仿這些看起來更聰明的人怎么做。
更有意思的是,萬斯于2019年正式皈依天主教的時候,還沒有成為今天人們熟悉的MAGA代表人物,甚至還是個懂王的反對者。萬斯最終選擇的不是在美國社會中占主流,尤其是深受MAGA群體擁護的新教,而是選擇規模相對較小、知識精英色彩更濃的天主教。
這一選擇,也與他一路以來不斷重塑身份認同、努力從大眾階層進入精英圈層的人生軌跡高度一致。
萬斯還在2020年的一篇文章里,回憶過一個他感到“the touch of God”(上帝的觸碰)的瞬間。那天,他與一個保守派天主教徒在酒吧聊天。萬斯覺得對方對教皇不夠尊重,而那個保守派則為自己批評教皇而辯護。就在兩人爭論之際,一只酒杯突然從吧臺掉落,不偏不倚地摔碎在他們面前。萬斯后來將這一幕視作一種神意的顯現……
然而,自特朗普第二任期以來,萬斯頻繁地跟隨特朗普公開批評教皇,這段故事如今讀來反而多了幾分黑色幽默:如果萬斯當年真的相信這是“上帝的觸碰”,那么他后來對教皇立場的變化,也讓這段往事顯得格外諷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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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另一個時刻,是萬斯某天去華盛頓特區,他在路上聽了一篇優美的贊美詩。而當他到了華盛頓會見一位修士,那個修士邀請他聆聽的,正好就是同一篇贊美詩。
有人可能會問了,這些不就是巧合嗎?萬斯還真預判到了這種想法,然后是這么回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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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斯引用了《低俗小說》里的話,強調重點并不在于這些經歷本身究竟是不是神跡,而在于它們讓他真正感受到了“the touch of God”(上帝的觸碰)。你看,萬斯辯論的水平還是很高的。他巧妙地把討論的焦點從“這些事情是否真實發生”轉移到了“這些經歷對自己意味著什么”。這也是為什么他后來能在政壇一飛沖天的重要原因,甚至今年還敢指點教皇的神學水平。
所以,你完全可以不相信這些故事是否真實,也可以認為它們不過是巧合,但放在宗教敘事中,它們卻是極其典型的情節:一個曾經迷失的羔羊,在神不斷發出的啟示中,最終重新回到了羊群。
不過,真正讓我忍不住想吐槽的是,萬斯皈依天主教之后,似乎開始把自己身上所有美好的品質,都歸因于“天主教塑造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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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于宗教所倡導的大部分美德沒有什么意見,不論信不信教當然都該與人為善。但萬斯在把自己對兒子更耐心也說成是天主教的功勞,就有點讓人擔心他家的父子關系了:你真的需要宗教,才能做一個好父親好丈夫嗎?如果一個人需要某種外部事物才能做好人,恐怕本來也不是什么好人。
更重要的是,萬斯作為一個政治人物,他信教之后關心的并不只是自己的救贖,而是試圖把這種個人救贖進一步上升為一種改造美國社會、重塑美國文化的政治方案。
因此,在讓他聲名鵲起的《鄉下人的悲歌》中,我們就已經能看到這種思路的雛形。萬斯始終強調文化對于社會的決定性作用他認為,要解決鐵銹帶的衰敗和底層社區的悲劇,關鍵不是增加福利,而是扭轉那種頹廢、墮落的社會文化,重新找回美國曾經崇尚奮斗、自我負責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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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D?萬斯(J.D. Vance)自傳書籍《鄉下人的悲歌》(Hillbilly Elegy: A Memoir of a Family and Culture in Crisis )原版封面(圖源/ HarperCollins)
畢竟,在萬斯看來,自己正是依靠奮斗才完成了階層躍遷;既然自己能夠做到,那么家鄉那些沒有走出來的人,很容易被歸結為一句話——"還不是因為你不夠努力。"
而當萬斯完成《鄉下人的悲歌》之后正式皈依天主教,他并沒有放棄這種思路,而是進一步把天主教思想也納入了解決美國問題的方案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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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斯認為,“左派知識分子”關注太多結構性的外部問題——比如就業機會、資源分配等,卻忽視了個人的責任,在他看來,人固然是環境的產物,但同樣也肩負著改變環境的責任——你怎樣,美國就怎樣。當萬斯去思索到底該用什么樣的世界觀去理解當前美國的現狀時,他又回想起了曾經被他拒絕的基督教。
也就是說,繞了一大圈,列舉了美國社會的種種弊病之后,他最后給出的解決方案,仍然是回歸宗教。
其實這個解決方案確實非常的美國化,因為美國本來就是一個宗教社會。當萬斯在這里喋喋不休地指責貧困、毒品、離婚這些社會問題是“罪”(sin)的時候,美國社會本來不就是這么看待的嗎?即使不追溯到美國建國時期深受新教倫理影響的傳統——強調勤勞、節制、個人責任,將貧困視為道德失敗——即便是在看似世俗化的現代美國,“美國夢”仍然將個人奮斗神圣化。那么反過來,個人的苦難自然也被認為是一種罪過了。
某種程度上講,我認同萬斯的一部分判斷,很多社會問題不僅僅是物質和制度層面問題,文化、價值觀乃至共同體意識都會產生深遠影響。特別是對于一個信仰基督教延續上千年的西方社會而言,即便經歷了世俗化,社會意識也仍然很難填補“上帝已死”之后所留下的精神空缺,畢竟,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夠獨自面對一個徹底祛魅的世界。
因此對于西方社會來說,最終的出路往往不是徹底擺脫宗教,而是在維持世俗制度的同時,以新的語言重新包裝舊的宗教邏輯——只是把過去那些宗教概念,換成了現代政治和文化的話語。
這也是為什么,萬斯眼中那些“最聰明”的硅谷精英,很多人最終也走向了宗教,或者更準確地說,開始創造屬于自己的宗教。就像 Anthropic 等AI公司主動與教皇、梵蒂岡展開交流一樣,他們真正關心的未必是教皇本人的宗教權威,而是在新的技術時代,誰能夠重新定義道德、賦予意義,并成為新的精神權威。換句話說,他們并不是在向梵蒂岡臣服,而是在試探:梵蒂岡這口鼎到底有多重?如果有一天足夠重,它能不能被搬到硅谷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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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4月20日,教皇方濟各與美國副總統萬斯短暫會面。第二天,教皇去世。路透社
但是美國的問題在于,曾經的美國人擁有的不只是宗教,也擁有相對穩定的物質生活。制造業崗位、較高的工資、不斷增長的收入,共同支撐著那套宗教倫理和道德秩序。而今天,在美國制造業工人早已失去昔日物質保障的情況下,萬斯卻要求他們擁有過去的道德,堪比“在不談薪酬的情況下用企業文化激勵員工”一般幽默。
但是我們也可以反過來想,以萬斯的聰明才智,如果當下的美國真有什么能夠重建制造業、恢復階層流動的現實方案,他又何必像個無能的領導一樣,把企業文化拉出來當萬能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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