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
文｜陸棄
7月13日，德國總理默茨在科隆大學發表演講時再次將矛頭指向人民幣匯率。他聲稱人民幣相較歐元被低估約25%，中國企業因此獲得“不公平優勢”，導致歐洲市場面臨大量低價商品沖擊，并擴大了歐盟對華貿易逆差。他還表示，希望推動與中國展開所謂“政治層面的貨幣對話”，甚至再次提及上世紀80年代《廣場協議》的思路。
這并非默茨第一次發表類似言論。就在一個月前，他還曾宣稱人民幣被低估30%，并公開表示歐洲應借鑒《廣場協議》的經驗。連續兩次釋放同樣信號，說明這已經不是一次普通表態，而是歐洲部分政治力量對當前經濟困境的一種回應。
問題在于，歐洲面對的挑戰，真的來自人民幣匯率嗎？回顧歷史，《廣場協議》誕生于1985年。當時美國貿易逆差持續擴大，制造業競爭力下降，于是聯合日本、德國、法國和英國共同推動美元貶值、日元升值。短期來看，美國貿易壓力有所緩解，但日本隨后經歷資產泡沫破裂和長期經濟停滯。《廣場協議》也因此成為全球經濟史上極具爭議的案例。
今天的世界與四十年前已經完全不同。彼時的全球化尚處于擴張階段，美國擁有絕對主導地位，日本經濟高度依賴美國市場。而如今，全球產業鏈深度交織，中國已經成為全球最大的制造業國家和超過150個國家和地區的重要貿易伙伴。簡單復制當年的路徑，既缺乏現實基礎，也難以達到預期效果。
事實上，歐洲當前面臨的壓力更多來自內部。過去幾年，能源成本上升、制造業外流、人口老齡化以及創新能力放緩，正在持續削弱歐洲工業競爭力。德國作為歐洲制造業核心，其汽車、化工、機械等傳統優勢產業都面臨轉型壓力。在這種背景下，對華貿易逆差擴大固然值得關注，但逆差本身并不一定意味著競爭失衡。
經濟學界早已證明，貿易差額受產業結構、消費需求、投資流向以及全球供應鏈布局等多重因素影響。中國制造能夠在國際市場保持競爭力，很大程度上來自完整產業鏈、高效物流體系、規模化生產能力以及持續的技術投入，而非單純依賴匯率因素。
如果將競爭壓力全部歸結為人民幣匯率，無疑是一種過度簡化的解釋。即便人民幣出現明顯升值，也未必能夠改變歐洲制造業面臨的結構性挑戰。因為決定產業競爭力的核心，終究是技術、效率和創新能力，而不是貨幣價格本身。值得注意的是，歐洲內部對于“重演《廣場協議》”也并非鐵板一塊。歐洲央行行長拉加德日前便明確表示，當前國際環境與1985年截然不同，簡單效仿當年的做法并不合適。這種謹慎態度，反映出歐洲決策層對于現實情況的清醒認識。
從更深層次看，默茨頻繁談論人民幣，其實折射出歐洲正在經歷的一種戰略焦慮。當全球經濟重心不斷向亞洲轉移，當中國制造從成本優勢走向技術優勢，當歐洲傳統產業競爭力受到挑戰時，一些政治人物更容易將外部競爭者視為問題根源。
然而歷史反復證明，把內部問題歸咎于外部因素或許能夠獲得短期政治效應，卻無法真正解決發展難題。真正決定未來競爭格局的，從來不是誰的貨幣升值或貶值，而是誰能夠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中占據主動。
今天的中歐關系，本質上仍然建立在高度互補的經濟聯系之上。中國是歐洲重要市場，歐洲同樣是中國重要合作伙伴。雙方在新能源、高端制造、綠色轉型和科技創新等領域擁有廣闊合作空間。競爭客觀存在，但合作同樣不可替代。
當歐洲一些政客仍試圖從四十年前尋找答案時，世界已經進入新的時代。全球經濟運行邏輯、產業鏈結構以及國際力量格局都發生了深刻變化。真正需要討論的，也許不是如何復制《廣場協議》，而是如何在新的全球環境下找到更加平衡、更加務實的發展路徑。
人民幣匯率可以成為討論的話題，卻不可能成為解釋一切問題的答案。對于歐洲而言，比起反復糾結匯率數字，更重要的是如何重塑自身競爭力。畢竟，一個經濟體的未來，最終取決于它創造價值的能力，而不是它尋找理由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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