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人之恥”王瓚緒：道學其表，詭詐其心，反復無常，終無善果

1948年底，淮海戰場的硝煙還未散盡，國民黨的統治已呈雪崩之勢。

南京國防部的一紙釋放令，讓一個被世人唾棄的名字重新浮出水面——前四川省主席、投靠汪精衛的漢奸王纘緒，憑借著舊部在保密局的斡旋和一筆遮遮掩掩的保釋金，在囚禁兩年后重見天日，倉皇潛回四川。

世人原以為他會在歷史的垃圾堆里悄無聲息地爛掉，誰料這不過是他長達半個世紀的投機生涯中，又一次可恥的脫逃。

王纘緒，字治易，四川西充人，畢業于四川陸軍速成學堂。這個學堂孕育了川軍中最為龐大的派系——速成系，劉湘、楊森、潘文華、唐式遵等皆出此門。

在這批梟雄之中，王纘緒論地盤不如劉湘，論實力遠遜潘文華，但他有一項旁人難以企及的本事：偽裝。

四川老報人鄧穆卿在《成都舊聞》中記載，王纘緒常年手持《太上感應篇》，早晚焚香，滿口佛號，自號“至園居士”。

然而，就是這位“居士”，在兼管鹽政時瘋狂斂財，在綿陽、廣漢一帶廣置田產，家中丫環仆役成群。一次在西充老家，他看中佃戶之女，欲納為妾，原配夫人稍有怨言，竟被他一腳踢成重傷。這種極致的表里不一，成了他馳騁亂世的第一張面具。

論在四川軍政格局中的分量，王纘緒始終無法跨入第一流。

真正的川康巨頭，是劉湘、劉文輝、鄧錫侯。他充其量是速成系內部一個善于依附的次強角色，手里從未掌握過真正的基干武力。

1938年劉湘在漢口暴斃，川局陷入真空，蔣介石急欲將中央勢力楔入四川。王瓚緒嗅到風向，第一個公開通電效忠，并通過拉攏顧祝同、張群，硬是在劉湘舊部潘文華、王陵基的虎視眈眈下，搶到了四川省主席的寶座。

這就觸了眾怒。

1939年，川軍劉湘系嫡系將領彭煥章、陳蘭亭等七名師長聯名通電，列舉王纘緒“把持鹽稅、貪污瀆職、任用私人、強種鴉片”等十大罪狀，并調動軍隊逼近成都，史稱“七師長倒王”。

這份通電措辭之激烈，可見他當時已失盡四川人心。

蔣介石見眾怒難犯，只得讓他辭去省主席，自己兼理，以息眾怒。

從此，王纘緒在四川本土的核心圈里，再無立足之地。

為了挽回面子，之后王瓚緒主動請纓出川抗日。1939年底，他被任命為第二十九集團軍總司令，下轄兩個軍，拉著一萬多西充子弟兵開赴第五戰區。

然而，據該集團軍參謀長韓全樸后來撰寫的《第二十九集團軍抗戰紀實》披露，這位王總司令的指揮堪稱荒唐：作戰會議要先扶乩問卦，部隊轉移要根據黃歷決定方向。

1940年隨棗會戰時，他朝令夕改，導致所部在大洪山被日軍穿插分割，死傷枕藉，他卻向上謊報大捷。李宗仁在回憶錄中對此痛斥：“川軍王纘緒部，紀律廢弛，戰力孱弱，其本人根本不懂現代作戰，絕非將才。”

1942年，他被調回重慶，送入陸軍大學將官班，等于被徹底剝了兵權。

仕途斷絕，王纘緒心生怨恨，開始秘密尋找新出路。

1944年，日軍發動一號作戰，汪偽政權正在積極拉攏失意軍人。他覺得待價而沽的時機到了，于是潛離重慶，經香港轉赴南京，公開投靠汪精衛。他旋即出任偽軍事委員會常務委員、偽武漢綏靖公署主任，還在偽廣播電臺發表講話，勸誘川中舊部“響應和運”。

消息傳回，各界震怒，《新華日報》刊文痛斥其為“川人之恥”。

最有諷刺意味的是戰后查獲的日軍聯絡官報告，里面如此評價王纘緒：“名望虛高，缺乏實際統御力，可利用其做宣傳，不可賦予實權。” 當一個漢奸當到連主子都打心眼里瞧不上，其投機生涯的失敗底色已暴露無遺。

抗戰勝利后，王纘緒在南京被捕。

1947年，首都高等法院以“通謀敵國，圖謀反抗本國”罪，判處其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庭上他仍試圖用老一套話術狡辯，稱自己是“奉令策反”，但多名證人出示了他親筆簽發的“清鄉”手令以及協助日軍征糧的證據，輕易拆穿了他的謊言。

1948年底，國民黨政權瀕臨崩潰，監獄管理一片混亂。他利用舊日關系疏通關節，竟拿到了一份釋放證明，得以潛回四川西充。解放后，1950年他在當地被公安機關捕獲，隨后關押于功德林監獄。

在漫長羈押中，他不斷寫材料自我剖白，但時代的審判早已落下。

1960年，王纘緒在保外就醫期間病死，終年七十五歲。

對這位投機了一輩子的軍閥，四川父老有一段極其精煉的蓋棺論定。

成都耆老、曾任省參議員的李鐵夫在筆記中寫道：“王治易一生，道學其表，詭詐其心，反復無常，終無善果。”

同輩軍閥劉文輝在晚年口述中，提及此人只淡淡一句：“王治易么，一貫投機而已。”

一個在每個歷史關口都選最奸巧路走的人，最終被每一個他所依附的勢力所鄙棄。

這便是王纘緒留下的最真實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