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參考來源：《國家制度和無政府狀態》（巴枯寧，1873年，日內瓦出版）；馬克思《巴枯寧〈國家制度和無政府狀態〉一書摘要》（1874年—1875年初，倫敦）；《哥達綱領批判》（馬克思，1875年）；《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在國際工人協會海牙代表大會上》（1872年9月2日—7日，荷蘭海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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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3年秋天，一本書從瑞士日內瓦悄然流傳到歐洲各地工人運動的圈子里。
書名叫《國家制度和無政府狀態》。作者米哈伊爾·亞歷山大羅維奇·巴枯寧，時年五十九歲，是當時整個歐洲革命陣營里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一個名字。
這個出身俄國貴族地主家庭、體型高大魁梧、滿頭蓬亂白發的流亡者，用大半輩子在監獄和流亡地之間輾轉奔命——1849年在德國薩克森王國德累斯頓參與起義被捕，在法庭上被判處死刑，后來改判終身強制勞動，先被引渡給奧地利，1851年5月又被轉手給沙皇俄國，關進了圣彼得堡的要塞，從1854年起又押到什利謝利堡要塞，1857年被流放到西伯利亞，1861年才借著外出考察的機會，一路經由日本、美國，輾轉逃到英國倫敦。
他這一生，哪里關過他，就從哪里逃出來，再次出現在歐洲某個革命的角落里。
這一次，他沒有去街壘，沒有去碼頭，沒有去各地的工人集會。他坐下來，在日內瓦湖邊，用了相當長的時間，寫完了這本書。
書里有一段話，直接擊中了十九世紀整個歐洲工人運動最核心的爭議地帶，鋒利得讓人讀完久久無法釋懷。
巴枯寧在書中明確寫道：那些代表工人利益的革命者，一旦變成了人民的代表或者人民的管理者，他們就不再是工人了。
他指出，如果無產階級按照馬克思的構想奪取了國家政權，這些掌了權的人，能不能守住自己出發時的階級本心，根本無從保證。
這段話在歐洲傳開之后，無政府主義團體紛紛將這本書奉為綱領性著作，各地支持者爭相傳閱，各方爭論隨之沸騰。馬克思在倫敦拿到了這本書，認真讀完，用鉛筆在書頁的空白處寫下了批注。
然而，當那行批注展開在所有讀到它的人眼前時，眾人看著紙面上的字，全都沉默了——因為那行批注里寫下的內容，和任何人的預料都截然不同。
【一】兩個人，在同一個時代走向了截然不同的方向
要把這場爭論說清楚，得先把這兩個人各自走過的路交代清楚，否則很難理解他們為什么會在同一個問題上，走出如此截然相反的兩條路。
卡爾·馬克思，1818年5月5日出生于普魯士萊茵省特里爾城，家里是律師家庭，生活條件尚算寬裕。他先在波恩大學念書，后轉入柏林洪堡大學攻讀哲學，1841年在耶拿大學取得博士學位。畢業之后，他在科隆主持《萊茵報》的編輯工作，寫了大量批評普魯士政策的文章，被當局吊銷了報紙的出版許可。
1843年10月，他攜新婚妻子燕妮·馮·威斯特華倫遷居巴黎，開始系統研究政治經濟學，在那里結識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兩人從此成為畢生最親密的合作者和戰友。
1845年，馬克思被法國當局驅逐，轉赴比利時布魯塞爾。1848年歐洲革命爆發，他回到德國科隆創辦《新萊茵報》，隨后再度被驅逐出境。
1849年，他攜家人來到英國倫敦，此后在那里度過了生命中最后的三十四年，直到1883年3月14日在倫敦去世。
落腳倫敦的頭幾年，是馬克思人生里最艱難的時期。一家人住在蘇豪區迪恩街28號一棟極為狹小的四層樓房里，房間逼仄，采光極差，因付不起房租，家里的床鋪、衣物乃至孩子的搖籃都被執行人查封過。
燕妮在寫給友人魏德邁的信里，詳細描述過那段日子的窘迫，讀來讓人心頭發緊。三個孩子在那幾年里相繼夭折，馬克思在給恩格斯的信里自責，說他不該結婚生子，讓家人跟著受苦。
即便在那樣的處境里，他每天還是步行到不遠處的大英博物館，在那個圓形閱覽室里從早上九點坐到晚上七點，精讀了一千五百多種書籍，做了一百多本摘錄筆記。
1850年6月，他獲得了大英博物館的閱覽證，那個圓形閱覽室從此成了他最穩定的工作場所，前后持續近二十年。
每天早上路燈未熄，他就已經動身前往；晚上路燈亮起，才踏上回家的路。就在這樣的日復一日里，1867年，《資本論》第一卷在德國漢堡出版，那是他用將近二十年的心血積累起來的成果。
米哈伊爾·亞歷山大羅維奇·巴枯寧，1814年5月30日出生于俄羅斯特維爾省普列姆基諾莊園，父親是貴族地主。
他少年時進入圣彼得堡炮兵學校，畢業后當過軍官，但很快對軍營生活失去了興趣，1835年辭去軍職，來到莫斯科開始研究哲學，結識了革命民主主義者別林斯基和赫爾岑，參加了以斯坦凱維奇為首的哲學研究小組，鉆研費希特和黑格爾的著作。
1840年，在赫爾岑等人的資助下，他來到柏林繼續學習哲學，由此踏上了漫長的流亡之路，此后再也沒能回到俄國的故土。
1844年，巴枯寧在巴黎與馬克思相識。那時的巴黎聚集著來自歐洲各地的流亡者、革命家和思想家，各種激進思想在咖啡館和街頭辯論里流轉交匯。兩個人在那段時間都與蒲魯東有所往來，也都被黑格爾哲學浸染過，表面上看有不少共同之處。
但他們著力的方向已經完全不同：馬克思在鉆研政治經濟學的文獻，試圖從數據和理論里找到資本主義內在矛盾的規律；巴枯寧則對理論本身越來越不耐煩，他更迫切想知道的是怎么把現存的一切砸碎。
1848年歐洲革命爆發，兩個人走向了各自截然不同的路。
馬克思在比利時和德國輾轉，最終落腳英國，在倫敦的書桌上繼續他的經濟學研究；巴枯寧則沖進了1849年德累斯頓的街壘，在那場失敗的起義里被捕，從此開始了長達十二年的監獄和流放生涯。
一個在文獻里走，一個在牢房里走，兩個人的距離越來越遠，越來越遠。
1861年，巴枯寧從西伯利亞流放地出逃，輾轉來到英國倫敦，在這里與馬克思再度碰面。
那時兩人相識已有十七年，各自都已是知名的思想者和革命活動家，但彼此的主張也已經分歧明顯，多了幾分試探，少了早年相遇時的那種熱絡。
【二】第一國際內部，八年積怨從合作走向決裂
1864年9月28日，在英國倫敦圣馬丁堂舉行的國際工人會議上，國際工人協會宣告成立，通稱第一國際，英、法、德、意、波蘭和瑞士等國的工人代表參加了這次會議。
馬克思出席了成立大會，被選入領導機構臨時委員會，隨后起草了協會的成立宣言、臨時章程等核心文件，確立了協會的斗爭綱領和組織原則。
從第一國際創立之初，馬克思就是實際上的核心人物，幾乎所有重要文件都出自他的手筆。
第一國際成立不久，已從英國轉赴意大利的巴枯寧聯系馬克思，表示愿意加入國際，并向馬克思保證要努力為國際工人協會工作。
1864年底，巴枯寧前往意大利，隨后長期在佛羅倫薩、那不勒斯等地活動，與當地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社會游民和失業者廣泛接觸，他的無政府主義思想體系在這一時期逐漸成形。
他主張通過暴力消滅一切形式的國家，建立以自由聯合為基礎的公社聯邦，反對任何集中性的權威和紀律。1866年，他撰寫了《國際革命協會的原則和組織》，正式確立了這套主張。
1868年10月，巴枯寧在瑞士日內瓦建立了"國際社會主義民主同盟"，隨后提出讓這個組織作為整體加入第一國際。
馬克思和恩格斯識破了其中的意圖，認為這實際上是在國際內部嵌入一個有獨立綱領的派別組織，斷然拒絕。隨后，巴枯寧宣稱解散了同盟，實則保留了內部的秘密組織，以個人身份混入第一國際各地支部，在西班牙、意大利南部、法國部分地區和瑞士逐步擴展影響力。
這種兩面做法，讓第一國際的內部矛盾愈積愈深。雙方在關于國家權力、工人運動策略等一系列根本問題上的分歧，隨著時間推移越來越難以彌合。1870年3月，馬克思專門寫了《機密通知》，向第一國際各地支部詳細揭露巴枯寧及其同伙的分裂活動。
1872年1月至3月，馬克思和恩格斯又聯合撰寫了內部通告《所謂國際內部的分裂》，系統列舉了巴枯寧宗派組織的具體破壞行為，逐一予以駁斥。雙方積累的怨憤，在這一時期已經到了無可化解的地步。
1872年9月2日至7日，第一國際在荷蘭海牙召開代表大會。這是第一國際歷史上規模最大、斗爭最為激烈的一次代表大會。馬克思親自赴會，代表總委員會作了工作報告；恩格斯代表總委員會向大會提交了關于社會主義民主同盟秘密活動的詳細報告，揭露了巴枯寧及其同伙在國際內部的組織活動。
巴枯寧本人因無法進入荷蘭未能出席，他的主要盟友紀堯姆代為與會。大會經過激烈討論和投票，最終通過決議，將巴枯寧和紀堯姆開除出第一國際。
這是兩個人之間徹底決裂的正式時刻。從1864年巴枯寧加入第一國際，到1872年9月在海牙被開除，整整八年積累起來的矛盾，在那幾天荷蘭海牙的會議廳里，畫上了一個無可挽回的句號。
【三】巴枯寧在日內瓦寫下那段文字
1872年9月的海牙大會結束之后，巴枯寧公開宣布退出政治斗爭舞臺。但他沒有真的停下來。
他回到日內瓦，在那里把幾十年積累起來的所有主張、所有質疑、所有對馬克思理論的批駁，一字一句寫進了1873年出版的《國家制度和無政府狀態》。
這本書是他思想體系的集大成之作，全書貫穿一個核心主題：國家是萬惡之源，無論什么形式的國家，包括工人階級建立的國家，都必然演變成對人民的壓迫工具。
書中對馬克思理論最核心的質問，集中在這樣幾段文字里。巴枯寧指出，當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的時候，就意味著必然還有另一批人要服從于這個新的統治。
那些聲稱代表工人利益的革命者，一旦變成了人民的代表或者人民的管理者，他們的處境、他們每天打交道的對象、他們手里握著的權力，會把他們塑造成另一種人。
國家，即使叫它十遍人民國家，哪怕用最民主的形式來裝飾，對無產階級來說，也必然是一座監獄。
這段文字并非一時沖動寫就的激憤之詞，有著切身的經歷作為依據。巴枯寧見過1848年歐洲革命從高漲到失敗的全程，見過滿腔熱血的革命者被押上刑場或發配西伯利亞。
他在德累斯頓的街壘上親歷過起義的失敗，在薩克森人的牢房里坐過，在奧地利人的監獄里坐過，在沙皇俄國的什利謝利堡要塞里坐過，在西伯利亞荒原的流放營里熬過了數年漫長的冬天。他見過太多人在革命之前滿腔熱血，革命之后換了一副面孔；也見過無數打著平等旗號的人，一摸到權力的把手，很快就成了他們曾經最痛恨的那類人的翻版。
這本書出版后，在歐洲各地的無政府主義團體中迅速傳開，許多支部奉之為綱領性著作，到處散發，各方陣營展開了激烈的筆戰。與此同時，那本書從日內瓦一路傳到了英國，傳到了倫敦，傳到了馬克思的書桌上。
那是1874年至1875年初，馬克思已經五十五六歲，多年流亡生涯和超負荷工作在他身上留下了沉重的痕跡，眼疾、肝病和其他病癥輪番折磨著他，健康狀況每況愈下。但他還是把巴枯寧這本書從頭讀到了最后一頁，讀得極為仔細。
他拿起鉛筆，在書頁的空白處留下了大量批注，把他認為關鍵的段落一一摘錄下來，逐條寫下自己的回應。這些批注和摘錄后來被整理成文字，題為《巴枯寧〈國家制度和無政府狀態〉一書摘要》，收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是馬克思晚年思想的重要文獻之一。
所有后來讀到這份《摘要》的人，起初都預期馬克思會在里面大發雷霆。
畢竟那本書里，巴枯寧不只批駁了馬克思的理論，還用了大量刻薄的語言，從馬克思的國籍到他的組織方式，從他的理論出發點到他的個人品格，逐項加以攻擊。
以兩人之間多年積累的恩怨，以1872年海牙決裂之后的劍拔弩張，所有人都以為，馬克思的批注將是一場毫不留情的痛快反駁。
然而，當眾人打開那份《摘要》，翻到馬克思針對巴枯寧那段最核心質問寫下的批注，所有人都愣在了原地——那行批注里，馬克思落筆的第一句，竟然是對巴枯寧的承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