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2026年7月14日，立陶宛新總理明道加斯·辛克維丘斯（Mindaugas Sinkevicius）上任首日便公開表示，2021年允許臺灣以“臺灣”名義開設代表處的決定“或許過于大膽”（maybe too brave）。
這已是立陶宛近半年來第三位政府高層就此事件公開認錯——從“匆忙”到“戰略錯誤”，再到“過于大膽”，立陶宛政壇對四年前那場豪賭的反思，正在不斷加深。
2021年7月，臺當局宣布將在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設立“臺灣代表處”。這一決定之所以引發巨大爭議，關鍵在于名稱——其他國家設立的代表處通常使用“臺北代表處”而非“臺灣”，以避免暗示國家主權。立陶宛打破了這一外交慣例。
中國外交部隨即表示“強烈抗議和堅決反對”，并于2021年8月召回駐立陶宛大使，同時要求立陶宛召回駐華大使。2021年11月，中方進一步將兩國外交關系降為代辦級。
外交降級之外，經濟反制接踵而至。中國暫停了通往立陶宛的貨運列車，停止發放食品出口許可，削減信貸額度，并將立陶宛從海關系統中移除。2021年12月，立陶宛對華出口較上年同期暴跌91.4%。立陶宛經濟與創新部長奧什里內·阿爾莫奈特（Au?rin? Armonait?）承認，外國投資者因擔憂政治風險正在改變投資計劃。
進入2026年，立陶宛政壇對當年決定的反思呈現密集化態勢：
2月，時任總理因加·魯吉涅內（Inga Ruginien?）在接受波羅的海通訊社采訪時直言，立陶宛“跳到了火車前面，然后輸了”（jumped in front of a train and lost）。她批評這一決定未與歐盟和美國協調，“我們有臺灣代表處，但世界并沒有欣賞它，沒有人欣賞”。
3月，議長尤奧扎斯·奧萊卡斯（Juozas Olekas）表示，立陶宛“當時沒有做好充分準備”就做出了開設代表處的決定，“在準備程度上是一個錯誤”。他承認立陶宛未能與盟友充分協調，“我們仍然是唯一的一個”。
7月，新總理辛克維丘斯在上任首日稱該決定“過于大膽”，“可能脫離了當時的整體背景”。他的政府綱領明確將“恢復正常外交關系”——恢復互派大使——列為首要目標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立陶宛高層的認錯均附帶一個重要前提：不關閉代表處。奧萊卡斯明確表示“執政聯盟從未提出關閉該辦公室”；外長凱斯圖蒂斯·布德里斯（K?stutis Budrys）也強調“議程上沒有關閉代表處這一項”。
立陶宛的困境在于：一方面希望修復對華關系以恢復經貿利益，另一方面又不愿完全放棄與臺灣的“成果”。正如議長所言，立陶宛需要在“與中國關系正常化”和“加強與臺灣經濟聯系”之間尋找平衡。
中國的立場始終明確。中國外交部發言人2026年2月表示，“中立溝通的大門始終敞開”，但要求立陶宛“將改善雙邊關系的意愿轉化為具體行動，盡快糾正錯誤”。
從“過于大膽”到“戰略錯誤”，立陶宛四年的反思軌跡揭示了一個地緣政治的現實：在涉及中國核心利益的問題上，單方面的“勇敢”往往伴隨著難以預料的高昂代價。而對于立陶宛而言，如何在不關閉代表處的前提下真正“糾正錯誤”，仍是一個尚未解答的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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