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民間契約文書讓史學研究“眼光向下”

民間契約文書讓史學研究“眼光向下”

葛兆光（復旦大學文科資深教授、歷史系/文史研究院特聘資深教授，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成員，《八閩文庫》編纂委員會主任）

我看了《八閩文庫·福建民間契約文書》的提要，想談一些感想。

第一點，我想從我的專業角度談一下“從古籍到文獻”，再從這一點來看《福建民間契約文書》的意義。1980年代，國家古籍規劃小組和剛成立不久的高校古委會便一直有一個爭論：什么是古籍？那個時候總是談“成書的才叫古籍”，但是事實上并不是這樣的，因為有價值的東西并不完全是成書的那些東西。所以，最近這些年，甲骨文、敦煌文書還有碑志都納入古籍整理的范圍了。最近，我們在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討論的時候，也在爭論圖像、黃歷、地圖、民間文書是不是要納入？我一直都在想，“古籍”這個詞是不是可以改為“文獻”？改為文獻之后，過去的那些爭議就可以不要再討論了。但是從古籍改為文獻并不僅僅是一個概念或名義上的問題，而是如何重新理解歷史、地域、文化的問題。剛才鄭振滿講，他從永泰文書或者說福建民間契約文書里面，可以看到普通民眾的歷史。其實從我們這個角度也能看到，以前所說的那些精英的、經典的思想，怎么樣逐漸地制度化、風俗化、常識化，滲透到地方，使地方和整個國家的文化呈現一個同一性的面貌。這是歷史學很重要的一個問題，像徽州文書、福建民間契約文書，還有清水江文書，其實都是不斷地在豐富我們的歷史研究。所以我一直覺得，我們不要固執于以前的“成書才是古籍”的觀念，而是要把更多的文獻納入視野，這樣我們的研究可能就會拓展開來。

第二點，我一直在想一句話，叫作“福建之所以成為福建”。我們說在民間文書中尋找地方史。福建多山臨海，自唐宋以后成為文明區域，納入了帝國的統一化進程。但無論如何，它畢竟有自己的特點，所以我一直希望《八閩文庫》關注山里和海邊。我看到關于這套文書的介紹，它是以戴云山區為中心的山里面的東西。我想，有些“山里的東西”能夠在普遍的“國家”的文化和歷史背景下呈現出一些特殊的“地方”。再看福建的海邊，比如說我做過一些宗教研究，所以一直關注霞浦的道教文書里面的摩尼教資料。我一直懷疑，民間除了像張燮的《東西洋考》，關于海外、海上的文獻，像《順風相送》《海道針經》等等，應該還有一些，我甚至覺得像《塞爾登地圖》其實就是福建人畫的。所以把山和海的各種資料匯集起來，是不是就能夠呈現福建之所以是福建的一些特色？在中國這個普遍的文化的同一性里，福建呈現出不一樣的地方？我在這里舉一個例子，陳寅恪先生在早年的一個講課稿里面，曾經講過一段話，他說朱熹之所以有這樣的思想，是因為他在海邊、在福建受了摩尼教影響，所以有明暗二元之說。這個話對不對，我不太清楚，但是朱熹確實說過兩次同樣的話，我一直沒找到（原始）出處，是在明代丘濬的引用里面看到。他說，他所生活的宋代是“天旋地轉，閩浙反成天地之中”，就是閩浙反而成了天地的中心了，不是中原中心了。大家都知道福建被稱為古河洛、古鄒魯，但問題是福建有它自己的特色，那個山和海的特色，怎么樣呈現呢？我覺得這個要靠一些非官方、非經典的東西來尋找。

第三點，我覺得對于民間文書的研究，眼光要有更新。去年在哈佛大學的時候，宋怡明教授跟我講，他準備從永泰文書里面去書寫失敗者的歷史。他這句話給我印象非常深，所以昨天晚上我又跟他講到，他同意把這句話的“版權”先讓我用一下。大家都知道，過去對于地方的研究，其實多數關注的還是成功者。最典型的就是潘光旦先生當年寫的《明清兩代嘉興的望族》，他要梳理那些中科舉的人，幾代甚至十幾代連續中科舉的人。而宋怡明教授的這個說法反映了我們現在歷史學的趨勢，即逐漸從眼光向上到眼光向下的轉變。我覺得這其實是國際上的大趨勢。無論是勒華拉杜里的《蒙塔尤》，還是卡洛·金茨堡的《奶酪與蛆蟲》，其實都是在關注小人物，關注剛才鄭振滿講的民眾普通的歷史。那么這些歷史、那些小人物，關于他們的資料從哪來呢？一個是過去的檔案，一個是現在留存的文書。大家都知道20世紀四大史料發現，其中有一大發現就是大內檔案。大內檔案里面保存大量的判案檔案，就給研究基層社會和日常生活帶來了很多新的啟發。文書里面肯定也有很多很好的資料，能夠讓我們重新去書寫歷史。有些檔案，當我們去書寫歷史的時候，它的重要性和價值才呈現出來，不是說它擺在那就有價值。我舉一個例子，《給阿嬤的情書》把僑批給突出起來了，那么我們有沒有辦法用民間文書去重新書寫一個有價值的歷史，或者引人入勝的歷史，讓這些民間文書的價值更能夠讓大家了解？比如，鄭振滿的學生劉永華寫了《程允亨的十九世紀》。我想，他寫這部書主要是靠排日賬。沒有排日賬，怎么寫得了一個普通人19世紀的生活？而他之所以能夠寫出來，一方面是因為有民間文書、有檔案做資料，另外一方面我相信是因為他翻譯過像《馬丁·蓋爾歸來》那樣的書，使他知道該怎么去書寫，怎么利用民間文書去書寫。這本書我覺得寫得很好，也是我們利用民間文書的一個很好的開端。

我很感慨，梁啟超先生已經說過，我們的歷史的轉向應該是從官史到民史，不要再圍繞著帝王將相，而要圍繞著普通民眾。可是100多年過去了，現代史學已經建立了100多年了，我們事實上還是眼光向上，沒有真正地眼光向下。所以我覺得，《福建民間契約文書》的價值的開發不光是收集整理，可能還要年輕的學者去想辦法，用各種形式去寫出歷史的故事，然后它才會被更多的人認識。

來源：中華讀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