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項與年砸掉門牙偽裝乞丐傳遞絕密情報，中央收到后為何果斷決策長征計劃？
1934年10月中旬，廬山被秋雨洗得云霧繚繞，山間隱約傳出軍號。此刻，國民黨“第五次圍剿”方案正在會場塵埃落定，措辭冷冰冰，卻句句攸關生死。蔣介石用手指敲著桌面，“這次，必須把他們一網打盡。”坐在靠后排的德安保安司令莫雄沒抬頭，只在心里記下了每一道防線的坐標。
外界只盯著正面戰場的槍火，少有人留意一條更隱秘的戰線——情報。那年頭，電報線被嚴控，驛道設卡密布，任何一張圖紙、一個電碼，都可能決定數萬人的去留。紅軍在贛南腹地鏖戰已久，兵員與糧草捉襟見肘，假如再陷重圍，后果不堪設想。
莫雄暗里向黨組織遞過的信息很清晰：重兵合圍、碉堡封鎖、中央蘇區被劃成九塊，“鐵桶計劃”最遲兩月合攏。文件分量太重，必須有人帶著詳情趕往瑞金。挑選信使的標準只有一句——“能活著到達。”名單里，最終只剩下一個人：項與年。
項與年曾隨紅一方面軍轉戰閩贛，膝上有傷，腿腳略跛，卻心思細密。他接過帆布包，翻看那本夾著密碼頁的破舊詞典，沉默良久。夜色里，莫雄低聲說：“老弟，保住命，最要緊。”項與年輕輕點頭，“放心，見不到中央，這口氣我也咽不下。”
為了不讓“特務相”一眼識破，項與年決定把自己改造成叫花子。他走到祠堂后的空地，抄起鐵杵，猛地一磕，四顆門牙應聲而落。撕碎的嘴角立刻滲血，可他只是漱了口，隨手抓起把草捂住。疼？當然疼。可比起十幾萬紅軍的前途，這點疼算什么。
他把情報拆成兩部分：一份縮微電碼藏進字典頁角，用四角號碼檢索；另一份用拇指大的膠囊封好，綁在破布腰帶里。然后，穿上一身補丁摞補丁的短褂，沿著興國、會昌的山道往南潛行。崗哨遍地，土匪也不少。一次查哨，哨兵喝道：“哪兒來的叫花子？”他咧嘴一笑，露出豁口，“討碗飯吃。”哨兵嫌他口臭，揮手放行。疾行三百余里，夜宿荒廟，日伏叢林，他靠半截甘蔗和兩塊紅薯挨過七天。
11月上旬，他終于抵達瑞金。中央首長接過那本看似破爛的字典，翻到約定頁碼，密文一行行顯現。“敵主攻方向變了！”周恩來眉頭緊鎖，立即召集各縱隊負責人。會議室里短暫沉默后，只聽李克農壓低聲音：“敵左翼空虛，我們向西北突圍或是一線生機。”有人猶豫，“這么走，能突破嗎？”周恩來答得干脆，“必須賭，信息可靠。”掛圖在煤油燈下泛黃，新的行軍箭頭已指向烏江。
一個月后，中央紅軍躍出封鎖圈，踏上兩萬五千里長征。后來人們把這步棋稱為“戰略轉移”，卻少有人知道，那紙薄如蟬翼的《剿匪手冊》在背后推了一把。沒有它，敵軍在湘贛邊的鋼軌與碉堡很可能提前收緊，西進路線便成死路。
項與年未跟隨主力北上。他接到新的指令：潛回上海，負責情報電臺聯絡。說走就走，他用半截口琴藏電碼，與日偽、與暗線周旋多年。一次深夜，電波被敵臺捕捉，他在屋頂連換三次頻率，才把情報打完。僥幸逃脫，他拍著同伴的肩膀調侃：“命大，還得干到勝利。”
1949年秋，他已是頭發花白，再見到失散多年的兒子時，已難以咬動熱饅頭，只笑說：“牙是當年留在興國了。”1978年10月，他病逝于龍巖，遺體告別那天，老戰友們默默立正敬禮。有人念起當年毛澤東的評語：“無聲功業，自有史書作證。”這句話，不只寫給項與年，也寫給每一位在暗處燃盡自己的革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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