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以來首次！日本要建中央情報局，再不管東京都成間諜天堂了！

《紐約時報》認證的“間諜天堂”是哪里？答案你可能沒猜到，是東京。

2026年7月12日，美國《紐約時報》刊發了一篇讓日本政府如坐針氈的調查報道。

報道指出，俄烏沖突爆發后，數百名被西方國家驅逐的俄羅斯間諜并未返回莫斯科，而是轉移到了反間諜法律薄弱的日本。

俄羅斯武裝力量總參謀部情報總局（GRU）的資深軍官，甚至在日本最大航空公司“俄羅斯航空”的東京辦事處偽裝成員工開展活動，在日本購買高科技設備等物資，并通過俄航合作企業走私至俄羅斯。

更令日本難堪的是烏克蘭方面給出的數據——據烏克蘭政府估算，俄羅斯發射的導彈和無人機中，10枚就有9枚含有日本零部件。

這意味著，日本的高科技產業不僅未能阻止俄羅斯的戰爭機器，反而在客觀上成為了俄羅斯維持對烏作戰的“關鍵補給站”。

《紐約時報》直言不諱地指出——“日本一直被視為間諜天堂”。

日本之所以淪為“間諜天堂”，根源在于二戰后的歷史遺留問題。事實上，戰前日本的安全情報體系曾十分強大，但在美國對日本的戰后改造期間遭到直接瓦解。

日本情報機構在二戰期間（如著名的“特高課”）的所作所為給日本社會留下了嚴重傷痕，導致戰后長期國內幾乎無人支持成立獨立的間諜機構。

此后的數十年里，日本的情報體系呈現典型的“九龍治水”格局——防衛省、外務省、警察廳及其他國家安全部門各自參與搜集和分析敏感情報信息，但幾乎不會跨部門分享情報。

這種碎片化的情報體系，使日本特別容易受到外國間諜活動的影響。政治人物、學者和記者容易被收買，外國特工則可以不受懲罰地活動。

安倍晉三在2013年重登首相大位后，曾推動《特定秘密保護法》，試圖扭轉日本“機密泄露大國”的形象。

但這一努力顯然未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高市早苗上臺后，決定走得更遠。

2026年4月23日，日本國會眾議院通過“國家情報會議”設立法案。5月27日，參議院以187票贊成、58票反對通過該法案，完成立法程序。

高市早苗在法案通過后對媒體表示：“這是強化日本情報功能改革的第一步。”

根據法案，日本將構建雙層情報架構——

上層是“國家情報會議” ，由首相親任主席，成員包括內閣官房長官、外務大臣、防衛大臣、財務大臣、法務大臣等9至11名內閣要員。

該機構負責審議涉及國家安全與反恐的“重要情報活動”以及外國間諜相關議題。

下層是“國家情報局” ，作為執行機構設在內閣官房，由現有“內閣情報調查室”改組升格而來。初期編制約700人——其中警察廳出身約180人、防衛省約100人、外務省約50人。

但新機構將改變過去主要從公務員系統借調的做法，首次大規模聘用具有AI、網絡與外語能力的民間人才。

國家情報局的預算約為4.07億美元，預計2026年12月前正式運作。該機構將成為日本情報搜集與分析的核心，協調日本政府內部約3.3萬名情報相關人員的工作，并直接置于首相的管理之下。

這還沒完。高市政府還計劃在2027年底前設立專門針對外國的“對外情報廳”，并推進制定《反間諜法》和《外國代理人登記法》。

值得注意的是，在重建情報體系的過程中，高市政府正在積極尋求西方盟國的協助。據《紐約時報》報道，日本領導人近幾個月私下接觸了美國、澳大利亞和德國，就技術人員配置與工作重點尋求建議。

澳大利亞的角色尤其引人注目。澳大利亞駐日大使安德魯·希勒（Andrew Shearer）曾于2020年至2025年12月擔任澳大利亞國家情報總監。

他表示，日本的情報能力“已經停滯數十年”。高市今年5月訪問澳大利亞時，曾當面感謝澳大利亞總理阿爾巴尼斯任命了一名具有情報工作背景的大使。

德國方面，聯邦情報局（BND）負責人近期到訪東京，部分目的就是討論日本的新情報機構以及如何改善兩國之間的情報分享。

至于日本“離不開的老大哥”美國，兩位消息人士透露，美國情報官員已就網絡防御系統、打擊產業間諜活動、如何加強審查外國投資等向日本提出了具體意見。

并非所有日本人都支持這一“大動作”。

法案在國會審議期間，日本民眾在國會大廈附近高舉“反對國家情報局監視公民”的標語牌抗議。許多人擔憂，情報機構缺乏獨立監督機制，會導致民眾遭到無端監控，嚴重侵害言論自由與個人隱私。

日本律師海渡雄一公開表示：“必須明確規定行為準則，指出不得獲取涉及個人隱私的核心信息。”

反對黨立憲民主黨議員福島瑞穗指出，日本戰后決定不設立獨立情報機構，正是吸取了二戰的歷史教訓。她認為新機構可能侵犯隱私權并導致更大規模的國家監控。

為安撫反對聲浪，眾參兩院委員會通過了法案的附帶決議，要求政府注意避免無端侵犯個人信息和隱私，也不得進行損害政治中立性的情報收集活動。

但批評者指出，這些“軟約束”在實際操作中能發揮多大作用，仍是未知數。

從地區安全視角看，日本設立中央情報機構絕非單純的行政改革。

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專家指出，此舉意在“加強首相官邸主導的情報活動”，所獲情報資源將為日本海外軍事行動提供直接支撐。

有評論認為，這標志著日本“再軍事化”從單純的“硬件擴軍”邁入全域聯動、體系化備戰的新階段。

加上日本近年來不斷突破和平憲法限制、持續增加防衛預算、推動殺傷性武器出口等一系列動作，其“情報先行”的戰略轉向值得高度警惕。

正如有分析所言，這絕非普通行政機構調整，而是暗藏顛覆戰后秩序、攪動地區動蕩的巨大隱患。

日本能否憑借4億美元和700人編制摘掉“間諜天堂”的帽子？目前看，答案并不樂觀。

機構能否真正打破部門壁壘實現情報共享？

《反間諜法》能否在保障安全與保護隱私之間找到平衡？

西方盟國的“經驗輸出”是否另有所圖？

這些問題，遠比高市早苗設想的要復雜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