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治中國建設最關鍵地方顯擔當
——行政檢察助力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亮點回望
無聲的手勢里藏著最滾燙的謝意。近日,聽障人士張華(化名)在母親的陪同下,走進江蘇省濱海縣檢察院12309檢察服務中心,向承辦檢察官一遍遍比劃感謝的手語——張華的“已婚”帽子戴了27年,濱海縣檢察院發揮行政檢察監督職能,依托異地協作機制督促民政部門撤銷錯誤婚姻登記,既維護了張華的合法權益,也捍衛了婚姻登記的公信力。
這起看似尋常的婚姻登記行政監督案,正是新時代行政檢察高質效履職的微觀注腳。
法律是治國之重器。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準確把握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工作布局,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行政檢察承擔著促進審判機關依法審判和行政機關依法履職的雙重責任,是落實黨中央全面依法治國戰略,推進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的重要力量。
最高檢黨組強調,行政檢察站位要高、視野要寬,方向要明確、路子要走穩。近年來,全國檢察機關行政檢察部門深入踐行習近平法治思想,從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戰略高度,加快推進行政檢察工作體系、機制、能力建設,監督力度持續加大,監督內容不斷豐富,監督質效明顯提升,在法治中國建設的藍圖上留下越發堅實而清晰的行進足跡。
以檢察之為服務發展之需
法治是最好的營商環境。黨的二十大和二十屆三中全會強調要“營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十五五”規劃綱要再次明確“積極營造一流營商環境”。
近年來,最高檢自覺將行政檢察工作置于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中謀劃推進,將市場經營主體反映強烈的產權保護、社會信用、監管執法等作為履職重點,通過掛牌督辦、實地督導、下發工作提示、推廣大數據法律監督模型等方式加強指導,帶領各級檢察機關以行政檢察之為服務發展之需。
頂層設計之下,基層實踐“有聲有色”。
在湖南省張家界市某區市場監管局與某國際茶業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某省登記結算中心有限公司行政執行監督案中,某茶葉企業涉傳銷被罰6.8億余元后,法院未厘清第三方結算機構履職邊界,在涉案資金已被外地公安機關凍結、結算企業全程依規支付資金的情形下,錯誤認定其擅自劃轉款項,接連凍結該結算企業20個銀行賬戶、2.8億元交易專項資金,致使該結算企業經營瀕臨停擺。省市區三級檢察機關組建專案組,深挖多層級資金結算架構,多方走訪金融監管機構、厘清法律權責,查實該結算企業不存在違規支付、轉移資金行為,同步指出法院逾期不處理執行異議、復議申請等多項程序違法。檢察機關制發檢察建議后,法院迅速全額解凍涉案資金與企業賬戶,企業順利恢復經營。
針對涉企行政處罰中備受詬病的“小過重罰”“同案不同罰”等問題,檢察機關持續加大監督力度。某個體經營戶曾某因銷售一瓶78元的過期葡萄酒被罰款5萬元,訴訟多年無果。申請行政檢察監督后,最高檢審查認為行政處罰“過罰不當”,到當地召開聽證會公開審查,搭建“官民”對話平臺,促使行政機關主動糾正。
2025年以來,行政檢察部門積極參與最高檢“違規異地執法和趨利性執法司法專項監督”,聚焦執法司法突出問題,依法履行行政檢察監督職能,促進營造法治化營商環境。北京、山西、福建、河南、貴州等地檢察機關因地制宜,聚焦行政處罰、行政執行等領域開展特色“小專項”,在護航法治化營商環境的版圖上多點開花。數據顯示,僅2025年,全國檢察機關共辦理涉企行政檢察監督案件4500余件,涉案金額達6.4億余元。數字背后,是一個個市場主體被重新點亮的信心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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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浙江省義烏市檢察院檢察官就一起涉工傷認定行政訴訟監督案,赴現場調查取證。
行政檢察的擔當,不止于平等保護各類市場主體,還在于以司法溫度守護民生底線、夯實發展根基。近年來,聚焦群眾急難愁盼,檢察機關持續深耕民生領域行政檢察監督工作,通過開展社會保障領域行政非訴執行監督活動,緊盯欠薪維權、社保補繳、工傷認定、不動產登記、婚姻登記、戶籍學籍辦理等民生痛點,持續做實人民群眾可感受、能體驗、得實惠的檢察為民。
“新時代,行政檢察在國家整體法治建設中的地位有了新提升,迎來前所未有的蓬勃發展期,是未來檢察改革的一支‘潛力股’。”在全國人大代表、湖南師范大學法學院教授肖北庚看來,行政檢察正以更加精準、更顯溫度的履職姿態,深度融入國家治理體系,在服務發展大局與守護民生福祉中彰顯獨特價值。
以有力監督夯實公正之基
2024年,是行政檢察發展中具有標志性意義的一年。11月初,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二次會議聽取和審議了《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人民檢察院行政檢察工作情況的報告》,這不僅是對檢察工作的有力監督支持,更為行政檢察在新的起點上實現高質量發展注入了新的強勁動能。
最高檢黨組強調,行政檢察重在強化履職,實現有力監督。行政生效裁判監督是行政檢察最基礎、最核心的職能,是行政檢察工作的重中之重。2024年9月,最高檢部署開展了為期兩年的“高質效辦好行政生效裁判監督案件攻堅行動”,引領市級以上檢察院發揮行政生效裁判監督案件辦理“主力軍”作用,加大抗訴和再審檢察建議力度,破解不敢監督、不善監督、監督不力的問題。
數據顯示,過去一年,最高檢加強對重大疑難復雜案件的領辦、督辦,全年向最高法提出行政抗訴23件。全國檢察機關共提出抗訴和再審檢察建議646件,同期法院審結改變率76%。其中,談某工傷認定抗訴案具有標桿意義。當事人在通勤途中因高速路面沉降發生交通事故死亡,當地人社部門及一審、二審法院認定當事人不符合在上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責任”的交通事故傷害情形。檢察機關全面核查案件事實、梳理法律適用規則,依法提出抗訴。最終,最高法再審采納檢察機關監督意見,認定談某受到“非本人主要責任”的交通事故傷害,應屬工傷。
談及此案,全國人大代表、湖北省武漢市電子信息職業技術學校黨總支書記馬丹感慨道,檢察機關以監督促公正,以公正護民生的履職實踐,正是踐行全面依法治國要求的一個生動注腳。
公正不僅要在監督中彰顯,更要在堅持中抵達。云南省檢察機關在辦理一起行政拘留訴訟監督案時,對法院認定某區公安分局對周某作出行政拘留并無不當的事實,開展調查核實,認為周某系對他人的滋事行為進行阻攔,該防衛行為無主觀違法故意、未造成傷害后果,處罰決定事實依據不足,檢察機關通過再審檢察建議、抗訴的方式接續監督,法院最終改判、撤銷處罰決定。
如果說對個案的精準糾偏是“點”上的突破,那么對類案的規則提煉則是“面”上的提升。為持續統一司法尺度、提升整體監督質效,最高檢以行政生效裁判監督為主題發布第58批指導性案例、建設全國行政檢察監督法律文書庫、常態化發布典型案例,通過充分發揮案例指引作用,從個案辦理中提煉類案規則,從源頭上減少同案不同判問題。
在做實行政生效裁判監督這一“重頭戲”的同時,檢察機關持續加強行政審判活動監督以及對行政訴訟執行和行政非訴執行活動的全程監督,力求每一個司法環節都不留監督盲區。
以協同聯動助推法治建設
監督的終極目標,不是為了“挑錯”,而是為了“促治”。近年來,檢察機關堅持監督與支持并重,促進嚴格執法、依法行政,推動行政檢察監督與法治政府建設同頻共振。
機制建設是協同聯動的“四梁八柱”。近年來,最高檢指導各地檢察機關持續推動建立“府檢聯動”機制,促進法治督察與法律監督銜接、行政執法監督與檢察監督銜接走深走實。截至2025年底,已有河北、吉林、山東、安徽、福建、河南、湖北、甘肅、寧夏、青海10個省級檢察院與本級政府簽訂框架性協議和建立聯動機制。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完善行政處罰和刑事處罰雙向銜接制度”。此前,最高檢制定構建檢察監督與行政執法銜接制度11條意見,明確檢察機關行刑反向銜接工作由行政檢察部門牽頭負責,針對檢察機關決定不起訴的案件,經審查認為需要給予被不起訴人行政處罰的,及時提出檢察意見,移送有關行政主管機關,并對案件處理情況進行跟蹤督促,防止“不刑不罰”,確保法律責任全覆蓋。
在此基礎上,最高檢于2024年印發《人民檢察院行刑反向銜接工作指引》,依法規范推進行刑反向銜接案件辦理,嚴格把握“可處罰性”原則,不斷提高檢察意見的精準性,切實做好不起訴的“后半篇文章”。
實踐是最好的檢驗。廣東省中山市第二市區檢察院在辦理一起涉嫌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不起訴案件中,認為被不起訴單位實施了商業賄賂行為,違反相關法律規定構成不正當競爭,遂依法向行政主管機關制發檢察意見。最終,行政主管機關對被不起訴單位罰款30萬元。這起案件生動詮釋了行刑反向銜接從“不刑”到“行”的閉環邏輯,有效避免了“不刑不罰”情況發生。
協同聯動的最終落腳點,是回應人民群眾對公平正義的期待。針對行政訴訟領域長期存在的“案結事不了”問題,檢察機關高度重視協同法院、行政機關等各方力量,依法化解進入檢察環節的行政爭議,把行政爭議法治化實質性化解貫穿訴訟監督辦案始終。
2024年,最高法、最高檢、司法部聯合相關部委構建行政爭議預防與實質性化解“3+N”工作機制。對于合法合理、有化解可能的訴求,特別是因起訴超期、主體資格不符等被裁定駁回起訴,未進入實體審理的案件,檢察機關綜合運用公開聽證、專家咨詢、引導和解等多種方式開展化解工作;對于訴求不合法不合理的案件,則做好釋法說理和心理疏導,實現息訴服判。
數據見證成效。2019年至2025年12月,在法院、行政機關的支持配合下,全國檢察機關共推動行政爭議實質性化解6.6萬余件,其中爭議十年以上的3400余件,有力解決了一批人民群眾急難愁盼問題,執法司法水平和公信力得到提升。
回望“十四五”,在習近平法治思想的引領下,行政檢察的每一步,都穩穩地踏在法治中國建設最關鍵的地方。今年是“十五五”開局之年,全國檢察機關行政檢察部門將持續落實全國人大常委會對行政檢察專項工作報告的審議意見,以監督更深一度推動法治更進一步,持續用力、久久為功,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上,書寫更加厚實、更有分量的答卷。
來源:檢察日報·要聞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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