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梅內伊葬禮上不該出現的一幕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伍麥葉的熏籠精】

7月3日到9日，伊朗為已故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安排了長達一周的悼念儀式，數以百萬計的伊朗民眾和伊拉克什葉派信徒自發參與，形成了當今世界規模最大的一次追悼活動。

這一情況引發了外界關注，促使人們思考，該如何擺脫多年來西方主流媒體強加的濾鏡，客觀和理性地去理解伊朗？

在德黑蘭悼念現場的伊朗女性

“他是卡爾巴拉之子”

按照伊朗官方安排，哈梅內伊及同時遇害親屬的遺體瞻仰儀式先在德黑蘭舉行，然后移至圣城庫姆。接下來，應伊拉克方面邀請，靈柩乘飛機出境，在伊拉克圣城納杰夫和卡爾巴拉先后停駐，最后回到伊朗馬什哈德，在那里下葬。在其期間，伊朗各大城市均舉行悼念活動，每座城市都是一樣的場景，人們涌上街頭，在十字長街匯成海洋，揮舞象征悲悼的黑旗、象征復仇的紅旗。

借助網絡媒體，世界看到了普通伊朗人的真實情感。大男人當眾失聲痛哭，女性面對采訪鏡頭強調“他是我們永難忘懷的父親”。我們可能很難進入那些陌生人的內心世界，但不妨嘗試一下對他們的心情抱以同情之理解。

7月6日，民眾在伊朗首都德黑蘭送別伊朗已故最高領袖哈梅內伊。新華社/邁赫爾通訊社

哈梅內伊的正式頭銜為“阿亞圖拉”，是兩個阿拉伯詞匯“阿亞圖”和“安拉”的連讀。阿亞圖意為“象征，標志”、“奇跡”，也意為“古蘭經的經文”，因此阿亞圖拉這一組合詞的意思是“真主的象征”。在什葉派信徒的觀念里，獲得這一稱號的學者因為學識淵博、富于智慧，對古蘭經及伊斯蘭神學的闡釋擁有絕對權威，所以成為真主的旗幟，是神降下的奇跡。

美國炸掉了真主在人間的信號燈，這對信徒是難以承受的打擊。哈梅內伊遇害當天，伊拉克的什葉派信徒紛紛前往納杰夫的阿里圣祠、卡爾巴拉的侯賽因圣祠，有人扶著圣槨哭泣，有人喃喃背誦經文，但更多的人只是靠著墻壁靜靜坐著，那種信仰屢遭羞辱之后再一次經受踐踏卻無能為力的狀態，讓旁人看了也感到觸動。

在悼念現場情難自禁的伊朗青年

另外，什葉派由于其特定的歷史發展過程，形成了重要的信條——反抗不公正、受難和殉道。該派的一項核心內容為，只能由先知穆罕默德之女法蒂瑪及其丈夫阿里的后代（稱為“圣裔”）擔任全體穆斯林的最高領導——哈里發。然而，這種理論與實際情況相背離：

穆罕默德去世后，阿里在獲選哈里發的過程中備受挫折，最終遇刺身亡。他的對手之一穆阿維葉坐穩了哈里發的位子，建立了伍麥葉王朝。在穆阿維葉的兒子亞齊德繼任哈里發期間，發生了什葉派歷史上最重要的歷史事件——卡爾巴拉慘案。在卡爾巴拉，阿里的第二個兒子、穆罕默德之孫侯賽，因與其家屬和少量追隨者遭遇亞齊德的大軍圍困，侯賽因本人力戰而亡，兩個兒子、一個侄子都遭到殺害。

油畫作品中侯賽因的戰斗形象

此后，什葉派堅持推舉侯賽因唯一幸存的兒子及其后代為“伊瑪目”（該教派的最高領導人），這也導致穆罕默德這一支脈的子孫不斷遭受歷任哈里發的迫害、監禁和追殺。最終，什葉派創造出一種理論，認為圣裔伊瑪目進入了“隱遁”狀態，生活在玄妙的“妙體世界”，但終有一天他將在神意的安排下歸來。

如此的歷史經驗讓什葉派建立了反對不公正、反對暴君和暴政的信念，也產生了受迫害情結，并頌揚殉道精神。可貴的是，教派在發展中融入了一項動人的思想：為弱者、窮苦人、遭受不公待遇的群體、受壓迫的人民抗爭，而弱者、窮苦人只要得到正確的領導，就能獲得斗爭的勝利。在悲悼現場，一位青年教士在談到當前局勢時就說：“歷史站在窮人的一邊，窮人將創造歷史。”

美國對伊朗的打壓和制裁持續幾十年，搞得伊朗經濟停滯，人民生活水深火熱，在如此情境之下，哈梅內伊遭美方空襲身亡，與什葉派的殉道敘事正相契合，因此激發起伊朗民眾和各地什葉派教友的巨大情感。

歷史也驚人地相似。在卡爾巴拉慘案里有一段情節，當時侯賽因有個剛出生的兒子，在斷水三天的情況下，侯賽因抱著襁褓登上山坡，向圍困軍隊喊話，請求他們給一點水，但是對方直接放箭射殺了那個嬰兒。

什葉派會采用真人模仿的形式再現卡爾巴拉慘案的情節，教友圍觀時則往往掉淚

在哈梅內伊的事件里，與他一同遇害的還有女兒、兒子、兒媳和一個外孫女扎哈拉（意為“花”，穆斯林女性的常用名之一），而扎哈拉是名十四個月大的幼兒。換位思考，站在伊朗人的立場，悲慟哭泣十分順理成章。

須知，哈梅內伊生前的形象并不完美，圍繞他的爭議一直存在，然而“殉難”讓他獲得了徹底的凈化；他像蘇萊曼尼將軍一樣，得到“舍西德（殉道者、烈士）”的敬稱。在悼念現場，人們反復呼喊的名字有穆罕默德，還有阿里和侯賽因，人們把他們當做勇氣的來源、信念的支柱，也表達了視死如歸的氣概和復仇的決心。伊拉克南部的男子們用當地民歌調子唱誦：“人們說這里來了一位客人，人們說他的祖先們已經前來迎接他。他不僅是個貴人，還是信仰的權威。他是卡爾巴拉之子，是堅信者之子，是伊斯蘭的烈士……”

我曾經寫文章批評，美國老男孩們在處理伊朗和中東事務時最大的缺點是沒文化，很顯然也沒個好人幫我把這么中肯的意見傳給他們。

哈拉的小小棺木隨著長輩們的靈柩一起，到達卡爾巴拉侯賽因圣祠，媒體評論說：“這是最小的棺具，卻最難抬起。”

被污名化的當代伊朗

對我們來說，伊朗當前的國情十分陌生，大家聽到該國是“神權政體”，由神學教士們掌管國家，會覺得難以理解。

我們不該忘記，在二戰結束后，亞非拉興起了轟轟烈烈的反帝反殖民運動，大中東是其中的耀眼篇章。在那段歷史中，中東一如其他地區那樣，有兩項外來因素起到難以估量的作用，一是來自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的支持和影響，二是美國刻意在該地區驅逐英法等歐洲舊殖民勢力，致力于將該地區納入美帝國主義的控制之下。后來，這種形勢又演變成美蘇爭霸。

大中東的反帝反殖民運動中，有兩類案例比較醒目。一是接受過現代軍事教育的軍官群體推翻舊體制，建立新型國家政權。那些軍官往往是激進的西化精英，同時受到社會主義思想感召，因此他們會推行全盤西化的改革，迅速建立世俗國家和世俗社會，罷黜舊傳統和舊文化，并在一定程度上嘗試社會主義實踐，想要通過這些途徑把國家帶入現代文明。其中一些領導者善于在美蘇之間搞平衡，于是在冷戰時期一度形成了經濟繁榮、文明進步、人民安居樂業的局面。

這些國家的一個致命弊病是，社會中上層快速西化，下層卻停滯不前，結果導致了嚴重的社會割裂。城市里中產階級的女孩們穿著短到大腿中部的超短裙，淳樸的底層百姓看在眼里，只會覺得都冒出些什么妖孽。一旦貪污、貧富不均等情況變得嚴重，底層群體便會把原因歸咎于超短裙之類的西化現象上。殘酷的是，蘇東解體后，這些當初由西化軍人建立的世俗國家遭美國一一摧毀，陷入分裂和動蕩。

伊朗巴列維王朝時期的女性

二是最初由英國扶植的君主制國家，在二戰后，美國毫不留情地把英國勢力趕走，將那些君主國轉為自家“資產”。伊朗巴列維王朝就屬于其中的典型案例。但是，來自美國的帝國主義勢力遭到了一支古老文明的阻擊，伊朗社會全體總動員，推翻了君主制，驅逐了美國的控制和干擾，按照伊朗人民設想的藍圖建立了他們想要的政體。

因此，必須認識到，在20世紀世界范圍內的反帝反殖民、謀求獨立自主、追求平等和尊嚴的場景中，1979年伊朗革命是光彩獨特的一塊拼圖。黃婧怡在《伊朗：在失望與希望中前行》一文中指出：

“以‘獨立、自由、伊斯蘭共和’原則為標識的1979年伊斯蘭革命，是奠定當代伊朗核心意識形態的歷史基石。1979年12月3日由全民公決通過生效的《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憲法》這樣敘述1978-1979年伊朗革命的性質：‘這場偉大的運動，依靠信仰、團結、與領導層在每個關鍵時刻的決心、和人民的自我犧牲精神，最終取得了勝利，粉碎了帝國主義一切算計，摧毀了它的制度，在世界范圍內的人民革命中掀開了一頁新篇章。”

所以，在1979年獲得勝利的伊朗革命斬斷了美國操縱這個西亞大國的黑手，挫敗西方資本妄圖用所謂“美式和平”籠罩整個中東的野心。這是美國權勢集團絕對不能忍受的情況，因此幾十年來，美國用盡一切手段企圖摧毀伊朗，其在上世紀50至70年代用于中國的手段——經濟封鎖，也被用到伊朗那里。美國掌權者妄圖用經濟絞殺并摧毀伊朗人民的意志，讓他們最終因忍受不了饑餓和絕望而起來推翻“獨裁政權”。談到這里，你會不會想到當年侯賽因抱在手中登上山坡的那個嬰兒？

1979年1月，巴列維國王在伊朗持續發生數月抗議罷工后離開伊朗。2月，流亡巴黎的霍梅尼返回德黑蘭，發動伊斯蘭革命。AP

幾十年來的美伊沖突，本質就是霸權與反霸權的沖突，伊朗人民堅持主權完整、獨立自主的權利，而美國權勢集團一定要剝奪伊朗人民的主權和獨立。其他的一切，都只是擺在臺面上的借口，就算沒有核問題，美國也會找到其他興師問罪的理由。

不過，我們會疑惑，在1979年獲得勝利的那場革命中，伊朗明明是要擺脫舊的封建制度，建設一個現代文明社會，為什么會采用“伊斯蘭共和”的形式？這是一個復雜的議題，多種因素在其中發生作用。這里只談兩項值得注意的因素：

第一，從20世紀上半葉開始，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運動在伊朗蓬勃發展，盡管巴列維王朝持續鎮壓也未能熄滅該運動的火焰。1979年革命中，社會主義者起到關鍵作用，他們和伊斯蘭主義者聯合在一起，取得了反獨裁運動的成功。然而，當革命勝利之后，他們卻未能建立起社會主義政體。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結果？伊朗裔美國中東研究專家瓦利·納斯爾在《伊斯蘭資本主義的興起》一書中認為，關鍵在于伊朗社會主義者是一些缺乏實踐能力的知識分子，他們未能讓工人農民理解社會主義理念，也就未能獲得后者的支持。同時，底層大眾始終生活在傳統文化里，熟悉并信仰什葉派，于是自然追隨霍梅尼，而群眾的立場舉足輕重。

然而，從另一方面思考：假如當年社會主義者真的在伊朗獲得成功，這個國家是不是很快就會陷入與阿富汗一樣的悲劇命運呢？也許，伊朗人民選擇“伊斯蘭共和”制，是他們心目中的古老智慧發揮了作用，讓國家在尖銳和兇險的冷戰局勢里避免了更危險的命運。

第二，穆斯林大眾自幼在生活中接受到的信息，讓他們形成了一種基本印象，那就是政教合一、由智慧的宗教學者裁決社會各方面事務，是唯一的理想社會模式。

例如，在先知穆罕默德最初創立的穆斯林社團里，先知既是宗教領袖，也是政治和軍事領袖，還是信眾生活的指導人。在隨后的四大正統哈里發時期，情況也類似。于是，在很多信眾的認知里，回歸源頭就是回歸伊斯蘭的黃金時代，只有按照先知當初設立的模式建立完整、統一的伊斯蘭社會，穆斯林才能擺脫近代以來貧窮落后、遭受外來勢力掠奪和壓迫的命運。

越是身處底層的民眾，其接受信息的范圍越窄，他們無從聽說還有其他可能的選項，于是最容易傾向原教旨主義。在1979年伊朗革命中，這些樸素的民眾構成了霍梅尼的群眾基礎。

由于外界不了解1979年伊朗革命的復雜性，就給西方輿論鉆了空子。伊朗伊斯蘭共和國遭到妖魔化和漫畫化，很多人以為伊朗的教士們都愚昧無知、冥頑不靈，整個國家自我封閉在中世紀式的落后里。

實際上，千百年里，伊斯蘭教形成了精密的教育體系，其高級教士（也是學者）會接受長期的嚴格教育。近代以來，這一體系注意接受西方文明的影響，并不固步自封。

例如哈梅內伊，據悉他精通四門語言，熱愛文學和詩歌，推崇維克多·雨果，曾向民眾推薦《悲慘世界》；在波斯和阿拉伯的詩歌與文學領域尤其富有修養，因此其講演極具文采；英語流利，閱讀英語小說和英文政治文章，對新技術和變化中的當代世界十分關注。同時，他還是伊朗軍事戰略的幕后操盤手之一，曾多年在軍事院校執教，伊朗發展無人機和建立地下導彈工廠的策略，很多伊朗人——尤其是“自由派改革家”們——都持續反對，但哈梅內伊一方面容忍輿論批評，一邊堅持發展不動搖。可見，伊朗的當代精英絕不是西方漫畫里推銷的那種愚昧形象。

伊朗革命衛隊公開了儲備有大量無人機、火箭炮等武器的地下隧道的影像。視頻截圖

在這樣的精英帶動下，1979年以來，伊朗實際上是在嘗試將伊斯蘭社會模式與現代化加以結合，有點“伊斯蘭為體，西方現代化為用”的味道，因此引入議會、選舉等西方民主制度，注重現代教育，致力于工業和科技建設。據稱，伊朗在當今是民眾受現代教育程度最高的國家之一。

這是一場將既有民族遺產與先進文明成果相結合的社會實驗。18世紀以來，在世界范圍內，各個國家和地區嘗試建設現代文明社會的努力層出不窮，當代伊朗的實驗正是其中的案例之一，反映出現代化實踐的多樣性。這場社會實踐可能路徑不對，也未必能取得好的結果，但人類是通過無數次試錯一點點積累正確的經驗。

不該出現的一幕

進入新世紀以來，關于上世紀反帝反殖民風云的記憶逐漸淡去，左翼精神變了味道，保守風潮在世界范圍肆虐，思想界沉渣泛起，伊朗難以避免受到時代風氣的影響。

在伊朗，圍繞“粉碎帝國主義制度”“人民革命”的一套話語日益消散，宗教成為唯一的心靈支柱。于是，人們的思想路徑越來越單一，只有宗教信仰一條單軌可供運行。如此的情況導致的結果是，在外來的強大壓力之下，從國家到個人，對信仰的依賴程度越來越強烈，在宗教理念上也越來越偏激。在悲悼現場，當記者詢問“你為什么前來悼念？”，幾乎所有的回答都是：“因為我是穆斯林，我是什葉派。”這種對細化的信仰者身份的強調，難免會妨礙視野，讓人只見樹木，不見森林。

沙特外交副大臣出席哈梅內伊葬禮沙特通訊社

哈梅內伊葬禮上有一項重要環節，百余國家和團體依次至靈前致意。（插一句，來自世界各地的女性伊斯蘭神學學者組成一支團隊到場吊唁，這一安排反映出當代伊朗的開放性。）伊方為每一支吊唁的隊伍都安排了一段古蘭經經文（原詞即是“阿亞圖”），當來賓肅立靈前時，由專人在一旁吟唱。輪到沙特代表團站立靈前時，配唱的經文竟然是：

“（大意）當兩軍相遇時，確已顯示給你們跡象：一支遵安拉之道而戰，另一支則是卡菲爾（卑劣而不信道的人）……”

虔誠的穆斯林自小學習古蘭經，對經文及其釋義爛熟于胸。像沙特代表團成員那樣的上層家庭出身人士更是如此，因此當場就能聽懂其意思。當天的悼念儀式對全世界直播，無數觀眾都看到了那個時刻。穆斯林社會為之轟動，網絡主播們以奔走相告的方式爭相發布視頻幫網民們咂摸個中滋味。大家眾口一詞，都清楚伊朗就是直接斥責沙特是“卡菲爾”。

對穆斯林來說，罵他是卡菲爾實在是最嚴重的侮辱，因為這相當于罵他根本不是穆斯林，罵他是魔鬼撒旦的信徒。這是對一位穆斯林的徹底否定。更何況，在經文里，這段話的前一句是宣判卡菲爾將下火獄，歸宿至慘。這事“懂的都懂”，而不懂的人經懂的人奔走相告，也就懂了，所以，對吃瓜群眾來說，這次是看了沙特一個大笑話。

聽到經文時的沙特代表

實情是，激進的遜尼派和什葉派互相認為對方是卡菲爾，他們一致相信，卡菲爾比異教徒和無神論者還壞，因為后者只是無可救藥的蒙昧，但卡菲爾卻是純粹的壞、是邪惡。

中東是一場大悲劇，其中套著無數小悲劇，穆斯林們在信仰上的黨同伐異正是其中的小悲劇之一。1979年以來，伊朗與沙特兩國長期處于敵對狀態，也是互相認定對方是卡菲爾，尤其是沙特方面，經常公開攻擊伊朗“邪惡”。然而，這一次，沙特展示出寬闊胸襟，派代表團前來吊唁，這一舉動發出了多重信號，其中很重要的一個是，表達沙特對伊朗人民的信仰的尊敬，對他們不幸命運的同情，也表達希望兩國互相寬容和理解的意愿。

結果伊朗當眾甩給沙特一個“大壁兜”，沙特政府如果沒有任何反擊動作，只怕都難以給本國百姓一個交代。在關注中東的外人看來，不管如何判斷沙特，不管多年來沙特的行為有多大爭議空間，終究是伊朗的舉動不夠明智，缺乏氣度，令人遺憾。

這一事件恰恰也反映出伊朗當今在政治思想上的局限性。中東局勢錯綜復雜，多方參與其中，各種因素糾結在一起，最需要理性應對。但是伊朗人把盤根錯節的形勢簡化為一場漫長的“圣戰”，將自家歸為遵循正道的一方，承受著不公正、苦難和犧牲，其他與伊朗利益相沖突的群體都是卡菲爾，這就很難做到“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敵人搞得少少的”。

伊朗目前采取的這條路徑最終會把自己帶到哪里？葬禮過后，伊朗百姓仍要面對幾十年來如噩夢般纏身的難題，諸如物價飛漲、匯率暴跌……假如戰事持續，伊朗經濟恐怕會更加惡化，民生更加困苦，那么哈梅內伊“殉道”所激發的虔誠心態和愛國熱情能持續多久？

有位阿拉伯學者宣稱，在當前形勢下，中東已然變成“地緣政治的地獄”。若真如他所言，伊朗能憑借古老智慧闖出一條生路嗎？波斯民族能否和阿拉伯民族最終攜起手來，共同殺出帝國主義用以困死他們的地獄，創造屬于中東人的未來？這是世界的疑問，也是世界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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