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的終結已然來臨

? Wordsworth Editions

利維坦按：

兩千多年前，亞歷山大圖書館試圖匯聚人類全部的知識；古騰堡印刷術讓閱讀走向大眾，并塑造了現代科學、啟蒙思想與民主社會。數百年來，閱讀不僅是一種獲取信息的方式，更是一種訓練思維的技術——它要求人們在長時間的專注中理解復雜概念、建立邏輯聯系，并與作者展開跨越時空的對話。然而，當智能手機、短視頻和生成式 AI 成為知識傳播的主要媒介時，這種能力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衰退。

我們正在步入一個“后讀寫時代”：人類并非失去了識字能力，而是逐漸失去了閱讀長篇文本、綜合信息與獨立思考的習慣。真正消失的，也許不是閱讀本身，而是閱讀所塑造的思維方式。當社會越來越傾向于依賴即時、碎片化的信息，人類文明賴以積累知識、傳承思想和形成公共理性的基礎，也正在悄然發生改變。

傳說在2300年前，埃及國王托勒密一世（King Ptolemy I）要求他的宮廷顧問收集世界上所有的文字作品。曾追隨亞歷山大帝征戰的托勒密，憧憬著建立一座能守護人類全部知識總和的圖書館。他的繼任者們繼承了這一遺志。皇家軍隊搜查了每一艘抵達亞歷山大港的船只以尋找卷軸。這些卷軸隨后被存放在“繆斯神廟”（Mouseion）中，這是一座效仿亞里士多德的呂克昂學園（Lyceum）而建的圣所。據傳，亞里士多德本人的藏書也在此列。

亞歷山大圖書館的大部分歷史已經湮滅。但我們知道，這里曾是前現代世界諸大最偉大的智識成就的誕生棲息地。國王出資供養學者在圖書館內生活與工作，且藏書對所有“渴望學習的人開放，以此鼓勵整座城市獲取智慧”，一位到訪的希臘修辭學家曾這樣寫道。正是在這座圖書館里，埃拉托斯特尼（Eratosthenes）計算出了地球的周長，芝諾多圖斯（Zenodotus）校訂了最早的荷馬史詩手稿。撰寫了幾何學《幾何原本》的歐幾里得，或許也曾在此求學。

由德國藝術家奧托·馮·科爾溫（O. Von Corven）在十九世紀創作的亞歷山大圖書館想像圖，部分基于當時的考古證據繪制。? wikipedia

然而，這種學術盛景并未長久。到了公元400年，圖書館已不復存在。許多學者將其毀滅視為歷史上最嚴重的知識浩劫，以及黑暗時代的開端。幾個世紀以來，歷史學家們一直在仔細剖析殘存的莎草紙碎片，試圖弄清到底哪里出了問題。

傳統觀點認為，罪魁禍首是戰爭。在公元前48年的亞歷山大圍城戰中，尤利烏斯·凱撒（Julius Caesar）放火燒毀了至少4萬卷卷軸。圖書館此后以縮減的規模茍延殘喘，直到公元四世紀，亞歷山大總主教的追隨者們洗劫了存放剩余手稿的異教神廟。但當代歷史學家往往不再看重這些戲劇性事件的影響，轉而歸咎于一個更平淡無奇的死因：疏忽。

維護這批藏書是一筆巨額開銷。潮濕、老鼠和昆蟲慢慢蠶食著莎草紙卷軸。抄寫員不得不趕在舊文本腐爛、變得無法辨認之前，不斷進行重新謄抄。最終，維護圖書館的挑戰壓倒了保護它的意志。“并非圖書館的消失導致了黑暗時代的到來，也不是它的幸存就能改善那個時代，”古典學學者羅杰·巴格納爾（Roger Bagnall）曾寫道。圖書館的消亡恰恰表明，黑暗時代早已來臨。

大約2000年后，在截然不同的環境下，黑暗再次降臨。美國人，這個曾經以識字率高而自豪的社會，如今的閱讀量遠不如從前。根據美國國家藝術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對全美閱讀習慣進行的最全面調查，在2022年，只有不到一半的成年人表示讀過任何種類的書[1]。僅有38%的人讀過小說或短篇故事。一項分析了《美國時間利用調查》中23.6萬份答卷的研究發現[2]，在任何給定的一天中，出于消遣目的而閱讀的美國人比例，從2004年的28%下降到了2023年的16%。（該研究調查的對象包括閱讀紙質書、雜志、報紙，收聽有聲書，或閱讀電子書的人。）賭博甚至成了比讀書更常見的休閑活動：去年，有57%的美國人參與了下注。

美國1950年代兒童的“夏季閱讀”。? X

閱讀量的下滑橫跨了各個年齡層、性別和教育背景。即使是傳統上閱讀量最大的群體——退休人員、女性和大學畢業生——也出現了大幅下降。

而且，人們即使讀書，書中的字句也變得比以前更加簡單。《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上的句子長度比一個世紀前縮短了大約三分之一[3]。句子長并不一定更好，但它們曾經的普遍存在表明，美國人曾經有過閱讀嚴肅文學作品的意愿和能力。據《出版者周刊》（Publishers Weekly）記載，1958年，帕斯捷爾納克（Boris Pasternak）的《日瓦戈醫生》（Doctor Zhivago）英譯本是當年的暢銷小說。帕斯捷爾納克筆下的句子漫長且復雜：

“在山中那個溫暖、陰沉的清晨，日瓦戈為沙皇感到惋惜，一想到如此缺乏自信的內斂與羞怯竟能成為一個壓迫者的核心特質，想到一個如此軟弱的人竟然能判處囚禁、絞刑或予以赦免，他的內心就感到不安。”

而去年的暢銷小說榜首則是《收割日出》（Sunrise on the Reaping），這是青少年系列小說《饑餓游戲》（Hunger Games）的最新續作。紐約公共圖書館首席館長布萊恩·班農（Brian Bannon）告訴我，青少年小說是該圖書館最受歡迎的借閱類別之一——其中不乏顯然不再年輕的成年讀者。最受歡迎的成人小說則是浪漫奇幻冒險小說《黑曜石之暴》（Onyx Storm）。無論這本書能帶來何種閱讀愉悅，它絕非帕斯捷爾納克那種風格：“他盯著我時，方形下顎的一塊肌肉在抽動，令他那長著胡渣的臉頰上泛起微黃褐色的肌膚漣漪。”

美國人通過閱讀獲取新聞的比例也大不如前。1975年，大約有一半的二十多歲年輕人表示他們每天都讀報紙。如今，這一比例還不到10%。大多數美國人現在通過手機和電腦獲取新聞，40%的人表示，相比于閱讀新聞，他們更傾向于觀看或收聽網絡新聞。

? Media Storehouse

這種轉變通常被稱為“識字危機（或閱讀危機）”。美國人的基本閱讀能力的確在下降。在過去十年間，四年級和八年級的閱讀成績一路下滑。美國學校圖書館員協會董事會成員阿曼達·科德利斯基（Amanda Kordeliski）告訴我，她和同行們不得不購買新書，以適應學生們退化的閱讀水平。其中最受歡迎的是漫畫小說（Graphic novels）：比如針對小學生的改版經典《神奇樹屋》系列，以及針對初高中生的日本漫畫。

在2024年的一項全國性測試中，僅有35%的高中畢業班學生在“分析復雜的虛構主題”和“評估作者論點的有效性”等技能上達到了“熟練”水平[4]。大約同樣比例的學生得分低于“基礎”水平，這意味著他們可能難以從文本中明確包含的概念里得出結論，或者無法利用上下文線索來確定生詞的含義。成年人的識字率得分也有所下降：近30%的美國成年人無法對一篇多頁的文本進行改寫或做出推斷[5]。而在2017年，這一數字還不到20%。

然而，奇怪的是，美國人現在讀到的字數可能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多。改變的是他們讀什么，以及怎么讀。人們被電子郵件、短信、X（原推特）帖子、Reddit帖子、Instagram配文所轟炸。這種文本碎片的爆炸式增長，代價是人們無法再將持續的注意力投入到傳遞豐富且復雜信息的長篇書寫作品中。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的認知神經科學家瑪麗安娜·沃爾夫（Maryanne Wolf）指出，人們正在失去對文字進行深度思考的能力。這并不意味著他們忘記了如何解碼單個單詞，而是正在失去理解和綜合提煉的高階能力。換句話說，美國并不是“文盲”，而是進入了“后文字時代”（postliterate）。

? Happily Ever Adventures

情況即將變得更糟，而且速度極快。下一代人的閱讀量遠不如現在的成年人小時候。耶魯大學和康涅狄格大學哈斯金斯全球識字中心（Haskins Global Literacy Hub）的主任本杰明·鮑爾斯（Benjamin Powers）告訴我，幼兒園老師說他們的很多學生都不知道童謠或童話故事。（在對23.6萬名美國成年人的調查中，在任意給定的一天里，只有2%的人會給孩子讀書。）從1984年到2025年，表示自己很少或從未為了消遣而讀書的13歲青少年比例從8%飆升至29%。孩子的年齡每長一歲，他們對閱讀的喜愛就減少一分。美國藝術與科學學院的項目主管羅伯特·湯森（Robert Townsend）最近組織了焦點小組，詢問高中生對休閑閱讀的看法。他告訴我，大多數學生認為這是一種“陌生的行為”。

甚至對于社會中一些受過最好教育的成員來說，閱讀也開始顯得多余。哈佛大學負責人文和社會科學支持的助理主任瑪格麗特·倫尼克斯（Margaret Rennix）告訴我，她曾與一名在閱讀“古英語”書籍時感到吃力的學生交談。而那本讓學生痛苦的書，居然是安東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1962年的小說《發條橙》。（該學生最終使用ChatGPT將這本書“翻譯”成了更簡單的語言。）

不久前，一位哈佛大學的社會學教授因課程評估中學生抱怨作業中包含大量艱深閱讀而大感困擾，于是邀請倫尼克斯去他的課堂上為閱讀“辯護”。她不得不向這些就讀于美國最頂尖學府、修讀一門植根于文字觀察、論證和分析的學科的學生解釋：摘錄和摘要根本無法捕捉到一篇完整一手文獻的深度與復雜性。倫尼克斯告訴我，一些學生現在將閱讀視為一種不必要的、令人負擔沉重的獲取知識的方式。“在他們看來，”她說，“教授們要求他們閱讀，是在任意地扣押信息，強迫學生通過這種更為困難的媒介來獲取知識。”

? TeachHUB

對于一位在擁有169年歷史的雜志撰稿的人來說，為閱讀搖旗吶喊似乎有些自私之嫌。但在后文字時代，蒙受損失的絕不僅僅是那些靠文字謀生的人。閱讀不僅僅是一項技能，或者眾多溝通模式中的一種。我們用來相互互動的媒介塑造了我們所居住的世界。早期人類花了數千年的時間只靠聲音交流。閱讀和寫作的出現改變了社會，它改變了人們的意識和政治，以及人類所能實現的智力壯舉。閱讀的衰退也將帶來同樣規模的變革。它將影響我們內心最深處的想法、我們社會的政治與文化，以及我們如何講述自己文明的歷史。如果我們仔細觀察，就會發現這些變化已經開始。

閱讀從來都不是與生俱來的本能。人類大腦中并沒有天生用于將字母串聯成單詞、并將它們與現實世界中的對應物聯系起來的認知機制。為了閱讀，人們不得不重新開發利用大腦中原本用于言語和物體識別的區域。這種行為大約在6000年前首先出現在美索不達米亞。在此后的數千年里，大多數人口都是文盲。直到1440年約翰內斯·古騰堡（Johannes Gutenberg）發明印刷機之后，識字才成為一種大眾現象。

藝術家描繪的約翰內斯·古騰堡在他的工作室里，展示他的第一張校樣。? Britannica

書面語與口頭語言有著本質的區別。文字將信息與傳達者分離開來，使得信息能夠比在口頭社會中更理智、客觀地傳播。因為寫下一個句子比說出來花費的時間更長，寫作迫使作者放慢速度并進行反思。書面語言往往比口頭語言使用更復雜的句子結構和詞匯。而且與言語不同，文字不會消失在虛空中。讀者可以反復閱讀文本，從中探尋新的含義和理解。正因為文字能夠持久保存，個人可以暫時忘記自己寫過什么，但深信它不會永遠丟失。這釋放了大腦的空間，讓人類得以思考新的想法并做出新的發現。

“文字對人類意識的改變，超過了其他任何單一的發明，”歷史學家兼耶穌會神父沃爾特·J·翁（Walter J. Ong）在其1982年的著作《口語文化與書面文化》（Orality and Literacy）中寫道。他認為，識字創造了內心專注、延伸聚焦和邏輯推導的條件。它允許了一種全新的理性、線性以及分析性思維。

翁引用了神經心理學家亞歷山大·魯利亞（Alexander Luria）個案研究。魯利亞在20世紀30年代前往烏茲別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的偏遠村莊，當時那里的農民正開始接受基礎的讀寫培訓。魯利亞在茶館、田間營地和晚間的篝火旁會見了他的研究對象。在那里，他提出了許多問題，旨在闡明文盲農民和識字農民在思維方式上的差異。魯利亞告訴農民們：“在極北之地，所有的熊都是白色的。新地島（Novaya Zemlya）就在極北之地。”然后他問他們新地島的熊是什么顏色。識字的農民能夠完成這個三段論。但文盲農民拒絕嘗試，解釋說他們從未去過北方，因此無法回答。學會識字似乎傳達了一種邏輯和抽象思考的能力，而不僅僅是認字本身。

后來的學者將這些新思維模式歸功于生活在識字社會中的其他方面，而不僅僅是閱讀本身。但翁的核心論點依然成立：印刷文化重視長篇大論、組織嚴密的論證。尼爾·波茲曼（Neil Postman）在1985年寫道：“寫作凝固了言語，并因此孕育出了語法學家、邏輯學家、修辭學家、歷史學家和科學家——所有這些人都必須將語言置于眼前，以便看清它的含義、錯在哪里以及將走向何方。”閱讀和寫作的出現，是哲學、現代科學、作為學術事業的歷史學以及藝術評論誕生的先決條件。

? Ancient Apostolic Church

這些變化具有巨大的顛覆性。隨著識字在社會中普及，它推動了政治動蕩和革命。在美屬殖民地，愛國志士的領袖利用報紙和傳單來煽動反英情緒。本杰明·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在1782年寫道：“古羅馬和古希臘的雄辯家只能對在他們聲音所及范圍內聚集的公民發表講話。現在，通過印刷機，我們可以向各個國家喊話；好書和寫得好的小冊子具有偉大而普遍的影響力。”

美國的開國元勛們利用一份印刷文件構建了他們的新國家，并堅信他們設計出來的體系之所以能夠運轉，正是因為公民將是明智的讀者。富蘭克林本人就是一位報紙出版商，并建立了美國第一家租借圖書館。他在自傳中寫道，“這些圖書館改善了美國人的總體談吐”，并“使普通的商人和農民變得像來自其他國家的大多數紳士一樣聰明”。在很早的時候，美國人就將保持信息靈通視為一種公民責任、甚至是道德命令。

當然，這個新生的共和國并不總是冷靜客觀分析的避風港。開國元勛們在報紙上攻擊敵人，散布謊言以煽動公眾反對他們的對手。托馬斯·杰斐遜（Thomas Jefferson）的一位盟友曾稱約翰·亞當斯（John Adams）具有“丑陋的陰陽人之流的性格，既沒有男人的力量和堅定，也沒有女人的溫柔和敏感”。

閱讀的機會也并非均等分配。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大批美國人無法通過聯邦政府的識字測試——特別是在南部，在那里，阻止黑人識字是白人至上主義政府的支柱。

但從一開始，文學就是許多美國人娛樂、意義和連接的重要源泉。他們共享著來自《圣經》和英國文學的一套參考典故。查爾斯·狄更斯深受美國讀者的愛戴，以至于他在1842年訪問紐約市期間理發時，仰慕者們紛紛涌來收集理發師剪下的碎發。

? Penna Volans

在19世紀，寫信是一門藝術，甚至與摯愛的通信也是用一種優雅、正式的文體寫成的。“我們現在看會覺得很不可思議：一個南北戰爭時期的士兵給妻子寫信，他滿身是泥地呆在帳篷里，寫起信來卻像是莎士比亞，”哥倫比亞大學的語言學家約翰·麥克沃特（John McWhorter）告訴我。“你會想，難道他不能對自己的妻子放松一點嗎？但事實是，這在本質上就是他在給她送玫瑰花。”

薩繆爾·D·洛希德（Samuel D. Lougheed）曾在聯邦軍隊的密蘇里第八志愿步兵團服役，該團參加了夏洛戰役和維克斯堡圍城戰。1862年10月，他寫信給妻子：

“躺在戰場上，滿身是自己的鮮血，然后死去，這是艱難的。看到強壯奔騰的戰馬將垂死者和死者踐踏在它們無情的蹄下，這是艱難的。沒有親愛的妻子在身邊說一句安慰的話，沒有在世的姐姐或母親在人類歷史上最悲慘的時刻給予解脫。噢，人性。噢，戰爭的恐怖。”

1962年，媒體理論家的開山鼻祖馬歇爾·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預測，西方世界將變成他所謂的“后文字時代”。在當年出版的《古騰堡星系》（The Gutenberg Galaxy）一書中，他指出這樣一個時代已經開始——電子媒體正在取代書面文字。當時，90%的家庭擁有電視機，而僅在十年前，這一比例還只有9%。電視正成為美國人的主要新聞來源。平均每個家庭每天在電視機前花費超過五個小時。

從現在來看，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美國似乎并不像后文字時代。戰后，這個國家以驚人的速度變得更加富裕、受教育程度更高。它對書面文字的渴望，以及對創造文字的知識分子的尊崇，似乎正處于不斷增長的勢頭之中。1964年，當時發行量超過300萬份的《時代》雜志，將以描寫郊區生活沉悶的黑色寓言而聞名的作家約翰·契弗（John Cheever）作為封面人物。這篇題為《奧西寧的奧維德》的文章以引述《變形記》序詩的長段落開篇。在契弗著名的短篇小說《五點四十八分》(The Five-Forty-Eight)中，主人公登上了這趟與標題同名的火車，迎面迎來了一幅在當時再熟悉不過、如今卻顯得新奇異樣的畫面：滿車廂的通勤族都在閱讀晚報。

但電視正在改變美國人生活的節奏和習慣。1985年，麥克盧漢的朋友兼弟子尼爾·波茲曼出版了《娛樂至死》（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他認為，電視綁架了美國人的注意力，并將政治變成了廉價的娛樂。“問題不在于電視為我們展示了具有娛樂性的題材，而在于所有的題材都以娛樂的方式被展示出來，”波茲曼寫道，“電視是我們文化了解自身的主要模式。”當時，美國普通家庭每天觀看電視的時間超過七個小時，這一數字到2010年上升到了近九個小時。

如果說電視擠占了閱讀所必需的安靜時間，那么寬帶互聯網和智能手機則讓閱讀變得幾乎不可能。就在不久前，家庭熒幕娛樂還是有限的。節目在特定的日子、特定的時間播出。如果你想看一部老電影，你得穿上鞋走到錄像帶出租店。在那種環境下，書籍還能與之競爭。至少有些人會在睡前關掉電視，看一本書。

而現在，娛樂是無限的。這里沒有硬性的終點——一個節目會無縫切入下一個節目。人們手里拿著手機看電視，同時刷著社交媒體或給朋友發短信。據報道，Netflix已經告訴導演和編劇，要假設觀眾并沒有集中注意力，因此需要不斷提醒觀眾劇情進展。在這種環境下，人們必須極有毅力才會去閱讀。但大多數人并沒有。

當人們確實在閱讀時，他們可能會發現自己吸收的信息變少了。如果是在手機上閱讀，情況尤其如此。無盡的滾動、超鏈接和通知誘導著膚淺的閱讀，并不斷邀請人們將目光投向別處。研究表明，人們在數字設備上閱讀時的理解力不如在紙張上，這或許正是因為所有這些干擾。現在，要求人們對一篇文本投入持久、毫無保留的注意力，似乎已經成了過分的要求。有聲書已成為紙質書的一種流行替代品，至少部分原因在于聽書可以同時處理多項任務：你可以在洗碗或開車上班的同時“閱讀”。

面對不斷縮短的注意力跨度和不斷下降的理解力，人們原本期望學校能夠抵制縮短文章篇幅和淺表化閱讀的傾向。然而相反，學校卻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一項2025年的調查發現[6]，大多數初中和高中英語老師一年布置的閱讀量是0到4本書。接踵而至的教育改革浪潮導致學區更青睞短篇文章而非整本書籍，以便更好地模擬多項選擇題的閱讀理解考試。現在，許多最受歡迎的學校課程都依賴于摘錄。加利福尼亞州科羅納市一所小學的校長安妮馬里·科爾特斯（Annemarie Cortez）告訴我，許多行政人員正在指示老師不要布置整本書；他們應該用簡短的摘錄來進行離散的閱讀訓練。

與此同時，數字設備已經席卷了美國的課堂。在《紐約時報》的一項調查中，超過80%的小學老師表示，學生在進入幼兒園時就會收到學校配發的設備。在德克薩斯州鄧肯維爾市一所學前班教3歲幼兒的盧皮塔·比利亞洛沃斯（Lupita Villalobos）告訴我，學區給每個學生發了一臺平板電腦在學校使用。她阻止了自己的學生使用這些設備，因為她知道他們在家花了多少時間玩這些。“我有一個學生對開始上學反應非常強烈，”她說，“通常情況下，學生可能會哭個頭兩周，說他們想媽媽。但這個學生哭著要的是她的平板電腦。”

不久前，人們至少還會在網上閱讀一些文字，但這種情況正在快速改變。曾經主要以文本為主的社交媒體，如今已被短視頻所占領。TikTok、YouTube Shorts和Instagram Reels主宰著注意力經濟，尤其是在年輕人當中。根據研究世代變遷的心理學教授讓·特文格（Jean Twenge）最近的一項數據分析[7]，到了八年級，孩子平均每天在社交媒體上花費四個半小時。而且，在那段時間的大部分里，他們都在以2倍速觀看視頻。甚至短信也帶上了口頭語言的特征。人們用全大寫字母來表示強烈的情感，并避免使用正式且正確的標點符號，因為這在現在看來顯得呆板、甚至嚴厲。就像許多20多歲的年輕人一樣，我的朋友和我大多不再發短信，而是更傾向于互相發送語音留言。

? Pinterest

文字歷經數千年，經受住了新技術帶來的接踵而至的挑戰，展現出強大的生命力。閱讀率或許會有所波動，但樂觀主義者認為，從歷史長河來看，全民識字終將到來。哈佛大學比較文學教授馬丁·普克納（Martin Puchner）研究文學如何塑造歷史。幾十年來，他一直在追蹤通信技術的變遷，以及這些變化引發的恐慌。在他的職業生涯的大部分時間里，他對關于閱讀走向終結的擔憂都持懷疑態度。“如果說漫長的寫作技術變革史教會了我什么，我認為那就是一個人應該始終抵制那種末日圖景，”他告訴我。

然而，甚至連普克納現在也相信末日圖景已經到來了：重新回到文本、遠離視頻似乎太不可能了。也許麥克盧漢和波茲曼預測我們的社會將變得后識字化并沒有錯。他們只是預測得早了些。這些理論家在半個世紀前預見的那個世界如今已成現實。識字時代將被證明是口述時代和數字時代之間的一段短暫插曲。

閱讀塑造了現代思想。它的消失將重塑這種思想。認知科學家們正開始了解這些變化可能會是什么樣子。我詢問了其中十幾位科學家，當我們停止閱讀時，我們的大腦會發生什么。有幾位被我這個極其膚淺的問題逗樂了。“發生在你身上的每一件事都會改變大腦，”弗吉尼亞大學教授丹·威林厄姆（Dan Willingham）告訴我，“僅僅閱讀一個單詞也會改變你的大腦，至少持續幾個小時——如果你知道如何正確測量的話，持續的時間還會長得多。”他試圖安慰我：如果每件事都在改變大腦，那么幾乎沒有任何單一的行為會顯得那么重要。

但是，如果你持之以恒地用另一種行為（觀看Instagram Reel短視頻）來替代這種行為（閱讀文字）呢？神經科學領域最堅實的發現之一，就是人類的大腦會精通他們所練習的事情。如果我們用短視頻而不是書籍來填滿時間，我們的閱讀技能就會萎縮。用來輔助理解的背景知識就會變少。自發性的群體性文盲倒不至于發生，但閱讀所培育的復雜認知技能卻開始退化。心靈的圖書館正陷入失修之境。

閱讀書籍是對注意力持續時間的一種鍛煉。你讀得越多，閱讀就變得越容易，你也越能獲得新理解的獎賞。最終，這一過程將變得享受多過挑戰。但正如體育鍛煉一樣，反之亦然：你讀得越少，閱讀就變得越困難，通往獲取知識的道路也就越坎坷。

? Student Life Blogs

社交媒體提供了即時滿足。德克薩斯大學西南醫學中心的兒科學教授約翰·赫頓（John Hutton）將刷TikTok比作實驗室的老鼠按下按鈕并獲得一劑可卡因：最終，你唯一想做的就是按下按鈕。加州大學爾灣分校的心理學家格洛麗亞·馬克（Gloria Mark）告訴我，2004年，屏幕前的平均注意力持續時間是兩分半鐘。到2012年，它已降至75秒。五年前，它跌到了大約47秒。“我們已經變得習慣于內容的快速切換，”馬克說。

觀看視頻是一種比閱讀更被動的參與形式。赫頓最近采集了一群3至5歲兒童在接受不同形式故事時的腦部圖像。當孩子們觀看故事的動畫視頻時，他們大腦中與想象力相關的區域的活躍程度，只有在聆聽音頻記錄并觀看靜態插圖時的一半左右。孩子們在觀看視頻時，小腦（大腦中與學習相關的部分）的使用也較少。“他們不需要像閱讀時那樣充分發揮想象力，因為屏幕上已經呈現了畫面，”赫頓告訴我，“與觀看插圖相比，大腦理解和學習動畫內容所需的工作量更少。”

悖論在于，盡管視頻包含比文本更多的信息——不僅有語言，還有聲音和動態圖像——但它并不能激發更深層次的思考。相反，視頻一次性向觀眾灌輸了如此多的信息，以至于很難專注于其中任何一件。無論觀眾注意到或理解了多少，畫面都在不斷變化。很少有人會停下來并倒回去思考自己可能錯過了什么。

? Dribbble

如今的年輕人從未經歷過一個沒有短視頻的世界。在其他研究中，赫頓發現，屏幕時間更長、閱讀時間更少的孩子，在與執行功能和語言相關的區域中，白質發育較差。這表明他們不習慣使用這些技能。哈斯金斯全球識字中心的本杰明·鮑爾斯（Benjamin Powers）告訴我，學生們進入小學時，保持專注的能力很差，對腦力消耗的耐受力也很低。他說：“在課堂上，這表現為學生雖然能夠解碼或檢索信息，但在需要推理、綜合或在較長文本中保持思考的理解力上面臨掙扎。”

在2024年一項針對三到八年級教師的調查中，超過80%的人表示，自2019年以來，學生的閱讀耐力有所下降[8]。在過去七年里，ACT（美國大學入學考試）的閱讀和英語部分成績一直在下滑。它們目前處于三十多年來的最低水平。SAT（學術能力評估測試）的閱讀和寫作成績也出現了下降，即便管理機構已經縮短并簡化了評估閱讀理解能力的篇章。

當這些學生進入大學時，他們的教授發現必須教他們如何理解一篇文本——換句話說，如何思考。布朗大學德語研究教授喬納森·法恩（Jonathan Fine）告訴我：“我是用德語教學的，所以我們一直習慣于教他們如何閱讀，而這是英語系的人現在才意識到他們也必須做的事情。在你能深入探討‘大意是什么？’之前，必須要問：‘這是反諷嗎？’，某個隱喻可能意味著什么，僅僅是努力去弄懂單詞和語法以讓他們注意到每一處細節，從而希望他們隨后能建立起更宏觀的聯系。”

這聽起來可能有些夸張，但高等教育幾乎肯定將不得不變得更具補習性質。在2024年發表的一項針對堪薩斯州兩所地區大學英語及英語教育專業學生的研究中[9]，研究人員要求學生閱讀狄更斯《荒涼山莊》（Bleak House）的前七個段落。這部小說講述了賈丁斯家族成員因遺產問題而陷入的一場漫長法律糾紛。它開篇寫道：

倫敦。米迦勒學期剛結束，大法官正坐在林肯律師學院大廳里。天氣是無情的十一月。街上滿是泥濘，仿佛大水才剛從地球表面退去，若是看到一只四十英尺長左右的巨齒龍像一只有如大象般的蜥蜴一樣搖搖晃晃地走上霍爾本山，也并不會讓人覺得奇怪。

研究人員引用了學生們試圖解析這段話的嘗試。一名學生說：“所以這就像是，呃，街上到處都是泥，而我們，不……所以一切都像是被沖刷了，我們可能會找到巨齒龍的骨頭，但他說它們正搖搖晃晃地走著，呃，一路走上山。”至少有四分之一的受試者從字面意思去理解這些修辭手法，從而得出了恐龍曾走在19世紀倫敦街頭的推論。狄更斯接著描寫大法官“正聽著一位留著大絡腮胡、聲音尖細、拿著一份長篇大論訴狀的大律師的陳述”。另一名學生將這段話理解為“在描述他和一個動物在一個房間里，我想？大絡腮胡子？一只貓？”

學生們在面對不熟悉的典故時感到吃力并不令人驚訝。但研究人員給了他們訪問整個互聯網的權限。如果他們選擇這樣做，他們完全可以查閱“米迦勒學期”、“大法官”或“林肯律師學院”。但學生們甚至不知道該如何去弄懂自己不理解的東西，或者根本懶得去查。他們中的大多數人甚至沒有意識到這段場景發生在法庭上。只有5%的人對他們所讀的內容有著準確、詳盡的理解。

這些變化并不僅限于大學校園。美國成年人回答邏輯問題、有效推理和分析模式的能力從2006年到2018年有所下降。與半個世紀前具有同等教育水平的人相比，美國成年人的詞匯量也往往更小。近期的研究表明，代際間智商穩步上升的弗林效應（the Flynn effect）在過去二十年里已經發生了逆轉。西北大學醫學院的研究心理學家伊麗莎白·德沃拉克（Elizabeth Dworak）告訴我，平均智商分數每十年下降約三分。

這些認知維度的轉變并不全是負面的。德沃拉克的研究發現，美國成年人在某些形式的空間推理能力上正在提高。后識字時代文化可能會帶來我們尚未理解的優勢。在柏拉圖的《斐德羅篇》中，蘇格拉底曾提出過一個著名的論點，即文字的出現“將在學習者的靈魂中制造遺忘，因為他們不會使用自己的記憶；他們會信賴外在的書寫字符，而不是靠自己去記住”。他的觀點不無道理。但正如媒體理論家安德烈·米爾（Andrey Mir）所觀察到的那樣，雖然寫作侵蝕了獨立個體的記憶，但它改善了社會的集體記憶。

那些大腦掛靠在無盡視頻流中成長起來的一代人，是否正在發展出某種新穎的、目前尚無法檢測到的認知天賦？也許吧。但就目前而言，閱讀的衰退似乎正在迎來一種更缺乏理性、分析性和復雜性的思維模式。很難在其中看出有什么優勢。

1982年，沃爾特·J·翁觀察到，現代文明正在進入一個“次級口語時代”（secondary orality），在這個時代，一個曾經識字的社會又倒退回了前識字時代文化的一些慣例。因為口頭語言一經說出便消失得無影無蹤，口語文化重視重復以幫助記憶。口語社會中的游吟詩人利用固定短語和助記符來追蹤他們的思路。用翁的話來說，他們販賣墓志銘和“對肢體暴力的熱烈描寫”，因為沖突比理性的討論更容易讓人記住。說話者不能像作家那樣修改自己的話語，因此他們哪怕不承認自己的錯誤也會硬著頭皮說下去。如果他們隨后自相矛盾，他們也不會指望聽眾能回憶起他們之前的言論。意義取決于說話者的身份，而不是取決于任何客觀真理的概念。

? ResearchGate

唐納德·特朗普不太可能熟悉《口語文化與書面文化》。但如果他讀了，他可能會在翁的描述中認出自己。特朗普的溝通風格完美契合了一個口語社會。他使用容易被記住和重復的綽號——“低能量杰布（Low-Energy Jeb）”、“小馬可（Little Marco）”、“瞌睡喬（Sleepy Joe）”。他自相矛盾，仿佛他此前的言論沒有任何記錄。甚至他的文字也與他的演講幾乎沒有區別。（這說得通；據報道，特朗普更喜歡口述而不是撰寫。）他的網絡帖子充滿了獨特擺放的標點符號、大寫字母和感嘆號。許多都是文字很少的迷因：其中一個展示了一艘美國戰艦用激光束擊中一架伊朗飛機的畫面，并配上了這樣一句話：“激光：叮，叮，沒了！！！”

特朗普是我們的第一位后識字時代總統。很難想象他會當選一個主要通過文字傳播信息的國家的領導人。在2024年大選前，全國廣播公司新聞（NBC News）對1000名選民進行的一項民意調查發現，在閱讀報紙的受訪者中，喬·拜登領先特朗普49個百分點。特朗普開創了一種契合我們這個注意力分散、好大喜功之時代的溝通風格。“如此多的人，特別是學術界和新聞界的人，將他視為一場政治革命，”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的傳播學榮譽教授羅德里克·哈特（Roderick Hart）告訴我，“而我更多地將他視為一場修辭革命。”

在1985年出版的《消失的地域》（No Sense of Place）一書中，媒體理論家約書亞·梅羅維茨（Joshua Meyrowitz）觀察到，電視和其他電子媒體向美國人灌輸了關于他們未來的領導人的新型信息。紙媒只讓公眾接觸到政治家們經過字斟句酌的言論；而視頻則讓美國人看到他們的總統流汗、打噴嚏和結巴。他告訴我，選民們開始關注“約會標準”（外在印象）而不是“履歷標準”（真才實學）。

“如今的權威人士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形象好、言辭動聽’，而不是文筆流暢、論證充分。”梅羅維茨寫道。他預言，紙媒的衰落和電子媒體的興起最終會將人們推向民粹主義領導人。人們會擯棄權威和制度，轉而青睞那些在電視上表現良好的候選人。他在羅納德·里根（Ronald Reagan）這位前演員贏得連任后不久出版了這本書。

“我最近重讀了這本書，心里一直在想，天哪，這比我寫它的時候還要準確，”梅羅維茨說。社交媒體平臺為美國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會來觀看他們的代表的一舉一動。它們的算法獎勵那些簡單化、煽動性、在情感上產生共鳴的內容，而不是復雜、微妙和嚴謹的內容。那些符合大眾政治理論的想法——所有的領導人都是同樣腐敗的；移民偷走了工作；政策問題都有簡單、常識性的解決方案——壓倒了領域專家的發現。

右翼和左翼的政治家們都發現了如何利用這些新平臺。傾向于保守派的曼哈頓研究所（Manhattan Institute）主席賴漢·薩拉姆（Reihan Salam）向我描述了這是如何展開的。“你指定一個敵人，然后讓公眾兩極分化，”他說，“你不允許有微妙之處，因為當你處于權力斗爭中時，微妙之處只是一種混亂。”

在這種情況下，那些煽動民眾對體制和精英階層不信任的政客更容易得逞。“你營造出一種幻想，仿佛一切都非常簡單，一個魅力非凡的人就能取得那些視覺沖擊力強、情感震撼的勝利，”薩拉姆說。而這正是建國先賢們希望受過良好教育的民眾能夠識破的那種蠱惑人心的人物。“當你思考我們的憲政秩序及其運作方式時，你會發現它與此完全背道而馳，”薩拉姆說道。

? Wordsworth Editions

馬歇爾·麥克盧漢曾說過：“從定義上講，自由主義世界是識字的世界。”反之似乎也成立。

如果特朗普是第一位后識字時代的總統，他不會是最后一位。曾任巴拉克·奧巴馬總統競選架構師的政治策略師大衛·普洛夫（David Plouffe）最近辯稱，候選人應該每天專注于內容創作。他建議將每一個想法都濃縮得足夠短，好讓那些被屏幕弄壞了腦子的選民能夠集中注意力。普洛夫在《紐約時報》的一篇評論文章中寫道：“如果一個想法不能通過一條Instagram帖子或10秒鐘的TikTok來傳達，那就重新構思吧。”在后識字時代如何競選公職方面，這很可能是一個好建議。但作為一種實踐信息透明的自我管理方式，它預示著災難。

我甚至還沒有提到人工智能呢。許多數字技術已經劫持了注意力，使得專注的閱讀幾乎變得不可能。而生成式AI是第一個威脅到寫作繼續存在的工具。

寫作是艱難的。喬治·奧威爾將這種體驗比作“一場如同某種痛苦疾病的持久發作”。AI帶來了一種簡單的解藥。問題在于，寫作不僅僅是謄抄那些已經完全形成的成熟想法——如果只是那樣，它就不會那么艱難。寫作是人們弄清楚自己真正在想什么，以及如何將這些想法傳達給尚未產生共鳴的人的方式。喬治敦大學的計算機科學教授卡爾·紐波特（Cal Newport）認為，寫作的過程迫使人們以一種井然有序、線性的方式進行思考。它暴露了松散的想法和劣質的推理。而將想法凝練成單詞、句子和段落所需的時間與專注，使得作者能夠建立新的連接并發現新的洞見。

對我來說，這感覺是真的。我的工作就是寫作。借用奧威爾的話來說，比起面對一張空白的紙，痛苦疾病帶來的恐懼感要少得多。但在這場掙扎中存在著滿足感。寫作的過程是我提煉和格式化不成熟想法、并獲得新理解的方式。通過評估我的論點并丟棄那些沒有說服力的論點，我找到了那些真正有說服力的論點。寫作之所以艱難，是因為作者正在學習。如果AI消除了挑戰，它也就消除了學習。

早期的研究表明，當人們使用AI來寫作時，情況正是如此。這個過程變得更容易了。產品往往比一個人自己創作的還要好。但這是以犧牲心理智力發展為代價的。巴西的一項研究判定[9]，使用AI進行學習的本科生在一次突擊測試中的表現，明顯差于那些未使用AI學習的學生。甚至在那些需要反思和努力、而非特定知識的問題上，這些學生也落后于同齡人。另一項對英國數百名個體的研究發現[10]，在認知任務中頻繁使用AI與批判性思維能力呈負相關。

現代生活需要大量繁瑣的寫作。紐波特在長期研究新技術歷史應用的過程中確信，幾乎不可能在自動化解決一個問題的同時不帶來其他問題，其中一些肯定可以毫無保留地交由機器處理，且代價不會太大。人們一次又一次地認為自己是在利用工具來跳過某項單一且令人厭煩的任務。“然而，隨后就會產生所有這些意想不到的二階影響，”他告訴我。電子郵件原本被認為是可以更便捷地替代傳真、電話和會議的手段。相反，回復電子郵件本身卻變成了一個巨大的時間陷阱。這些無法預見的大后方后果最終改變了知識分子的精神生活。

在世界上大部分人口都使用AI來逃避寫作的環境下，深度思考的技能很可能會變得越來越稀缺。同時，它也會變得越來越重要。AI正在制造過剩的文本。自2022年ChatGPT發布以來，它已導致亞馬遜每月上架的新書數量增加了三倍。在同一時期，科學期刊的投稿量也大幅飆升。其中許多文章至少有一部分是由人工智能撰寫的。

AI能夠生成邏輯清晰、專業的散文。研究表明，當把人類和AI創作的文本并排擺在面前時，甚至連美術碩士學位獲得者也會更青睞機器的作品。然而，如果說AI的寫作是討人喜歡且有說服力的，那么它同時也是缺乏原創性的，而且往往不準確，或者兩者兼而有之。因此，人們將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他們的洞察力和理解力。他們需要知道自己在想什么，以及如何做出自己的判斷。而這些恰恰是AI的使用威脅要侵蝕的技能。

面臨風險的，恰恰是獨立思考的能力。如果人們過度依賴AI來為自己寫作，他們可能會失去審視甚至發展自己觀點的能力。這些都是最具代表性的人類能力。“如果我們放棄了這些，”紐約大學哲學家夸梅·安東尼·阿皮亞（Kwame Anthony Appiah）告訴我，“我們就不再是現在的這種人類了。我們將成為非常不同的生物。”

126年前，《大西洋月刊》發表了亞瑟·里德·金博爾（Arthur Reed Kimball）的一篇文章，描述了“現代美國生活中未經挑戰的、最嚴重的變化之一”。該國公民寫好文章和深度思考的能力正遭受攻擊。那么，這個破壞雄辯和持久注意力的敵人是誰呢？是報紙。在《新聞業的入侵》一文中，金博爾辯稱，日報憑借其體育版面、八卦專欄、雜項條目和俚語，正在讓書籍和文學雜志黯然失色。他認為，即使是那些聲稱閱讀報紙是為了了解華盛頓或歐洲重大事件的人，也會首先轉向“一些有趣的‘故事’，也許是一次奇特的自行車冒險，也許是抓獲了一個聰明的竊賊”。

在報紙出現之前，小說被視為對良好閱讀習慣和道德情操的威脅。托馬斯·杰斐遜認為，教育女性的最大障礙之一就是她們對虛構作品的迷戀，這誘導她們遠離了“有益的閱讀”。他寫道，一旦一個女人迷上了小說，“除非穿上幻想的偽裝，否則沒有任何東西能吸引她的注意力”。

? Fine Art America

那些傾向于對當前閱讀遭受的沖擊不屑一顧的人，往往會援引一項由來已久的傳統：譴責某些新技術或媒介會分散美國民眾的注意力，并使其道德淪喪。或許，126年后，這篇文章也會被視為此類杞人憂天之作。回顧這些哀嘆，我注意到，那些最執著于舊模式的人，往往最先預言一切都將走向毀滅。

至少從某些衡量標準來看，書籍仍在繼續蓬勃發展。去年，紙質書的銷量高于十年前。巴諾書店（Barnes & Noble）開設了60多家新分店。2025年涌現出了近400家獨立書店。Substack在長篇寫作的訂閱量上見證了爆炸式增長。諸如杜阿·利帕（Dua Lipa）和里斯·威瑟斯龐（Reese Witherspoon）等名人利用他們的名氣和影響力創辦了極具吸引力的讀書俱樂部。有聲書已發展成為一個價值十億美元的產業。

但樂觀主義者忽略了數據中一個關鍵的脈絡：文本只在日益減少的一小部分人口中蓬勃發展。去年，僅有20%的成年人占了所有書籍閱讀量的80%以上。“這正在變成一種小眾愛好，就像集郵或種植蘭花一樣，”羅格斯大學閱讀史學家莉亞·普賴斯（Leah Price）告訴我。如今讀者每天花費在閱讀上的時間比二十年前還要多。他們似乎比前人對印刷品更加充滿激情。但是，那些專注于文本、并從書面文字中汲取文化理解和心智連接的人，現在成為了一個亞文化群體。你正在閱讀這篇文章的事實，幾乎可以肯定讓你成為了其中的一員。

如今，既然成為一名讀者已經變成了一種可選項，它便可以作為一種身份標簽。當你在火車上看到有人在閱讀紙質出版物時，這感覺就像是在表達某種立場。或許不可避免地，這種“表達”也成了網絡上嘲諷的對象：如果你在公共場合過于炫耀地展示一本書，你可能會被指責為“表演式閱讀”。這種標簽假定該人只是在試圖對外透露自己受過高等教育或擁有卓越的文學品味——否則，他們干嘛要費力隨身帶一本書呢？

? Flickr

我們以前也經歷過這種情況。當社會最初從口語時代向識字時代過渡時，只有極少數人會閱讀。作為唯一掌握這項寶貴技能的群體，他們占據著特權地位，并因其工作而獲得豐厚的回報。在亞歷山大圖書館，常駐的學者們甚至居住在城市的皇家宮殿群中。

如今，閱讀再次向一小部分人聚集，但成為文人學士所能帶來的地位已大不如前。所剩無幾的讀者正被邊緣化、被嘲弄，并在許多方面顯得無足輕重。對大多數人而言，以文字為生的生活是一條經濟上的死胡同。在過去的二十年里，報社的就業人數下降了75%[11]。人文學科的學術職位空缺同樣在減少，而剩余職位中終身教職的比例也越來越低。到2024年，只有8%的大學畢業生獲得了人文學科的學士學位。那一年，英語系和歷史系授予的學位數量都比2012年減少了40%。在研討會和學術會議上，歷史學家們私下里流傳著一種擔憂：他們可能是最后一批系統性地研究歷史的人。

今天，已經無法想象有一位廣受歡迎的文學人物會出現在一份被數百萬美國人閱讀的印刷新聞周刊封面上。已經沒有這樣的人物了，也沒有這樣被廣泛閱讀的新聞周刊。相反，許多美國人自豪地進入了后識字時代。總統曾談到過他偏愛帶有要點的簡報，助手們也說他喜歡圖表和表格。世界上最富有的人甚至吹噓自己是從X上的帖子、播客以及與聊天機器人的對話中獲取信息的。追求財富和影響力的年輕人也被鼓勵去模仿他們。

文化和經濟權力往往會流向那些擅長使用最流行傳播技術的人。今天，這些人是主播、播客主持人和網紅。喬·羅根（Joe Rogan）掌控著新聞記者只能夢想的龐大受眾。他在Spotify上擁有超過1400萬粉絲，在YouTube上擁有超過2000萬訂閱者。MrBeast是一位策劃精細特技（例如真人版《魷魚游戲》）的YouTuber，經常獲得數以億計的觀看量。像IShowSpeed和TheBurntPeanut這樣的游戲主播是該國最受歡迎的媒體人物。這些名人塑造了年輕人的向往與談資，甚至影響了他們的說話方式。

? Corner

書籍曾是知識、記憶、智慧和道德的重要源泉。社會心理學家喬納森·海特（Jonathan Haidt）告訴我，它們由年長一代撰寫，并在一場文化的縱向傳遞中傳承給年輕人。而現在，信息是在年輕人之間橫向流動的。這種動態使得像MrBeast和TheBurntPeanut這樣的人物成為了美國文化的守護者。閱讀的衰退并沒有讓世界徹底顛倒過來，而是讓世界發生了橫向的轉變。

年輕人想要追求那些能將他們推向精英階層的工作——在今天，這意味著成長起來的人都想成為網紅。2023年晨間咨詢公司（Morning Consult）的一項民意調查發現，近60%的Z世代受訪者表示，如果可以的話，他們愿意成為一名社交媒體名人。美國學校圖書館員協會的阿曼達·科爾德里斯基（Amanda Kordeliski）同時也是俄克拉荷馬州的一名圖書館員，她在那里為學生們建立了錄音室。“播客是最火爆、最受歡迎的事情。我可以買一百萬個麥克風，音頻實驗室外面依然會排起長隊，”她告訴我，“每個人都想成為網紅。”

去年9月，雪城大學成立了創作者經濟中心，并很快將為有志成為網紅的學生提供其首個輔修專業。“該中心直接呼應了當前和未來學生的志向，”該校紐豪斯公共傳播學院院長馬克·J·洛達托（Mark J. Lodato）在一份新聞稿中表示，“這是為了在他們所在的地方與他們交匯——并為他們在新世界的領導地位做好準備。”

那個世界的到來還并非定數。一些人已經注意到了我們正在放棄的東西，并正在選擇一條不同的道路。近二十個州已經禁止在課時使用手機。在德克薩斯州的禁令于上一個學年伊始生效后，達拉斯的一個學區發現，與前一年相比，圖書館借閱的書籍增加了20萬冊，增幅接近25%。芝加哥郊區的高中英語教師、國家英語教師協會成員雷克斯·奧瓦列（Rex Ovalle）告訴我，他看到了對課文摘錄的反彈；一些老師正在將整本書籍重新納入他們的課程體系中。克利夫蘭公共圖書館執行館長小費爾頓·托馬斯（Felton Thomas Jr.）表示，其最年輕的讀者已經加入了老年人的行列，更青睞印刷書籍而非電子版。如果這些針對后識字時代文化的對抗舉動看似徒勞，那么對于堅守者而言，嘗試一下也并無損失。

我是在后識字時代長大的。我出生于互聯網泡沫破裂后不久，并在iPhone發布前后進入小學一年級。上初七（初一）時，我拿到了自己的第一部手機，并迅速注冊了一個Instagram賬號。如果你提到一個網絡梗——任何網絡梗——我幾乎總能秒懂。而我對于那個以閱讀為基石的世界的大部分認知，都源自我在書本中所讀到的內容。

我擁有一個優勢，那就是在一個熱愛閱讀的家庭中長大。我爸爸幾乎每天晚上都會讀書給我聽，一直堅持到我上初中。（作為一個情緒多變的女兒的父親，他常常不知道該對我說些什么。當我們一起閱讀時，他可以借用別人的話語。）我的姐姐們迫不及待地想招募我加入她們的讀書會。我們最喜歡的一本書是《棚車少年》（The Boxcar Children），講述了四個孤兒在一輛廢棄的棚車里安家的故事。書里，孩子們剛找到食物和庇護所，兩個姐姐就決定教她們的小弟弟識字。它們把木屑刻成字母，并用黑莓汁當作墨水。當我10歲時，媽媽把她童年時代的《兔子山》（Rabbit Hill）和《強尼·特里曼》（Johnny Tremain）傳給了我。她在收到這些書時在內頁寫下了自己的簽名。我也加上了我自己的。

上高中期間，我腦子里冒出一個念頭，覺得自己應該去讀讀經典名著。我的老師們不斷向我推薦他們最喜歡的書。我想分享他們的知識，并聽懂他們的典故。我艱難地啃完了《簡·愛》，并迷上了《安娜·卡列尼娜》。雖然閱讀時我只有一人，但我并不感到孤獨。這些書籍承載著世世代代的智慧。正如詹姆斯·鮑德溫（James Baldwin）所說（出自1963年《生活》雜志的一篇人物專訪，就在他登上《時代》雜志封面的僅僅一周后）：“你以為自己的痛苦和心碎在世界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但隨后你開始閱讀。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狄更斯教會了我，那些最折磨我的東西，恰恰將我與所有活著、或曾經活過的人緊密相連。”我覺得自己成為了那條未曾斷絕的知識與文化之鏈的一部分。

在隨后的幾年里——我也說不準具體是什么時候——這個習慣悄然溜走了。變化是微妙的。我變得更忙了。我開始在睡前刷手機而不是看書。每讀幾頁，我的注意力就會開始漂移。少讀一點又有什么關系呢？橫豎沒人會檢查我的進度。而且書總是在那里的，我以后隨時可以再讀。

當亞歷山大圖書館消亡時，鐫刻在其卷軸上的知識便永遠流失了。我們只能去猜想埃拉托斯特尼和歐幾里得還可能寫過些什么。文本化為了塵土。今天這種情況不會再發生；那座偉大圖書館里的所有文字都可以存儲在單顆電腦芯片上。如今，哪怕是最晦澀的學術專著也會被掃描并數字化。谷歌圖書（Google Books）和互聯網檔案館（Internet Archive）代表著規模難以想象的圖書館。我們只需敲擊幾下鍵盤就能抵達那里，而不需要經歷一場橫跨地中海的險惡旅程。這里的文本幾乎沒有因潮濕或老鼠咬食而損壞的風險。

然而，冷漠的威脅依然存在。我們正在失去的，是閱讀這些文本的能力與傾向。一筆令人驚嘆的財富與智慧已經遺留給了我們。我們將如何對待這份遺產，取決于我們自己。

關于作者

羅絲·霍洛維奇（Rose Horowitch），《大西洋月刊》特約撰稿人。

參考文獻：

[1]www.arts.gov/stories/blog/2025/men-women-split-reading-real-and-persists-amid-historical-rate-declines

[2]news.ufl.edu/2025/08/reading-for-pleasure-study/

[3]www.economist.com/culture/2025/09/04/is-the-decline-of-reading-making-politics-dumber

[4]nces.ed.gov/nationsreportcard/about/achieve.aspx#readgrade4basic

[5]ies.ed.gov/learn/press-release/u-s-adults-score-par-international-average-literacy-skills-below-international-average-numeracy-and

[6]www.rand.org/pubs/research_reports/RRA4594-4.html

[7]www.generationtechblog.com/p/the-mind-blowing-amount-of-time-teens

[8]www.edweek.org/teaching-learning/how-to-build-students-reading-stamina/2024/01

[9]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2590291125010186

[10]www.euronews.com/next/2026/04/16/using-ai-for-basic-tasks-damages-a-persons-intellect-in-just-10-minutes-study-shows

[11]www.washingtonpost.com/business/2024/07/12/news-reporters-journalism-jobs-census/

文/Rose Horowitch

譯/樹上的男爵

校對/兔子的凌波微步

原文/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2026/08/reading-crisis-postliterate-age/687618/

本文基于創作共享協議（BY-NC），由樹上的男爵在利維坦發布

文章僅為作者觀點，未必代表利維坦立場

www.clooouds.com

www.iichi.com/shop/clooouds

minne.com/@clooouds

www.creema.jp/c/clooouds

iichi、minne、creema各平臺同步呈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