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達志：回憶在朱維錚老師身邊學習與工作的日子

我于1977年考入復旦大學歷史系，當入學后不久，我們便逐步知道系里的那些學問大師和傳奇人物，朱維錚先生作為名師，當之無愧地被學生們列入崇拜與敬仰的第一方陣。

朱先生向以嚴于律己又嚴于律人而著稱，我和不少同學既仰慕其才學，又想避開其鋒芒，于是出現朱先生的《中國史學史》課程，選修的人少，而聽課的人多，選修的同學大概不會超過25位，而聽課的則將整個教室坐滿!

我是屬于聽課的那一類。這是我們第一次近距離地接觸朱先生，當時的他四十出頭，還是講師，但是他的教學內容與表達風采，足以令我們傾倒，這是一位令我們在學生時代就欽佩同時又害怕的老師!

(一)

可是命運恰恰沒有讓我避開朱先生的鋒芒!1982年初的分配結果，我被留校擔任歷史系助教，而且萬萬沒有想到的是提名老師居然就是朱維錚。后來有人告訴我，朱老師提名我留校的理由只有一個，那就是魏達志是歷史系建國后第一位敢于研究熊十力的學生。我想這可能是朱老師與姜義華老師共同商量的結果，因為我的那篇文章一直是姜老師指導的。

一位江西考生，畢業后留在大上海，留在名校復旦，這大恩大德，你魏達志如何來報?一留校，我就背負著報恩的夙愿!

畢業留校以后，我又讀了熊十力的《新唯識論》《十力語要》《體用論》《原儒》等書籍，并利用各種機會就研究熊十力聆聽了周谷城、王元化、陳子展、吳劍南等先生的教誨，走訪了熊十力的家人，寫出的文章發表在1983年12期《江漢論壇》,被人大報刊復印資料1984年2期《中國哲學史》轉載，有關隨筆則發表在《讀書》雜志上。文章發表后，我即給朱老師送上，他沒有任何表情地收了下來。

其實我與七七級若干同窗一樣，就是小學畢業以后當知青，工作以后才考的大學，進入大學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掃盲，天天帶著《新華字典》來對付歷史學科那些數不勝數的艱澀字眼，于是我總是具有很強的危機感，直至轉行成為經濟學教授以后依然如此，在一個沒有師承的領域，我從來就不敢怠慢。

(二)

1982年初留校后，我在近代史教研室工作了一段時間，很快就調往歷史系中國思想文化研究室。當時復旦大學歷史系中國思想文化史研究室，由蔡尚思先生領銜掛帥，無論是初期的“三劍客”,還是后來的“四大金剛”,都是了不起的學術精英，他們分別是著名歷史學家朱維錚、姜義華、李華興與后來的湯綱，他們在全國的特殊影響很快地使這個研究室蜚聲海內外。在我的心目中，恩師們就是國家的精英，民族的脊梁。

我作為當時研究室唯一的助教，在一個名師云集的辦公室，成天沐浴在知識與文化的海洋里，接受著來自導師們的精神熏染與學問錘煉。我的這個助教，經歷了我整個人生最為繁忙的階段，學習與工作十分緊張，白天打雜，晚上備課，幾乎每天都工作至凌晨一點。

剛剛到研究室，適逢朱老師收到中華書局《文史知識》的約稿，題目是《威武不屈的蘇武》,朱老師將這件好事配給了我，并要求我盡快完成。按照本科生的做法，我找了一大堆資料，東西南北抄，雖然成就了文章的框架，但是卻犯了大忌，沒有讀原著!因此朱老師囑咐我必須先去讀原著《漢書·蘇武傳》,然后重新寫。最后，朱老師大概花了不少時間為我改稿，稿子被改花了，當時我十分過意不去，我為老師這樣為學生改文章而感到十分震撼!但我在重新謄寫時的署名是“安郁布”,我以為這篇文章基本上不是自己的東西，我不愿意欺世盜名，所以不愿署學名。朱老師問我這是誰，我說這是我伊斯蘭教的經名，朱老師還是要求我署學名，這篇文章發表在《文史知識》1982年第8期。

在研究室近三年的日子里，我的主要工作：一是擔任朱維錚老師“中國史學史”與“文博概論”兩門課程的助教；二是跟隨朱維錚老師為《梁啟超論清學史兩種》(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的校注做前期工作；三是參與朱維錚老師主編《中國文化史》的寫作；四是擔任蔡尚思先生學術助手，跟隨蔡先生工作兩年整；五是與李妙根教授合作為國際政治系山東兗州礦務局專修班講授《中國通史》;六是為復旦的青工班上文化培訓課；七是參加中國思想文化史碩士研究生課程學習；八是為研究室的各種重要活動打雜。上述八方面的學習與工作，有些同時進行，有些交替進行，但是大部分都與朱老師的安排有關。

(三)

記得擔任朱維錚老師為七九級本科生講授“中國史學史”的助教，我其實只是一位二次的旁聽者。朱老師是年年要更新講稿的，他對于別人近乎于苛求，但是對自己也一樣，以至于當外地來復旦進修老師類似圖書出版以后，朱老師還在修改他的講稿，他似乎永遠都不滿意，永遠都在精益求精。對七九級同學的考試是以面試方式舉行，幾十道題目任選一道，但道道都是學術高山，不僅在座的同學緊張，我坐在老師旁邊同樣緊張，聽下來似乎難以聽到相對精彩的回答，考后也有個別同學發牢騷，罵臟話，侮辱老師，我差點沒跟他吵起來。

以朱老師領銜為八零級開設的“文博通論”課程，朱老師實際上是位召集人，而我則是一位勤雜工，因為請來的人都是我國文物博物界的知名人物，如青銅器研究專家馬承源，瓷器研究專家汪慶正等著名專家。我每次都乘坐公共汽車到達上海汽車公司，根據預約坐上汽車，然后到專家指定地點迎接，并送到教室講課；朱老師無論如何繁忙，都是要來主持并作開場白的，高屋建瓴，總是很精彩。講課結束我再將專家送回去，與汽車公司結賬后自己再乘公共汽車回學校。當然學期結束后的考試文章是由我批復的，最后把分數一并報告給老師，算是老師對自己的莫大信任。

其中麻煩的是用舊式錄音機為不同的專家學者整理講話稿，如方行同志時任上海文化局副局長，是上海文化史方面的杰出專家，他講座的題目是《中國文化與東西方關系研究》,還有《上海孤島時期的文化與斗爭》,上海的孤島時期，外國列強，中國劣紳，各黨各派，林林總總，文化領域更加紛繁復雜，方行同志如數家珍，但對我而言，語言不熟，人名不熟，內容不熟，要將其整理成為可以發表的文章，真不是件易事。

再如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李新的講座《論革命、造反與改良》,也是需要做同樣的工作。

(四)

在跟隨朱維錚老師為《梁啟超論清學史兩種》校注的日子里，我擔任《清代學術概論》的初校，哲學系助教陶月華則擔任《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的初校。交代任務的那天晚上，老師第一次為我們泡上了一杯清茶，為此我與陶議論了好幾天，也激動了好幾天。

此后我就開始進入出生入死的校書過程。首先是根據共學社本作為基礎底本，我用學校那種500字一頁的稿紙將整部《清代學術概論》抄錄下來；其次是收集多種不同版本作為參考，將原稿的舊式斷句改為新式標點；再次麻煩可就大了，因為這位天才的梁啟超，經常憑借記憶引經據典，他倒是才華橫溢，受世人景仰，但是我要根據朱老師的要求“整理舊籍，變陋本為善本，變難解為易讀”就很難很難了。

朱老師要求我將《清代學術概論》中梁啟超的每次引經據典，都要查找它的出處，并且抄錄原文，注明版本與頁碼，用小紙條夾在書中，單就這項工作，我就忙了半年，要不是我的同班同學柏曉斌在復旦圖書館古籍部工作，要不是柏曉斌不厭其煩地為我提供最好最快的星級服務，我永遠也完不成老師交代的任務。記得有一次，關于戴震《孟子字義疏證》的一條注釋沒有寫清楚，遭到老師一陣痛罵，這樣的錯誤是不允許出現的!當然這也是我在這次工作中犯的唯一的一次錯誤。拜在朱老師門下，絕對不能夠有絲毫的粗心與懈怠!經過這個艱辛的過程，我似乎明白了一點，那就是當我讀到梁啟超引經據典的原著,很快就能夠感覺到某段文字它大概應該在什么章節。

1985年9月，《清代學術概論》終于在復旦出版社出版了，這時的我已經在深圳工作，朱老師問我有百余元的稿費如何處置，同時在信中說：“你所做甚多，而所入甚少，令我深感不安!”老師的話使我欣慰十分，朱老師也根據我的想法將稿費買書并全部寄到深圳。

(五)

應該是在1984年，朱老師列下了《中國文化史》研究專題長長的提綱，整個提綱甚為精彩，按照現在的話語就是絕對的原創，并在研究室包括研究生中聚集起了寫作班子。

我的寫作分工主要論述民俗風情方面的內容，如辮子的風波，纏足的美丑，清代的服飾等級，近代的婦女打扮，旗裝、漢裝和洋服，近代少數民族服裝，烹調的考究與西菜的出現，粗糧、細糧與近代民間生活，近代房屋的造型與進化，家具的式樣與近代化，城居、鄉居和近代社會，中國半殖民地的城市建設，等等。

上述的命題，涉及時代、區域、社會、制度、民族、中外、官民、等級與衣食住行等等，文章如何布局，如何編排已經很難，而更難的是上哪里去找這些資料?正史、野史、稗史、雜文、筆記……到處翻個底朝天，朱老師訓練我們的第一功夫，就是對歷史資料進行地毯式的搜索!

我一邊找資料，一邊寫文章，覺得稍微好點的也送朱老師看一看，他也不厭其煩地講一講，但是最終還是隨著我的工作調動沒有結成正果，這些文章后來編入《達志文集》第四卷，于1992年在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

(六)

復旦大學作為全國重點，助教身份是不便登上神圣的本科講堂的，如何鍛煉助教們的教學能力，也是老師們苦心積慮的事情。根據研究室的安排，李華興老師為指導，其他老師有空分別聽課，李妙根與我合作分別為國際政治系兗州礦務局專修班講授《中國通史》,我講后半部分明清與近代史，我后來又為復旦的青工班上文化培訓課，我害怕研究室的老師特別是朱老師去聽課，懇請老師們千萬不要去聽課，老師一來我就慌了，我告訴他們，您什么時候聽，我什么時候砸，好在忙不過來的他們，誰也沒有去。

礦務局專修班的學員們都是單位的領導骨干，年紀都比我大，我絲毫不敢懈怠，每天備課至深夜，特別是我講的第一課，關于明清的史料準備，幾乎沒有看講稿。專修生和我調侃，小魏老師，你講課妨礙了我們睡覺，而復旦青工班的很多學生成了我的好朋友。

后來朱老師告訴我，聽王邦佐主任說，對你的反映還不錯。這就算是朱老師借別人的口表揚我，雖然這樣的表揚有過幾次，但是正面的表揚從來沒有過。比如一次朱老師安排我去上海人民出版社取份材料，而且很急，我騎自行車穿大街過小巷，回來適逢下雨，等到達朱老師宿舍已是晚上七點多，渾身已經濕透，朱老師依然嚴肅地接過東西，沒有半點謝意，我則去五角場吃碗咸菜面打發自己。倒是幾天之后，朱老師告訴我說，出版社的編輯對你評價不錯呀，夸你挺機靈!朱老師從來都是這樣，不輕易表揚人!

(七)

留校工作以后，我自覺地填補知識結構的缺失，本科時期沒有選的課程趕快補上，如“中國古代職官史”、“中國政治思想史”、“中國古代史料學”、“外國史學史”、“中國近代對外關系史”等，雖然常常因為工作而打斷學習，但學與不學大不一樣。

與此同時，如何深造并提升學歷也是研究室老師們關心的事情，我被安排參加中國思想文化史碩士研究生課程學習。

導師們培養研究生用的也是笨辦法，就是組織學生大量地閱讀經典，閱讀原著,然后才談得上其他!朱老師負責帶領我們讀諸子百家，不要說讀《論語》錯一個字他知道，讀《莊子》也一樣，不但要讀，而且要寫，一寫則漏洞百出，挨罵挨訓自然就免不了。

朱老師批評的嚴厲，訓練的殘酷，可以摧毀你所有的自信，摧毀你所有的自尊，然后讓你在一種深刻的反思中，讓你通過艱苦卓絕的訓練進行脫胎換骨的改造，直至你能夠重新尋覓生命的起點，重塑你自己的信心，重塑你自己的知識和價值體系，然后才有點希望，才有可能獲得新生!

如果你想揣摩老師的想法，朱老師的智慧足以撕破你的畫皮，而直指你的要害。這種訓斥，絲毫沒有情面，既讓人膽戰心驚，又讓人受益匪淺，朱老師就是這樣的嚴師。當然，做朱老師的學生也好，助教也罷，他可以罵也可以訓，但他在外面卻總是夸學生的好，也不一定樂意別人說三道四，內緊外松是他的風格。老師也曾經幾次帶我參加市里的會議，包括飯局，他也有柔情似水的時候，他也能讓你柔腸寸斷，這就是朱老師的魅力!

他還經常諷刺那些本科讀了四年，叫專業不對口叫了十年的人沒出息，沒有改變自我、重塑自我的魄力與能力!我到深圳以后，特別是八十年代的深圳，根本無法繼續進行歷史學的研究，從而改行經濟學，我想在朱老師的心目中，恐怕這不是雕蟲小技，就是旁門左道，但是我還是不愿意做他所譴責的那種人!

(八)

作為研究室唯一的助教，我也是研究室各種重要活動的勤雜工。在沒有電腦的時代，當時系里一些重要會議如“祝賀周谷城執教六十周年報告會”,“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成立大會”等的會場布置與會議橫幅的書寫，也是由我來完成的。

研究室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科學文化史》中國編委會《中國文化》編委會合作，于1982年12月在復旦大學召開了“中國文化史研究學者座談會”,這是建國以來第一次以中國文化史為專門研究對象并多學科共同參與研討的學術盛會，會議由周谷城先生主持，可謂是大師云集、高朋滿座。

由于會議論文來不及打印，朱老師囑咐我將所有與會人員的論文連夜全部抄一份，統一復印后發給與會專家，因此我的手抄本成為本次重要會議的書面資料；其他就是負責會議的場地布置、會標書寫與拍攝活動照片等。這些瑣事也挺鍛煉人。

會議結束后，《文匯報》刊載了一則小消息，朱老師一看就火了：“誰叫你寫的?”我也實在冤枉，這是施宣圓先生的約稿，但誰知道被編輯刪掉了相當部分呢?為此，施先生還向我道歉。因為編輯永遠不會明白，這次“中國文化史研究學者座談會”是具有十分重大歷史意義的“座談會”,但堂堂的大上海，怎么會稀罕一次“座談會”呢?

當研究室與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文化史研究室合作，聯合主辦了《中國文化》研究集刊，于光遠、劉大年、李新、周谷城、胡繩與蔡尚思等擔任集刊的顧問，由復旦大學出版社分輯出版，我也離不開一些抄抄寫寫與校對的工作，比如于光遠的鉛筆稿就需要重新抄寫，比如跑出版社等，我的破自行車成為我工作的重要工具。我離開復旦后，朱老師還給我寄過后面的兩集。

上述的重大學術活動，我不僅參與了其中的一些工作，而且有機會成天與多位大師級學者接觸，成為我終生難忘的一段時期，是我壓力最大、鍛煉最多、進步最快、體驗最深的時期，也是我登堂入室，聆聽恩師教誨、奠定學術基礎的重要時期。雖然我的追憶好像是在訴苦，瑣瑣碎碎，但是這些苦，卻是磨練人的苦，老師的訓導讓我終生受益!

(九)

由于就要離開復旦去深圳了，朱老師兩次提出要為我餞行，但兩次都沒有成：第一次因為我已有安排，第二次因為時間來不及。可能很多朋友都不知道朱老師有一手好廚藝，他在八十年代的學問之余，是經常在家里自娛自樂的，買菜購物，自行車便是朱老師的重要工具，無論是推著走，還是坐著騎，都風采依然。

1984年12月，我帶著對母校的眷戀和對特區的向往來到了深圳，此后朱老師與我還有書信未來，每封信抬頭必稱“達志兄”,令我深感惶恐!我也幫他做點事，比如有的人事咨詢，或者轉寄香港來的有關胡適的集子等。1985年的一天，他與《歷史研究》主編龐樸先生、《中國哲學》《讀書》雜志主編包遵信先生來深圳大學開會，并專門來到深圳博物館籌建辦的草棚里看我，可惜我不在。朱老師則替我用了70余元(相當我在復旦一個月的工資)請他們在路邊小店吃了頓便飯。次日下班后，我騎著還沒有考牌的摩托車，用一個月的工資買了三條萬寶路香煙，去深圳大學招待所看望三位珍貴的導師，回來的路上，朱老師又送了我很遠很遠!

此后，我于1988年去了澳大利亞，1989年雙腎功能衰竭，五年透析，兩次換腎，兩次心力衰竭，一直與病魔搏斗，亦疏遠了與老師的往來，沒有什么成就也不敢輕易見老師，雖然有很久很久沒有見過老師，但老師的教誨卻永遠銘刻在心。

離開復旦已經28年了!老師的治學精神、治學方法、嚴謹的思維與文風，一直在深刻地影響著我，盡管我無論如何努力，也達不到老師那樣的境界與要求!3月26日的復旦《校史通訊》,頭版右上角刊登了老師的遺言：“講到歷史，如果你亂說，我就說你亂說，我可不管你是誰。你有亂說的自由，我有糾正的自由。”這是老師的格言，也是老師的風格。

朱維錚老師是一位了不起的學問家、思想家，也是我的恩師，正如公眾對他的評價：他在中國經學史、中國思想文化史、中國史學史、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國學術史、中國近代史等多個領域做出突出貢獻，被公認為是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文化史、思想史、學術史研究的開拓者之一，是促進國際學術交流合作的先行者。他繼承了復旦優秀的史學傳統，在海內外享有很高聲譽!

可惜他走得太早了，他還不老，他還有未竟的事業，還有許多來不及做的事情!他根本就不應該走!

當我得到朱老師于2012年3月10日逝世的消息，心情非常不好，我不斷地跟蹤網絡，寄托自己的哀思!蒼天有眼，讓我接到上海一家上市公司的邀請來參加他們4月21日的慶典，使得我更方便、更有機會來母校參加22日舉行的老師追思會，來寄托對老師的一份思念，一份情懷!

20日清晨，我在家中的涼臺上，趕在一場暴雨前，我揮毫寫下了“先生嚴容夢里相思，恩師良訓今世感懷”的書法楹聯。楹聯收起，暴雨狂瀉，老天的心情與我一樣……朱老師，您安息吧!按照我們伊斯蘭教的祝福，愿先生兩世吉慶!

作者簡介：魏達志，1982年春復旦大學畢業，留校任教，擔任復旦大學歷史系中國思想文化史研究室助教。后為深圳經濟學院產業經濟研究所所長、教授；深圳大學產業經濟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