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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洛陽》的價值在于對傳統IP的改編走向深刻,圍繞三國嘗試回答時代體系如何失控,被稱為“英雄”的人如何被亂世推向歷史舞臺。但這種改編也提出了更高要求,于是在過載的信息量、為續篇的提前鋪墊中,宏觀歷史、人物群像與演義名場面在《爭洛陽》中彼此爭奪篇幅,使得它未能完全把這段歷史壓縮成一部戲劇張力充足的電影。
作者:小杜????????????????????????????????????????????????????????????????????????????????????????????????????????????????????????????????????????????????????????????????????????????????????
編輯:倪蘭???????????????????????????????????????????????????????????????????????????????????????????????????????????????????????????????????????
版式:王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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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曾被反復講述的歷史IP,其人物命運與經典場面早已進入大眾記憶;于是當下動畫電影對歷史文化的改編,開始嘗試向名場面之前追溯。
《長安三萬里》從詩人命運回望盛唐,《三國的星空第一部》試圖重新解釋曹操,近日上映的《三國第一部:爭洛陽》,又把時間推向天下三分之前,試圖回答一個更深刻的問題:強盛一時的漢室如何走向失控,那些后來被稱為英雄的人,又如何被亂世推上歷史舞臺。
影片選擇從十常侍與何進的權力斗爭寫起,將曹操、袁紹、董卓與呂布放回命運尚未定型的階段。洛陽既是故事發生的都城,也是各方爭奪政治名義的中心。追光成熟的動畫工業,則為宮廷權謀、諸侯會盟與大規模戰爭提供了相應的視覺體量。
這種歷史野心也給電影帶來明顯壓力。從何進遇害、董卓進京,到曹操獻刀與諸侯討董,影片在137分鐘內裝入過多人物和事件;它解釋清楚了漢末亂局的形成,卻沒能維持好一條足夠集中的故事主線。宏觀歷史、人物群像與演義名場面彼此爭奪篇幅,讓《爭洛陽》的突破與遺憾相伴而生——它看見了三國故事更復雜的起點,而未能完全把這段歷史壓縮成一部戲劇張力充足的電影。
去“英雄演義”式歷史
《爭洛陽》里的亂世眾生
《爭洛陽》選擇把故事線向前推,去呈現東漢末年的混亂源頭,這個選擇看似是時間線的前置,但卻是一種三國故事的重心轉移。
英雄的選擇固然重要,決定他們命運的政治環境卻早已開始松動。
黃巾起義被鎮壓后,地方軍事力量卻在平亂過程中不斷擴張。中央內部矛盾重重,漢靈帝依靠宦官維持權力,士族官僚對宦官集團長期不滿,外戚何進又憑借何皇后與皇子的關系成為朝廷中的重要力量。
漢靈帝去世后,何進以大將軍身份掌握更大權力。袁紹等人希望借助何進清除宦官,何太后卻不同意對身邊宦官趕盡殺絕。何進缺少決斷,又想用外部壓力迫使何太后讓步,于是召董卓等地方將領向洛陽進軍。
這便是影片的核心沖突,影片將各方勢力的明爭暗斗作為起點,抓住了漢末危機中最關鍵的一層——各方都宣稱自己在維護漢室,卻把國家不斷變成權力博弈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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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何進被誘入宮中殺害,影片對權力失控的表達也達到高潮。
宮門外,曹操與袁紹等人仍在等待,宮門內,何進已經落入十常侍的圈套。宮門隔開了軍隊與朝廷,也暴露出權力中樞的脆弱。當何進的頭顱被拋出,漢室最后一層政治體面隨之破裂。袁紹、袁術等人隨后率兵攻入宮中,大規模誅殺宦官。這場清算解決了眼前的敵人,卻無法重建朝廷權威。皇帝一度出逃,宮廷陷入混亂,各方軍隊開始用武力決定政治結果。
董卓恰好在這個時刻進入洛陽。他所代表的邊地軍事力量很快控制局勢,廢少帝劉辯,改立劉協為帝。漢獻帝仍然是名義上的天下共主,皇權卻成為軍閥手中的政治工具。因此,董卓的到來也多了一層歷史上的客觀合理性,他的殘暴與野心加速了漢室衰敗,可他能夠迅速接管洛陽,恰恰說明朝廷內部的危機之深。
電影也由此賦予片名更深的意義。洛陽是一座都城,更是漢室合法性的來源。舊中心雖然失去實際控制力,它的象征價值依然強大。董卓需要借皇帝完成廢立,關東諸侯需要借討董獲得正當性,曹操后來迎奉天子,也是在使用漢室尚未消散的政治價值。誰能讓個人選擇披上天下大義,誰便可能在新的格局中占據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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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視角,讓《爭洛陽》與常見的演義式歷史拉開距離。影片仍然擁有英雄,卻沒有把歷史變化完全歸因于英雄的意志。各路諸侯都加入這場游戲,他們既想改變局勢,也被局勢不斷改變。三國由此不再只是豪杰并起的傳奇,也是一場舊制度自我瓦解后,無人能夠全身而退的歷史悲劇。
不過,影片試圖在137分鐘內完成從十常侍之亂到諸侯討董的歷史鋪陳,也讓宏觀視角付出了一定代價。
片名中的“爭”原本帶有明確的行動張力,但電影實際呈現的卻是多個歷史階段的連續切換。何進與十常侍爭奪朝廷,董卓入京后重新定義權力關系,曹操獻刀又把故事轉向個人刺殺,諸侯會盟則進一步進入戰爭敘事,虎牢關是動作高潮,卻未必是戲劇高潮。洛陽始終存在,卻更像連接事件的歷史坐標,沒有成為所有人物持續爭奪的戲劇目標。
作為系列開篇,《爭洛陽》還需要承擔人物亮相和續作鋪墊。袁術、孫堅、劉關張等人依次進入畫面,呂布與貂蟬的后續也被留給未來。這些安排讓觀眾看到龐大的三國世界即將展開,也使部分角色停留在露臉的階段。影片不斷為續集預埋,屬于這一部的情感完成度便有所削弱。
這種創作上的得失,也映照在影片目前頗為矛盾的市場反饋中。截至發稿前,《爭洛陽》豆瓣評分為8.0,貓眼預測總票房約1.35億元,呈現出叫好卻不夠叫座的走勢。
有限的票房空間,正暴露出這套表達進入大眾市場時的門檻。熟悉三國的觀眾能夠從中發現豐富細節,普通觀眾卻可能在歷史信息中逐漸失去代入感。口碑與票房之間的落差,依然說明歷史IP的厚重感如何轉化為更有吸引力的商業敘事,是影片尚未完全解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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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絕對主角,《爭洛陽》把三國還給群雄
2025年《三國的星空第一部》,曾嘗試糾正演義傳統中尊劉貶曹帶來的道德定型。它所呈現的狀態是,替曹操擺脫“奸雄”標簽,對人物的理想主義進行了較多強化,其政治野心、手段爭議和道德灰度有所收縮;但與此同時,袁紹等其他人物更多承擔陪襯或對照作用。
而到了《爭洛陽》,影片采取了更開放的處理。片中也讓曹操與袁紹的關系承擔了主要情感線,曹操也是帶領觀眾進入漢末亂局的重要視角,但影片沒有建立一個絕對正確的歷史主角。曹操、袁紹、董卓、呂布以及相繼登場的諸侯,都處在命運尚未定型的階段。他們擁有各自的欲望和局限,也分別代表著應對亂世的不同方式。
曹操應是其中最具行動力的人。他對政治變化有極強的判斷,當朝中公卿仍在猶疑或哀嘆時,曹操傾向于直接尋找解決辦法。電影沒有將這種果決全部處理成英雄光環——因為曹操擺脫規則約束的能力,可以讓他在亂世中迅速抓住機會,也暗含著另一種危險;曹操身上令人敬佩與令人警惕的部分,事實上擁有相近的性格來源。
于是電影沒有急著定性曹操是忠臣還是奸雄,而是欲讓觀眾看見,一個擁有強烈行動意志的人,如何在亂世中一步步擴大自己的能力與野心——它想為曹操賦予一種尚未完成的真實感。然而值得點出的是,盡管這種用意可以被捕捉到,但在整體群像中,曹操的這份特性并沒有被塑造得特別出彩,也是比較遺憾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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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紹代表著另一種選擇。他擁有士族網絡與政治聲望,他背負的東西比曹操更多。每一次行動都牽涉家族名分,他很難徹底拋開舊世界的規則。袁紹的優柔寡斷既是個人性格,也是士族政治的結果。他想修補漢室,又無法完全放棄舊秩序給予自己的身份與利益。
兩人的分道揚鑣因此具有超越友情的意義。他們曾經意氣相投,也都希望有所作為。隨著洛陽局勢不斷惡化,曹操則越來越相信,非常之世需要非常手段。一個背著舊時代的體面前行,一個準備在廢墟中重新尋找規則;但曹操、袁紹的關系雖然承擔情感線,卻經常被歷史事件打斷,兩個人更多是在回應局勢,沒有持續推動局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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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對董卓的塑造同樣保留了復雜性。他殘暴貪婪,也擁有邊境軍事強人的行動能力。董卓進入洛陽后迅速控制軍隊、皇帝與朝堂,無不說明他對權力關系有清醒認識。他只要能夠用武力保證命令被執行,便足以改變中央政治。因此,董卓既是個人野心的化身,也是漢末政治失衡的產物。他的暴政帶有鮮明的個人責任,也暴露出朝廷早已無法約束軍事力量的現實。
呂布的登場,提供了另一種亂世人物。方天畫戟、赤兔馬與壓倒性的戰斗能力,延續了觀眾對“三國戰神”的想象。可在勇武之外,電影也呈現了他在個人欲望和政治依附之間的搖擺。從丁原到董卓,呂布不斷尋找能夠承認自己價值的權力,又始終缺少穩定的政治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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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術、孫堅以及劉關張等人的相繼出現,又將電影從雙主角關系擴展為真正的群雄圖景。袁術身上帶著世家子弟的傲慢,孫堅以更直接的軍事行動進入亂局。劉備、關羽和張飛雖然直到后段才得到醒目的篇幅,三英戰呂布依然迅速喚醒了觀眾的集體記憶。
至此,《爭洛陽》搭起了一幅群雄圖景,每個人都代表著時代的一種可能。但與前文點出的問題相似,群像帶來了開闊的歷史視野,也分散了人物塑造的力量。
曹操與袁紹擁有較完整的關系變化,其他角色更多仍是先占下關于未來的坐標。影片希望擺脫臉譜化,卻有時又把人物處理得過于周全,何太后、卞氏等女性角色也主要承擔歷史進程中的工具性,尚未獲得與男性群像相近的主體性。因此,《爭洛陽》的人物塑造處在一種微妙狀態中。一些人物仍需要等待續集,才能真正從歷史形象變成有血肉的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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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IP改編,如何把熟悉重新變成未知
如果從更大的范圍觀察,《爭洛陽》的出現并不孤立。近年的國產動畫已經不再滿足于對神話人物進行簡單翻新,歷史與古典文學逐漸成為新的內容來源。《浪浪山小妖怪》從無名小妖進入《西游記》,暑期檔點映口碑正在走高的《八仙》同樣也改編自民間傳說。
這種變化說明,傳統文化能夠提供的內容,遠遠超過神話英雄和動作奇觀。創作者開始關注人物成名之前的選擇,也開始解釋時代如何塑造后來被歷史固定的形象。
《爭洛陽》的價值正在于此。它沒有只復現桃園結義、曹操獻刀和三英戰呂布,而是從十常侍、何進與洛陽朝廷寫起。那些后來被稱為英雄的人,最初也只是身處亂局的一群年輕人。他們無法預知自己的結局,只能在一次次選擇中走向歷史。
這種改編方式也提出了更高要求。歷史信息的增加無法自動生成深度,人物數量的擴張也不會天然帶來史詩感。創作者既要理解歷史結構,也需要將龐雜關系轉化成一條能夠持續推進的故事。否則,考據越充分,電影越容易接近歷史圖解,而觀眾也難以與人物深度共情。
《爭洛陽》的突破與遺憾,恰好來自同一份野心。它挖掘了三國故事更復雜的起點,卻沒有把歷史壓縮成一條電影主線。對于當下的歷史IP改編而言,熟悉的歷史可以提供人物、事件與記憶,真正讓它再次發生在觀眾眼前的,仍然需要電影自身去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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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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