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第一部：爭洛陽》：一個理想主義的“曹操”的誕生

動畫電影《三國第一部：爭洛陽》近期在影院上映，熟悉三國故事的觀眾看這部影片，很容易產(chǎn)生一種既熟悉又陌生的感受。從黃巾起義的狼煙、十常侍亂政的陰云到虎牢關(guān)前的三英戰(zhàn)呂布，大量經(jīng)典名場面接踵而至，讓人直呼過癮；但同時，影片僅以曹操的視角展開，劉關(guān)張三兄弟在電影末尾才出場，還將曹操與袁紹這對敵手塑造成了為治世而共同努力的至交好友。

這些改編是否有史料依據(jù)？面對歷史與小說中的各種說法，影片編導(dǎo)團隊對材料的增刪取舍最終塑造出了一個怎樣的曹操？要理清這些問題，不妨先順著情節(jié)，看看影片是如何挑選史料的。

《爭洛陽》參考了哪些史料？

影片的故事從黃巾起義與十常侍亂政的亂局中展開，曹操與袁紹以少年游俠的姿態(tài)并肩登場，兩人因為一樁權(quán)貴婚事相識，本著同樣的反對宦官亂政的立場，二人聯(lián)手劫走新婦，并在隨后的追捕中結(jié)下了深厚的私人情誼。此后，袁紹云游四方廣結(jié)豪杰，曹操則步入仕途，擔(dān)任洛陽北部尉，以五色棒懲治了宦官蹇碩的叔父。不久，漢靈帝設(shè)立西園新軍，曹操與袁紹同在軍中效力，并迅速被推入大將軍何進與十常侍的政斗漩渦。

面對宦官亂政的局面，不顧曹操反對，何進與袁紹最終決定召集地方武力入京施壓。隨后局勢失控，大將軍何進被十常侍誘殺，袁紹等人引兵攻入宮城屠殺宦官，張讓等宦官則劫持少帝與陳留王連夜出逃。正當朝廷秩序癱瘓之際，西涼董卓率軍入洛陽并迅速收編洛陽各部，專權(quán)廢立。袁紹在朝堂上橫刀對抗董卓后憤而離開，曹操則選擇屈身事卓，最終在與王允結(jié)盟后借寶刀行刺。刺殺失敗后，曹操脫身逃回陳留，發(fā)布矯詔促成諸侯會盟。故事最終收卷于虎牢關(guān)前三英戰(zhàn)呂布的武戲高潮，在聯(lián)軍的沖鋒中，影片穿插的蒙太奇鏡頭預(yù)示了諸侯未來的分裂。

電影《三國第一部：爭洛陽》劇照

影片將曹操與袁紹這對日后宿敵塑造成了共同為治世努力的至交好友，這并非毫無史實依據(jù)。《三國志》中記載，曹操與袁紹少時有交往（“少與交焉”），而片中那場充滿俠氣色彩的搶親戲碼，則來自筆記小說《世說新語》：

魏武少時，嘗與袁紹好為游俠，觀人新婚，因潛入主人園中，夜叫呼云：“有偷兒賊！”青廬中人皆出觀，魏武乃入，抽刃劫新婦與紹還出。失道，墜枳棘中，紹不能得動，復(fù)大叫云：“偷兒在此！”紹遑迫自擲出，遂以俱免。

在原書語境里，這本是兩個少年頑劣放蕩的惡作劇，頗有些市井無賴之氣。然而，電影保留了劫婦、被追以及大叫脫險的動作骨架，卻從根本上改變了二人倫理動機。電影里二人要劫婦的原因，是因為這本就是一場逼婚，作惡的主人是十常侍的親戚。于是頑童鬧劇變成了青年英雄反抗宦官強權(quán)、救人于水火的情義之舉。歷史記載里著墨不多的早年交游，也被改寫為基于共同理想的深厚情誼，為雙主角的后續(xù)分道揚鑣埋下了極具張力的情感基石。

影片對許劭“月旦評”的處理則頗見用心。許劭對曹操的評價，早期文獻里本來就有兩種表述。裴松之注引孫盛《異同雜語》說：

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

《后漢書·許劭傳》所載卻是：

君清平之奸賊，亂世之英雄。

后來《三國演義》采用“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并寫曹操聞言大喜。電影沒有選擇其中一句，而是讓許劭的童子把兩種評語一同懸掛出來，說許劭在這兩條間遲疑難決，這一改編自然能讓熟悉史料的觀眾會心一笑。

隨后曹操步入洛陽仕途，擔(dān)任洛陽北部尉。《三國志》正文對此僅有簡單的任命記載，電影中用五色棒懲治特權(quán)的名場面，實則保存在裴松之注引的《曹瞞傳》中：

太祖初入尉廨，繕治四門，造五色棒，縣門左右各十余枚。有犯禁者，不避豪強，皆棒殺之。后數(shù)月，靈帝愛幸小黃門蹇碩叔父夜行，即殺之。京師斂跡，莫敢犯者。

電影精準地抓取了“造五色棒”與“棒殺不避豪強”的核心細節(jié)，把這段裴注里的軼聞變成了曹操青年時代反對宦官集團的代表事件。

《三國志裴松之注》

影片中此后漢靈帝設(shè)立西園八校尉，將曹操與袁紹同時放進新軍，但不久這一平衡宦官勢力的用心就被宦官集團篡奪。按照《后漢書》的記載：

帝以蹇碩壯健而有武略，特親任之，以為元帥。

正史中僅有簡單記載，而影片則巧妙地利用了這一歷史背景，將蹇碩被任命為元帥暗示為宦官集團矯詔奪權(quán)的嘗試，從而將宦官集團與外戚集團的矛盾激烈化。

隨著危機加深，在是否召外兵入京的問題上，曹操與袁紹產(chǎn)生了嚴重分歧。曹操的強烈反對源自裴注引《魏書》中：

既治其罪，當誅元惡，一獄吏足矣，何必紛紛召外將乎？

曹操離開洛陽后，在陳留散盡家財、招募義兵，參與關(guān)東州郡的討董行動。諸侯推舉袁紹為盟主，但各路軍隊并未形成統(tǒng)一有效的指揮。其中，屯駐酸棗的張邈、劉岱、橋瑁等部尤其缺乏進取之意，《三國志·武帝紀》寫道：

諸軍兵十余萬，日置酒高會，不圖進取。

曹操在這一部聯(lián)軍中力主西進，隨后率軍進抵滎陽，并在汴水一帶遭徐榮擊敗；與此同時，孫堅也在另一條戰(zhàn)線上持續(xù)進攻董卓軍，還在陽人擊敗胡軫、呂布所部并斬殺華雄。

電影則把這些分散的軍事行動重新集中到虎牢關(guān)前，讓曹操率先沖鋒，隨后袁紹、孫堅、公孫瓚等相繼跟進，電影沒有還原史書中各路軍隊分散行動、進退不一的情況，而是濃墨重彩地渲染了各路軍隊戰(zhàn)旗獵獵并肩沖鋒的場景，以此刻畫了一次激昂的情緒高潮。此外如曹操刺董、三英戰(zhàn)呂布等經(jīng)典情節(jié)，則是從《三國演義》中取材的故事。

電影《三國第一部：爭洛陽》劇照

“理想主義”的曹操如何誕生？

觀察影片對材料的裁剪，能清晰看到其改編方向：它把曹操與袁紹早期的政治活動，解釋為亂世之中的理想主義悲劇。這一重塑過程最顯著的落腳點，在于影片強化的曹袁友情線。在正史中，關(guān)于兩人早年交往僅有一句“太祖少與交焉”，筆記中的記載也僅能說明二人少時一同嬉游。然而，電影選擇將二人早年的交往改寫為基于共同的治世理想的情義之交，并用為治世各自努力和“這世道，難道越努力越亂了嗎”作為全片的題眼。

此外，影片也明顯強化了曹操作為主視角和主角的地位。面對大將軍何進試圖征召董卓等外兵入京的危機，電影中曹操的建議，實際上融合了正史和演義小說里曹操的斷語，以及《后漢書·何進傳》中陳琳“大兵聚會，強者為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秖為亂階”的觀點。此外，正史中并未記載曹操參與誅殺十常侍，電影中也將其作為核心的參與者進行了刻畫。

在增加曹操的存在感之外，影片更引人注目的改編動作，在于對曹操殺呂伯奢事件的完全隱去。電影雖遵循了刺董脫身的敘事骨架，卻將正史、筆記、小說中都曾濃墨渲染的呂伯奢事件徹底刪除。裴松之注中引證了三種說法，其表述很不相同：

從數(shù)騎過故人成皋呂伯奢，伯奢不在，其子與賓客共劫太祖，取馬及物，太祖手刃擊殺數(shù)人。（王沈《魏書》）

太祖過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備賓主禮。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圖己，手劍夜殺八人而去。（郭頒《魏晉世語》）

太祖聞其食器聲，以為圖己，遂夜殺之。既而凄愴曰：“寧我負人，無人負我！”遂行。（孫盛《雜記》）

《魏書》把殺人解釋為呂伯奢之子與賓客劫奪曹操后的自衛(wèi)，呂伯奢本人并不在場；《魏晉世語》說呂家以賓主之禮相待，曹操因疑心而夜殺八人；孫盛《雜記》又把誤聽食器聲與“寧我負人”的自白連在一起。《魏書》作為曹魏時期編修的史書，記載最為正面，其他兩則材料則更接近我們較為熟知的版本。

而我們最熟知的，當然是《三國演義》中的記載，《三國演義》將最后曹操的自白改為：

陳宮曰：“知而故殺，大不義也！”操曰：“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

《三國演義》寫曹操先因誤聽“縛而殺之”殺死呂家八口，發(fā)現(xiàn)只是殺豬待客后，又在途中明知故殺呂伯奢本人；“寧我負人”也被擴大成“寧教我負天下人”。

不過，盡管幾條材料并不完全相同，曹操在呂氏家中殺人的敘事從早期史籍異說到《三國演義》始終被反復(fù)書寫。它在曹操形象史上極其重要，從被迫自衛(wèi)，到猜疑夜殺，再到明知故殺，曹操越來越偏向于多疑、殘忍和極端自私的奸雄形象。

電影完全刪去了這段情節(jié)，帶來的直接戲劇效果，就是避免了曹操可能存在的道德瑕疵，同時也消除了基于公義刺殺董卓與基于私利殺呂家自保之間的尖銳矛盾。這一刪減淡化了曹操早期的陰暗面，強化了他從刺董到發(fā)布矯詔這一系列行動的合理性，讓其在第一部中維持住了一個相對純粹的治世理想者形象，一個“理想主義”的曹操由此誕生了。

電影《三國第一部：爭洛陽》中的曹操

應(yīng)該說，電影中刻畫的這個曹操，雖然與正史、野史、筆記中的曹操形象都不完全符合，但在歷史文獻中也并非全然沒有蹤跡，這就是保存在曹操存世詩文中的、悲天憫人的“詩人”曹操：

關(guān)東有義士，興兵討群兇。初期會盟津，乃心在咸陽。軍合力不齊，躊躇而雁行。勢利使人爭，嗣還自相戕。淮南弟稱號，刻璽于北方。鎧甲生蟣虱，萬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

這首詩前半段寫的正是電影結(jié)局之后的歷史：諸侯最初以“義士”自命，共同起兵討伐董卓；但在“興兵討群兇”之后，緊接著便是“軍合力不齊”“勢利使人爭”。聯(lián)盟沒有抵達共同期待的終點，反而在權(quán)力競爭中走向瓦解。更重要的是，曹操并未把這場失敗僅僅寫成諸侯間的政治爭斗，詩的視線最終落在“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的百姓身上。所謂“念之斷人腸”，使他既是群雄逐鹿的參與者，也是亂世苦難的見證者。

曹操的治世愿望也體現(xiàn)在其另一首名篇中：

對酒歌，太平時，吏不呼門。王者賢且明，宰相股肱皆忠良。咸禮讓，民無所爭訟。三年耕有九年儲，倉谷滿盈。斑白不負戴。雨澤如此，百谷用成。卻走馬，以糞其土田。爵公侯伯子男，咸愛其民，以黜陟幽明。子養(yǎng)有若父與兄。犯禮法，輕重隨其刑。路無拾遺之私，囹圄空虛，冬節(jié)不斷。人耄耋，皆得以壽終，恩澤廣及草木昆蟲。

這首詩描繪了理想的太平愿景：官吏不破門擾民，倉中有足夠九年食用的儲糧，老人不必背負重物，監(jiān)獄空虛，到了冬季也沒有犯人需要判決，年邁者都能壽終，恩澤甚至遍及草木昆蟲。電影強化的曹操青年時代的治世愿望，正可以從這里找到呼應(yīng)。

影片選擇的，是曹操復(fù)雜形象中悲天憫人、憂世而又渴望重建秩序的一面。這樣的曹操顯然經(jīng)過了選擇，卻并非憑空虛構(gòu)：影片讓詩人的悲憫壓過了奸雄的猜疑，使觀眾相信他最初確有過理想的愿景，從而也賦予了他對抗失序的悲劇重量。

故事為何結(jié)束在虎牢關(guān)？

這種裁剪史料的處理，使得漢末那場繁復(fù)的亂局擁有了清晰的矛盾主線，也讓主要人物形象更鮮明。作為對古典材料進行現(xiàn)代視聽轉(zhuǎn)化的再創(chuàng)造，這種在歷史縫隙中尋找情感共鳴的人物塑造方式，就藝術(shù)層面而言無可厚非。然而，將三國系列第一部結(jié)束在三英戰(zhàn)呂布的虎牢關(guān)之戰(zhàn)，僅就敘事藝術(shù)而言，也并非毫無瑕疵。

已有網(wǎng)友對此感到疑惑，為何故事只拍到三英戰(zhàn)呂布？畢竟對于熟悉《三國演義》的觀眾而言，這一情節(jié)只是諸侯討董劇情中的高潮之一，更只是反抗董卓這一大段落中的一個序曲。如此中斷，難免讓人感到故事未完。要理解這種敘事節(jié)奏上的選擇，不妨先跳出電影的視聽邏輯，回到影片所依賴的《三國演義》原著，看看原著是如何處理反董這一大段情節(jié)的。

電影《三國第一部：爭洛陽》中的呂布

在《三國演義》原著里，反董聯(lián)軍在虎牢關(guān)之戰(zhàn)后的政治分裂和后果，實際上是由隨后的第六至第十回逐步展開并完成的。如果順著情節(jié)向后推演，聯(lián)盟反董扶漢的道德目標在第六回中就開始崩塌。伴隨著董卓火燒洛陽、遷都長安，曹操獨自西進并在滎陽遭遇敗退，孫堅在枯井中得到玉璽而心懷私志，同盟各懷一心走向解體。

第七回，毛批本《三國演義》毛宗崗的批語可謂一語中的：

諸侯紛紛，互相爭競，天下已成四分五裂之勢。一董卓未死，而天下又生出無數(shù)董卓。

那些曾經(jīng)打著扶漢旗號的義士，在利益誘惑與互相猜忌中，逐步轉(zhuǎn)變?yōu)楦顡?jù)軍閥。緊接著，在第八、九回中，敘事焦點從曹操和關(guān)東聯(lián)軍，轉(zhuǎn)由長安城內(nèi)的司徒王允，王允借貂蟬的美色，為呂布與董卓巧設(shè)連環(huán)計，借呂布之手誅殺董卓。直到第十回，李傕、郭汜亂長安后，曹操才重新回到敘事中心。

中國古典小說往往采用綴段式的情節(jié)結(jié)構(gòu)，即借助人物之間的串聯(lián)，不斷切換視角，而往往又以十回左右作為一個大的情節(jié)段落。《三國演義》這一點就很明顯，漢學(xué)家浦安迪總結(jié)《三國演義》前九回為一個段落，重點是“董卓傳”，雖未必完全貼切，但就《三國演義》的整體結(jié)構(gòu)而言，的確可以說前九回自成一段，講述東漢秩序崩塌的經(jīng)過，先有黃巾軍、十常侍，后收束于董卓暴政和反董聯(lián)軍。董卓死后，故事的中心就正式從重建東漢的秩序，轉(zhuǎn)向了群雄逐鹿天下的段落。

電影同樣大致可以分為兩段式結(jié)構(gòu)，前半部除卻序曲中曹袁訂交的情節(jié)，基本圍繞外戚與宦官集團的斗爭，后半部則緊密圍繞反董的主線。如此，對照原著，我們能比較容易地理解電影為何給人猝然中斷的感受，因為原著中十常侍之亂與反董本身都屬于前十回東漢秩序的崩塌段落，而電影則將反董的大段落一分為二，從中隔斷。

這是為什么呢？

讓我們重新回到電影與正史、原著小說的核心差別上。古典小說講究賓主流動、綴段榫接的技法，使得敘事可以從容切換，這種技法也與正史傳記的敘事特點相呼應(yīng)，故而小說第六回以曹操為傳主，寫他滎陽兵敗，第七回就轉(zhuǎn)向諸侯內(nèi)訌，第八回則以王允、呂布為焦點，人物視角不斷變換，但主線卻一氣呵成。

相比之下，電影將曹操和袁紹的私人情誼與行動選擇作為核心命意的載體，又以曹操視角串聯(lián)全片。若要繼續(xù)講述王允和貂蟬的連環(huán)計，就很難繼續(xù)保持曹操的視角，除非大幅增加主角的虛構(gòu)情節(jié)，這又是編導(dǎo)團隊審慎的歷史態(tài)度所不愿的。而若是切換視角，就又與全片已然確立的敘事風(fēng)格相違背了，畢竟，以某一人物的視角切入歷史大勢的敘事美學(xué)，是制作組在《長安三萬里》中就已運用嫻熟的拿手好戲。這種以個人為中心的結(jié)構(gòu)設(shè)計，與古典奇書多線交叉、人物焦點不斷流動的習(xí)慣之間天然存在著隔閡。如何在這個穩(wěn)定的單人視角與龐雜的群雄割據(jù)大勢之間尋找平衡，也是類似的現(xiàn)代改編作品共同面對的兩難問題。

電影《三國第一部：爭洛陽》中的袁紹

名著的改編并不容易。在這一系列艱難取舍之后，《爭洛陽》的編導(dǎo)團隊給出了他們的答卷，他們剝離了曹操性格中殘忍和多疑的元素，塑造了悲天憫人的、放浪不羈的理想主義者曹操。影片最后定格在曹操一馬當先，帶領(lǐng)著諸侯聯(lián)軍沖向虎牢關(guān)的畫面，將曹操的形象定格在了這個最光輝、最理想主義的時刻，也將漢末的歷史定格在了諸侯奮發(fā)討董、一往無前的這個理想主義的片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