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探”聶海芬：從無懈可擊女神探，到中國臭名昭著的冤案制造者

一個人能不能＂無懈可擊＂？這是個常識問題。但2006年的中國輿論場，曾經一度相信答案是＂能＂。

2006年，央視《第一線》欄目曾報道杭州市公安局刑偵支隊預審大隊大隊長聶海芬，并在節(jié)目中使用“無懈可擊”等評價性表述。

節(jié)目里有一段細節(jié)，至今讓法律人不寒而栗：聶海芬承認被害人王某尸體上未發(fā)現精斑等強奸痕跡，同時死者指甲中提取到的DNA亦屬于另一名男性。主持人沒有追問。

觀眾沒有追問。整個傳播鏈條上，沒有一個人把這句話翻譯成它真正的意思——死者指甲縫里嵌著另一個男人的細胞，這條關鍵生物物證至少說明，案件現場還存在一名與張氏叔侄無關的男性生物信息，而這一線索后來成為案件重新審查的重要突破口。相反，鏡頭給了她笑容的特寫。

要理解這場荒誕劇，得跳出＂個人作惡＂的簡單敘事。聶海芬1965年生人，1986年參加工作，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警校畢業(yè)即入預審崗。

預審，是公安系統(tǒng)里最講＂功夫＂的活——它考驗的不是體力追捕，而是把嫌疑人嘴撬開的本事。這個崗位的邏輯陷阱在于：考核標準是＂破案率＂，而非＂事實還原率＂。撬開嘴，等于完成任務；撬出真相，反而是奢侈品。她在這條賽道上跑得飛快。

當時公開報道中，她曾因辦案成績突出、“破案率高”等表現受到宣傳報道，并獲得全國“三八”紅旗手等榮譽。數字漂亮得讓人忘了追問：百分之百，是真的百分之百對，還是百分之百＂結案＂？

差別可大了。在一些時期，基層公安考核中的破案指標，更強調案件偵破數量和辦結效率，而如何避免錯案，則需要依靠審查機制和司法程序進一步保障。

只要有人被起訴、被判刑、案卷歸檔，就算＂破＂。在這個指標下，＂寧可錯抓，不可放過＂就是理性選擇。

而聶海芬的＂神話＂，恰恰長在這塊土壤里。她不是個例。她是一種考核哲學的人格化產物。

回到那樁2003年的案子。5月，安徽歙縣貨車司機張高平和侄子張輝，捎帶一名17歲的安徽老鄉(xiāng)女孩前往杭州。

在杭州艮秋立交橋處，張高平張輝叔侄與王某分手，讓她自己坐出租車前往三橋，隨后繼續(xù)駕駛貨車前往上海。王某下車后，于2003年5月19日早晨被人殺害，尸體被拋至杭州市西湖區(qū)留下鎮(zhèn)留泗路東穆塢村路段的路邊溪溝。

＂最后接觸者＂——這四個字就夠了。叔侄倆跑長途回家路上被截下，從此進入十年深淵。能夠直接證明張氏叔侄實施犯罪的關鍵物證，并不存在。死者指甲里的男性DNA，與他們無關。兩人的口供互相矛盾。

按照現代刑事司法理念，這樣的證據體系難以達到排除合理懷疑的定罪標準，更需要經過嚴格審查。但案子還是辦成了＂鐵案＂。

我個人最想追問的，不是聶海芬＂為什么作惡＂，而是——為什么這套漏洞百出的邏輯，能在公檢法三道關口暢通無阻？答案藏在另一個細節(jié)里。

袁連芳其人系牢頭獄霸，是張氏叔侄二人被關押期間的同監(jiān)犯，他后來被指控寫好筆錄后逼迫張氏叔侄二人抄寫、背誦，稍有不從就對二人拳腳相加并加以折磨。袁連芳在看守所內參與形成的相關供述問題，后來成為案件復查中的重要爭議點，也暴露出監(jiān)管環(huán)節(jié)存在的問題。

它需要一整條灰色鏈條的默許。也就是說，＂神探＂從來不是一個人神。她是一個系統(tǒng)的代言人。

轉機來自體制內部一位不肯睜眼說瞎話的檢察官。張氏叔侄被發(fā)配新疆石河子服刑，在那里遇到了時任石河子市人民檢察院監(jiān)所檢察科檢察員張飚。

張飚翻閱卷宗后認定有問題，多次以石河子市檢察院名義向浙江發(fā)出協(xié)查函。2008年，張飚從石河子市檢察院退休，他替張氏叔侄二人介紹了律師朱明勇，并多次鼓勵張氏叔侄二人，張高平的哥哥張高發(fā)和他們的代理律師繼續(xù)申訴。

這條線很關鍵。它說明：體制內并非沒有清醒者，只是清醒者的話語權，常常被＂績效＂和＂維穩(wěn)＂壓得很低。

張飚一個老檢察員，從在崗到退休，用了大半個職業(yè)生涯的余力，才把這塊鐵案撬開一道縫。這個比例，本身就足以讓人沉默。

撬開縫之后，真相來得快得近乎殘忍。2011年11月，杭州市公安局按照復查組的要求，將死者王某指甲內提取的陌生男性DNA與全國違法犯罪人員信息庫進行比對，結果該DNA分型與一名已被執(zhí)行死刑的罪犯勾海峰完全吻合。

勾海峰這個名字，是這樁冤案最鋒利的反諷。聶海芬曾參與該案偵查審核工作，而后來發(fā)現的DNA線索，與另一名已被執(zhí)行死刑的罪犯勾海峰有關，這種反差成為公眾討論的焦點。

同一案件中，曾經被忽視的DNA線索最終指向了已經因其他案件被執(zhí)行死刑的勾海峰，也讓外界重新認識到原案偵查中的漏洞。而真兇上刑場前，她也沒有把兩條線索連起來。

這不是＂神探＂，這是流水線上的工人——只完成當下這道工序，不抬頭看上下游。

2013年3月26日，張輝、張高平叔侄被宣判無罪，當庭釋放。二人隨后獲得國家賠償2211461.2元。人均一百一十萬。

十年。按平均每天計算，這筆錢大概折合每天300元。這是中國法律對＂自由＂的標價。

接下來才是這個故事真正令人窒息的部分。冤案平反，叔侄獲賠，公眾情緒一時沸騰——大家都在等一場對應的＂問責風暴＂。風暴沒來。

2014年4月9日，浙江省政法委政治部副主任朱巧湘稱，調查組將對＂二張＂錯案原辦理過程中公、檢、法各部門辦案環(huán)節(jié)存在的問題進行全面調查，并將根據調查情況，嚴肅依法依紀追究責任。

其中就包括了案件的審核人——杭州市公安局刑偵支隊預審大隊大隊長聶海芬。＂將＂追究——這是2014年的表態(tài)。之后呢？

多方消息顯示該冤案責任人的調查和追責程序早已結束，但浙江政法方面未對外公開結果

這種處理方式本身，就是一種回答。

2016年，民間一度盛傳＂聶海芬被判6年＂的消息，朋友圈刷得飛起。后來呢？

2016年有傳言稱聶海芬因濫用職權罪被判處有期徒刑6年，但經過《安徽商報》實地探訪證偽，聶實際上仍在公安系統(tǒng)內正常工作。公眾的想象，再一次跑贏了現實。

此后，關于聶海芬個人情況的公開信息較少。聶海芬的名字，就在這套循環(huán)里慢慢沉入水底。

按公開資料推算，聶海芬如今已年逾六十，達到女性公務員退休年齡。她最后一次出現在公開報道里，已是若干年前。

張氏叔侄冤案平反之后，盡管媒體多方報導，但聶海芬本人始終沒有直接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之中。不發(fā)聲，不出席，不接受任何采訪。

這種沉默有它的＂智慧＂——既不承認錯誤，也不挑戰(zhàn)公論，讓時間把一切磨平。

但時間真的會磨平嗎？我個人不這么看。張氏叔侄案成為近年來討論刑事司法改革、防范冤假錯案時經常被引用的案例之一。

該案推動了中國刑事司法體系的進一步完善，此后，＂非法證據排除規(guī)則＂＂疑罪從無原則＂被更加嚴格地貫徹執(zhí)行，偵查預審制度得到恢復和加強，DNA等科技手段在案件偵查中的應用也更加廣泛，為防范冤假錯案筑牢了制度防線。

2014年起推動的＂以審判為中心＂訴訟制度改革、2017年最高法的庭審實質化要求、2018年刑事訴訟法修訂中對值班律師制度的明確，到近些年各地推廣的訊問全程同步錄音錄像——每一步背后，都有＂二張＂的影子。

換句話說，聶海芬可以隱身，但她的案子無法隱身。它已經成了法學院案例庫里繞不開的負面教材，成了每一個新入職檢察官培訓時反復被告誡的＂前車之鑒＂。

更深一層的反思應該指向＂造神＂機制本身。一個健康的司法體系，需要的不是＂無懈可擊＂的英雄，而是＂可以被質疑＂的程序。

＂神探＂敘事的危險，恰恰在于它把＂個人能力＂凌駕于＂制度約束＂之上。當媒體用＂破案率100%＂為某人立傳時，傳出去的不只是個人榮光，而是一種隱含的暗示——這個人，可以不依賴證據。

可以不依賴證據的執(zhí)法者，是法治最大的敵人。

回看張高平當年在新疆監(jiān)獄里說過的一句話：他不寫認罪書，不喊囚號，拒絕減刑，因為減刑等于認罪。這是一個普通貨車司機對＂程序正義＂最樸素的理解。

諷刺的是，這種理解，比當年那些把他送進監(jiān)獄的＂專業(yè)人士＂加起來都更接近法治精神。

這恰恰是這個故事留給中國法治最鋒利的禮物：

讓真相的依據，從一個人嘴里說出的話，回到一份不會被恐懼、利益和考核扭曲的物證上。人會撒謊，DNA不會。

口供會被逼出，指紋不會被逼出。承認這一點，就不再需要＂無懈可擊＂的神。

至于聶海芬本人，她大概會以一個體制內退休干部的身份，安靜地度過晚年。沒有公開審判，沒有公開道歉，也沒有公開的悔意。

這是她個人的＂軟著陸＂，卻是公共記憶里一根拔不掉的刺。法治社會的成熟標志之一，就是不再依靠＂神探＂來給老百姓安全感，也不再靠＂輿論審判＂去替代正規(guī)追責。

前者意味著我們相信制度，后者意味著我們能容忍制度的笨拙。這兩件事，比讓某一個人＂得到應有懲罰＂更難，也更重要。

最后想說一句：聶海芬不是這樁冤案的全部，也不是它的終點。

這起案件提醒人們，司法不能依賴個人光環(huán)，而必須依靠制度約束和證據規(guī)則。

我們能做的，是別再相信任何一個被宣傳成＂無懈可擊＂的人，無論他/她戴著什么樣的桂冠、出現在什么樣的鏡頭里。畢竟，神探越多的地方，往往就是冤案越多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