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算接觸到了一批真實案件的卷宗。他發現這些卷宗里的案件完全是反戲劇模式,其中人物的邏輯性和動機,和憑空塑造角色的創作路徑完全不一樣,“一直以來,我對于真人真事所產生的非常厚重和扎實的力量感,很有創作欲望。”
反戲劇,在某種程度上,成為《懸案》創作的起點。最終,以2016年3月公安部刑偵局主抓的“疑難命案積案攻堅行動”所偵破的多起案件為基礎改編創作的兩個故事,成為2026年夏天在優酷播出的《懸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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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源:微博@懸案官微)
對懸疑市場來說,一季兩案,不以解謎為核心懸念的《懸案》無疑是新鮮的。在流媒體興起后,懸疑劇成為了國產劇類型創作的顯學,但也在過去幾年逐漸被觀眾認為陷入某種套路之中。
如果以好萊塢電影的發展歷程作為參考,類型電影和反類型之間時常變奏,尤其在上世紀60年代后的新好萊塢電影中盛行。《美國電影藝術史》一書中提到,反類型的成立依賴于類型片業已建立的復雜的互文本網絡,以及觀眾對后者的熟悉與慣常的期待視野。打破對類型慣常的期待是反類型創作最重要的實現路徑。
從《瘋人院》到《邊水往事》,算常被外界貼上懸疑劇導演的標簽,拿下去年國劇最高分的《反人類暴行》講述731部隊暴行,展示了他在創作上的更多可能性。而《懸案》證明,通過打破對懸疑類型的慣常期待,他仍舊在顛覆觀眾對自己的預期。
反懸疑的《懸案》
《懸案》最大的類型創新,是將一季的懸疑敘事變成了兩個僅僅在概念上相同,而在人物上沒有延續的兩個單元故事。珠寶行連環劫案和卞記旅館搶劫案都經歷了22年的追兇過程,但兩個案子的罪犯、警察和犯罪具體地點都完全不同。
這不是算第一次拍單元劇,2018年的懸疑劇《瘋人院》就采用了單元劇形式,彼時他在采訪中提到自己在形式上或節奏上參考了英美劇,“我個人非常喜歡兩部英劇,一部是《黑鏡》,一部是《9號秘事》,這兩部劇都是獨立的單元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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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瘋人院》畢竟是實驗性的低成本新人作品,《懸案》則在商業化上更為嫻熟,而算敢于采用這種形式,也是因為看到了觀眾對于類型變奏的消費需求。他認為如今八九集是一個相對完整的觀影過程,“平臺后臺的大數據能看到,到了八九集時,觀眾差不多就要離場,可能對這個題材不感興趣,新劇又出來了。”
“思路一定要打開,不能再用以前36集、48集思維再去看待,”算認為劇集的創作邏輯必須隨觀眾的消費習慣變化而發生改變,“對于觀眾來說,一個題材、母題和框架下,差不多八九集就可以把故事消費干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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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具體的故事創作上,算讓觀眾脫離了“猜誰是兇手”的固定公式。在第一個故事中,兇手在第二集就呈現在觀眾眼前,甚至資深的懸疑觀眾,或許在開場能猜到兇手是誰,觀眾被置于上帝視角之下,警察、記者和罪犯的生活都在觀眾的視野之內,“其實要看的是這22年來,好人和壞人是怎么過的,最后怎么走向光明。”
這同樣顛覆了過去懸疑劇的觀感期待。過去國產懸疑劇不少是本格推理,即以邏輯至上的推理解謎為主,兇手的身份往往處于不斷反轉之中。可惜,長劇的播出過程中,這類懸疑劇一是總在所難免被劇透傷害觀影體驗,二是容易在劇情后期出現觀眾離場或者口碑倒轉的情況。
算認為這是因為觀眾的觀影心理太集中在誰是兇手的猜測上,“稍微有劇透或者劇情太長觀眾就不看了,因為它不是《名偵探柯南》那種花16分鐘猜一猜,以現在觀眾的耐心,兩集猜不到就不想猜了。”
當觀眾從猜謎者變為故事的俯視者時,劇中人物的形象也在變化,從過去本格推理中高智商的犯罪分子變成了滑稽的丑角。在珠寶案的故事里,兇手在犯下罪行后只能像老鼠一樣藏匿,算將之解讀為對于罪行掩埋藏的“懸”,罪犯們懸在一根鋼索上過著危險的人生。
貓鼠游戲在《懸案》里走向了無色無味劇毒老實人的故事。算認為傳統劇作上都會去合理化、過分解讀罪犯的行為,但自己在《懸案》中做的是如實呈現罪犯的行動軌跡,一個看起來謹慎且聰明的人,怎么會做下這么魯莽的事情,“當把構成這些事件出現的那些點位和成因表現出來,魔幻感就出現了。”
時代中的《懸案》
《懸案》另一個差異化的表達,在于將懸疑劇的犯罪地點,從過去常見的東北、西北、西南轉移到了90年代的江浙地區。
算從小生長在西南地區,看過不少報道案件偵破的新聞欄目。在閱讀了案卷原型后,算感受到了江浙故事提供的敘事想象力,“地域色彩會賦予故事完全不一樣的走向和感受,包括案件怎么犯,警察怎么追兇的,我當時就有一個感受,它是新鮮的。”
在這兩個案子中,算從中看到了時代變化對人的思想和選擇所產生的影響,“90年代初大家對明天都充滿希望和野心,膽子很大,不會太計較后果,這是我們成長在新時代的年輕創作者在塑造人物時接觸不到的。”
在那個時代,江浙地區尤其處于改開后物質突然極度豐盈的狀態當中。珠寶案的兇手,算覺得更像是一個投機主義者的消亡史,“那時候的投機主義可能賺的第一桶金很輕松,但不是以實業腳踏實地去生活的。 ”
算在整理珠寶案的資料時,發現幾乎所有的報道里,都有一個叫“柏建斌”的《錢江晚報》跑公安線的老記者,團隊輾轉聯絡到柏建斌后發現,柏建斌幾乎洞悉每一條線索的來龍去脈,知道每個階段刑偵技術的卡點,和每一任辦案民警的名字,這也讓創作者找到了敘事的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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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懸案》主創與記者柏建斌
最終在講述珠寶案時,故事更多以岳云鵬扮演的記者白朗視角展開,通過連續性報道的過程去推測蒙面大盜,“它就像一個影子在描摹,天然構成了記者視角,而記者視角在傳統刑偵劇里偏少見的。”
在90年代的洪流中,除了記者白朗,還有帝豪歌廳的毒販、被欺負的出租車司機、家庭旅館的女服務員。算認為在還原時代時,最重要的是刻畫群像,才是塑造時代氛圍最好的法寶。
“我一直以來做群像戲的邏輯,是不把所有旁枝末節的人物當成道具。”算認為主角團和反派周圍的社會關系往往被處理得功能性大于人物性,這是常見的創作誤區,“反過來說,正是這些像道具一樣具備一定戲劇功能的配角或者群像,才構成了整個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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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些人物,被包裹在算的視聽美學中。他在很多室內外場景都鋪設了大量電視機、廣播的聲音,能夠讓觀眾在不影響戲劇進程時潛意識感覺能回到某一個年代。比如當時的新聞聯播,或者是央視開篇,徐亮在剁肉時,在小區里能聽到樓上樓下CCTV5在轉播體育賽事時前面的聲音,以及在講解足球時些微講解員的聲音。
算認為如果視覺的東西過于突出年代性和那種風貌,設計感一強,人物的情節和內部構成就會消解,重點會被轉移。所以懸案更多是在聲音上把控年代感,“我喜歡在聲音上做文章,突出環境底噪,我一直覺得聲音這個東西是潛移默化的影響,它不突出,不搶戲,又讓你快速回到那個氛圍上。”
什么是新的?
2024年10月,算加入虎鯨文娛集團,成立三邊坡工作室,這也是首個由導演帶領的劇集工作室。進入平臺后,算覺得自己離觀眾更近了,“這種近不是我要站在觀眾的角度去思考觀影心理學的近,近的是能更真實接觸到觀眾的聲音。”
另一方面,算在變得更像一個產品經理的角色。他對工作室項目的的要求是新,新標準就是“沒見過”或者是類型疊加,而后者是創新的重點,“就像《罪人》一樣,把音樂片和吸血鬼,然后再加上種族元素做融合。”
類型之下,能帶來新鮮感的是表現手法。做《瘋人院》時,算為每個單集都起了單元名。他認為要圍繞單元名做出儀式感,于是又針對每集主題做一個片頭,“這個東西一不小心就變成了一個創作習慣。”
到了《懸案》,珠寶案中最重要的敘述角度是記者,所以在片頭包裝時,算腦子里想的是以前的報紙,所有內容都是根據一個媒體人在排版過程當中會產生的裝飾性手法。最后的界面致敬了九十年代電子編輯矢量排版中PHOTOSHOP等軟件的誕生,以及各種連環畫式的報紙裝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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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尊重每一集,并不把其看成長劇的局部,隨便怎么切割和打點都行,“我們希望在單集也是渾然天成的整體。每一集需要有一個提綱挈領的核心,看這一集時,它就像燈塔一樣遠遠的照著你。”
對于視聽的視聽表達是算作者性的一個體現,他將片頭作為體現單集整體性的抓手,希望讓觀眾感覺到每一個單元詩意化表達,這為懸疑片提供了新的敘事視角。
被定型的顧慮,算認為自己不會有,因為懸疑劇的供給“一點都不過剩。”對他來說,懸疑賽道還有不少新的視聽語言和技法想去嘗試,比如敘事手法上倒敘和閃前的使用,“我現在特別想做閃前的嘗試。還有人物性上的灰度探索,想做一些非常怪的人物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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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和其身邊的觀眾一樣,都是季播劇的同好,他自己比較喜歡《權力的游戲》《怪奇物語》,“每年都會看一看,它就伴著我成長”。所以三邊坡在做劇集開發時,他也奔著系列去做,在他看來,系列劇的優勢在于當播第二、三季時,宣發成本和解釋成本沒有那么高。
《懸案》就是按照系列的開發邏輯去做,在算的設想中,地域會是分季重要的卡點,第一季在江浙,第二季可能是在另一個區域的幾個案件。在系列化中,第一季勢必是開疆拓土的,在考慮新的模式時,算認為第一季不見得要好高騖遠去“撒滿”了,就是做一些嘗試。
“這些嘗試要讓大家看到可能性,新作系列所承載的潛力是完全能往上走的,這個平衡一定要拿捏好。先讓大家看到潛力,具備一定觀影基礎之后,我在第二、第三季再往上走,讓大家有一個升級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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