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不再是身份象征？美研究提出“貢獻經濟”，不比賺錢比有用？

250年來，工作一直在幫助定義“美國人”意味著什么：高效、自立、有用，并因此在共同體中擁有一席之地。這也是為什么，人工智能帶來的最大問題，不只是它會摧毀多少工作崗位，而是：當一個圍繞工作建立起來的國家，工作不再是身份、尊嚴和歸屬感的主要來源時，會發生什么；以及，人們能否建立起接下來的新秩序。一個多世紀以來，美國社會一直建立在一個核心假設之上：大多數成年人都將通過工作贏得自己的位置。這個信念根深蒂固。

它源自美國歷史中更早的兩股傳統。一是清教徒的工作倫理，即相信勤奮、紀律、節儉以及對使命的投入，不只是經濟習慣，也是道德義務。二是托馬斯·杰斐遜推崇的自耕農理想：獨立公民憑借勞動、財產和自給自足，因而適合享有自由。兩種傳統共同作用，使工作不只是謀生手段。工作成了品格的證明，也是歸屬感的憑據。

這一假設塑造了幾乎一切。學校是為工作做準備，成年意味著找到一份工作，經濟健康意味著創造就業。尊嚴、地位和身份都與職業綁定。美國的制度設計建立在這樣一種觀念之上：人的勞動是價值創造的核心引擎。即便到了今天，人們初次見面時，往往仍會先問一句：“你是做什么工作的？”這個看似簡單的問題，反映的是更大的現實。從農場、工廠到辦公室和各類專業領域，工作組織的不只是經濟活動，也成了美國人組織人生意義的主要方式之一。

人工智能提出的最大問題，不只是工作會發生什么。短期來看，這個問題確實迫切。大規模擾動、崗位流失和社會動蕩都是真實風險，值得嚴肅對待。多數人相信，社會最終會度過這一階段，新的工作形式會出現，生產率會提高，某種更廣泛的富足也會到來。

但即便如此，更深層的問題仍然存在：當工作不再是人們組織身份、目標和歸屬感的主要方式時，一個社會會變成什么樣？人們至今對這場轉型的討論仍然過于狹窄。討論焦點往往是人工智能會創造或摧毀多少工作，以及如何讓人們重新掌握下一階段所需技能。這些當然重要，但它們忽略了一個已經展開的更大變化：工作或許已無法繼續承載人們賦予它的全部意義。如果真是這樣，那么當工作不再是人們賺錢、安排生活、理解自身價值的主要方式時，會發生什么？

這個問題之所以重要，是因為美國人從不把工作僅僅看作一份薪水。人們賦予它強烈的道德分量。德里克·湯普森將這種觀念稱為“工作主義”，即相信工作不僅是經濟生產所必需的，也是身份認同和人生目標的核心。皮尤研究中心發現，39%的勞動者表示，他們的工作或職業對整體身份認同“極其重要”或“非常重要”，另有34%的人認為“有些重要”。

換句話說，這不只是一個勞動力市場問題，也是一個意義問題。幾代人以來，有償工作做的不只是維持生活，它也幫助定義“怎樣的人生才算完整”。一份工作告訴你自己處在什么位置，給你生活節奏，把你連接到比個人更大的制度之中。它帶來同事、期待和里程碑，也提供一種被社會認可的貢獻方式。這種安排從來都不完美。許多工作令人疲憊、不穩定，甚至有損人的尊嚴。

也一直有很多人在工作之外尋找人生目標。即便如此，工作仍然是成年生活的主要結構。而隨著人工智能時代到來，這一結構正開始松動。在費拉齊綠光公司及其綠光研究院，多年來的研究一直聚焦于組織內部的轉型如何才能成功。最近，這項研究的重點轉向了“代理型人工智能”崛起后，它不僅改變了人們在工作中做什么，也在改變“工作”本身的含義。

圍繞人類與智能代理協作的研究顯示，很多組織仍在用軟件如今可以更快、更便宜生成的產出來衡量員工，卻沒有衡量許多最關鍵的人類貢獻。這帶來了結構性問題。衡量貢獻的體系，是為一個“人的勞動是主要產出來源”的世界建立的。隨著這一前提發生變化，這些體系卻沒有同步調整。而當衡量貢獻的方式與價值實際產生的方式脫節時，后果就不再局限于職場內部。

這些并不是抽象問題。一個社會若有大量人感到自己在經濟上不再必要、在社會上不被看見，或者不清楚自己應處于什么位置，就不可能保持健康。僅僅討論再培訓或勞動力市場效率，也無法解決這一問題。真正需要的是重新定義“貢獻”本身，并建立一種制度：無論貢獻發生在公司內部還是外部，都能得到承認和回報。

“貢獻經濟”有意與這一領域中其他相近概念區分開來。它不是“全民基本收入”，盡管建立新的經濟底線機制，可能是其形成過程的一部分。它也不是“零工經濟”，因為后者仍然通過交易型產出來定義價值。“貢獻經濟”的范圍更廣。它認為，任何真正對家庭、社區、公民機構或創造性社群有益的行為，都是對社會真實且可識別的貢獻，值得被承認、被支持，在某些情況下也應得到報酬。

這種模式可以有多種呈現方式。它可能意味著照護工作獲得更多尊重，社區領導力變得更有分量；也可能意味著指導他人、志愿服務、公民參與和鄰里事務，在人們定義“有意義的人生”時變得更加重要。它還可能意味著建立新的制度，通過社區型工作、服務網絡，或把基本保障與有意義參與而非傳統就業掛鉤的新經濟模式，正式承認這些貢獻，甚至給予報酬。

歷史上，那些削弱了對貢獻進行可見、差異化確認，卻又沒有提供同樣清晰替代機制的制度，往往難以維持激勵和凝聚力。建設貢獻經濟，意味著必須有意識地解決這個問題：不僅要擴大“什么算貢獻”的范圍，還要創造一種真實的社會體驗，讓人感到自己的貢獻已被看見并得到確認。

如果工作無法再像過去那樣占據社會中心位置，這就不是個人單獨能夠解決的問題。社會制度必須跟上，對目標、貢獻和價值作出更寬廣的定義。學校不僅要為職業做準備，也要讓人們為持續適應和持續貢獻的人生做好準備。社區需要變得更厚實，也更具參與性。公民生活需要提供更多真正承擔責任和獲得認可的渠道。

從工作經濟轉向貢獻經濟，不會自動發生。它需要重構激勵機制、制度安排以及價值衡量方式。眼下的任務，不只是盡可能延長舊秩序的壽命，而是設想一種新的社會：即便工作不再是組織“有用、受尊重、彼此連接、被他人需要”這些體驗的主要制度，人們依然能擁有這些感受。

這并不是對工作的浪漫化反對。工作仍然重要。許多崗位依舊不可或缺。也總會有人希望擁有高強度職業，并從中獲得人生目標。問題只在于，工作將不再能夠承受人們長期加諸其上的全部重量。而社會至今仍在期待它繼續做到這一點。在一個人的勞動是生產中不可替代核心的世界里，這種模式或許說得通。但在一個軟件代理能夠不斷接管受過教育勞動者原本所做工作的世界里，它就越來越難以成立。

如果工作已無法繼續充當身份、貢獻和歸屬感的主要容器，那么接下來的任務，就不只是保住工作崗位或重新分配安全保障，而是建設一種圍繞人的真實需要而設計的社會——讓人被他人需要，被邀請進入有目標的生活，在自己的貢獻中被看見，并在彼此成就中變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