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社會的“身份陷阱”：追求平等的思想，為何制造新的分裂？

美國歷史的宏大敘事曾經令不少人心馳神往。從“五月花號”上的契約，到“人人生而平等”的豪邁宣言；從廢奴運動的洶涌民意，到《民權法案》從法律層面上對族群權益的保障…… 這或許是學者福山寫下“歷史的終結”這幾個字時，腦海中浮現的背景。然而，“種族主義”一直是無時無刻不在伴隨著這個國家的一個幽靈，即便是在民權運動這么多年之后。

在波士頓和洛杉磯等地一些頂級精英學校里，教師們常常根據學術的族群，將他們分成不同的小組。紐約上西區的銀行界兒童學校是美國著名的早教機構。最近他們開始講學術氛圍“有色兒童親和小組”和“（白人）倡導小組”。白人倡導小組的目標是：提高對白人身份及其特權普遍存在的認識。提倡學生正視并接納自己的歐洲血統。美國醫療系統也是“少數族裔”優先獲得照顧。比如疫情期間，一些富有影響力的醫生、活動人士不是按照盡量挽救更多的生命作為標準，而是根據“種族公平”這一考慮來對患者進行分診，或者說區別對待。

在這個社會背景下，亞沙·蒙克出版的《身份陷阱》是第一本面向大眾、系統梳理當代身份政治、交叉性理論譜系的有影響力的非虛構作品，也是一本難得的，從這個角度理解當下美國社會撕裂的作品。

作者亞沙·蒙克寫道：“當下，一種進步分離主義取代了普遍主義，正在美國部分主流社會中迅速蔓延。” 《身份陷阱》要追問的是：一種本想糾正歷史不公、讓不同族群獲得平等待遇的思想，為何最終會把人重新鎖回群體身份之中？

《身份陷阱》

作者: [美] 亞沙·蒙克

譯者: 陸殷莉 / 薛凱欣

版本: 中信出版社

2025年11月

身份的牢籠

《身份陷阱》首先用一個真實的例子講述了美國社會對不同族群的區別對待。

一位叫帕特爾的印度裔第二代移民，其父親是印度穆斯林。全家剛來美國時，他父親是個窮留學生，后來通過加盟、經營賽百味三明治店致富。帕特爾從小在芝加哥富裕郊區的富裕中產社區長大，享受著富裕中產階級的教育、生活機會，但也注意到自己與周邊的大多數同學在族裔、宗教信仰等方面的諸多差異。

在伊利諾伊大學攻讀社會學學位時，帕特爾了解到了“制度化種族主義”“結構性壓迫”這樣的概念。他第一次在課堂上接觸到，“白人至上”是一種理念，即“與白人相關的文化模式”就是美國社會的準則。也就是說，與他自己相關的文化模式看起來低人一等。他覺得，這就是他一生的寫照。

帕特爾回想起來，他小時候曾經和父親一起參加一場南亞商人會議。一位聽眾問他父親為什么加盟賽百味而不是開一家自己的三明治店。他父親反問道：“你見過哪個白人會從一個印度出生、名叫薩德普丁的棕色人那里買三明治？”

這樣一來，帕特爾忽然覺得一切都說得通了。然后他覺得，自己生活在一個種族主義滲透到每根毛發的環境里。他由此也陷入了“身份陷阱”，再也想不到自己在富裕社區長大所享受到的其他特權和良好的教育機會，無法接受他的視角，變得好斗、挑剔……

本書作者亞沙·蒙克是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國際研究高等研究院副教授，在英國牛津大學、美國哈佛大學完成本科及博士階段的教育。蒙克出身自東德猶太裔家庭，他的家人們始終認為左翼陣營的歷史使命能夠跨越人們之間諸如家庭、部落、族裔、宗教的差異。但是在過去的五十年間，左翼運動的標志性信念似乎已經發生了變化：開始接受群體差異，并且以對這些差異的認同為榮，甚至不相信來自不同國家和文化背景的人之間可以達成相互的理解。

蒙克這本書所聚焦的，就是這種變化的一個具有代表性的細節：身份綜合理論。

《隱藏人物》劇照。

身份綜合理論的盛行

有趣的是，對于本書所討論的最為核心的理論“身份綜合理論”，作者并沒有在文字上給出一個嚴謹的、學院派的定義。相反，作者圍繞著它，從各個細節，進行了一種類似于白描的勾勒：它傾向于將個人首先理解為種族、性別、性取向等身份群體的成員，并據此解釋社會中的權力關系、不公來源與道德責任。

“身份綜合”的英文原文是identity synthesis。Synthesis這個詞的原意是合成、綜合的意思。這個概念是說它把幾種東西縫合成了一套新的、與身份有關的意識形態：包括后現代主義、后殖民主義、批判理論、批評種族主義等傳統，以及身份政治。所以它不是單一理論，而是把學術左翼關于權力、壓迫、身份、語言、結構的幾條思想線索，綜合成一種新的“公共常識”，或者“公共話術”。

如果非要給它一個定義的話，筆者認為可以概括為：一種將個人首先理解為特定身份群體成員，并據此解釋社會不公、政治利益與道德責任的思想框架。作者蒙克認為從思想根源上講，身份綜合理論是在后現代主義、后殖民主義和批評種族主義三重思潮的影響下產生的。

后現代主義是一種對“現代性的大敘事、普遍真理、理性進步神話”的懷疑。如果把它說得更直白一點，就是后現代主義者不太相信：世界有一個統一真相、歷史一定向前進、理性能解決一切、專家和制度天然值得信任。后現代主義認為“真理”，可能只是某個時代、某個群體的話語霸權；“理性”，可能只是掌權者包裝自己權力的語言；“進步”，可能伴隨著壓迫、排斥、殖民、規訓；而“客觀知識”，其實往往帶著立場、利益、身份結構。所以它的核心態度是：不輕易相信任何自稱“普遍、客觀、中立、終極”的東西。

它是在20世紀西方社會對現代文明失望之后出現的。兩次世界大戰、納粹與法西斯主義、集權主義和意識形態暴力的出現，讓人們開始意識到“理性”“科學”“現代制度”并不自動導向善，它們也可能制造災難。所以后現代主義某種程度上是一種文明幻滅后，思想家如米歇爾·福柯、讓·費朗索瓦·利奧塔等新一代知識分子所持的懷疑主義。

《綠皮書》劇照。

后殖民主義，可以理解為研究殖民統治結束之后，這個世界仍然如何被“殖民遺產”所塑造的一種思想與方法。它關注的不只是“殖民已經結束”，而是：權力關系有沒有真的結束、文化、語言、知識體系有沒有仍在延續殖民結構、誰在定義“文明”“落后”“現代”這樣的問題。后殖民主義最有影響力的思想家是愛德華·薩義德。他最著名的著作《東方學》指出，“東方”不是一個客觀存在，而是被西方“建構出來的形象”，是“西方”想象出來的東方。它與后現代主義都懷疑“真理”和“權威”，都關注語言、話語、權力，反對“單一敘事”。后殖民主義，是對“殖民結束之后，世界仍被誰定義、如何被定義”的系統性反思。

批判種族理論是一種主要起源于美國法學院的思想框架：它認為“種族不平等”不只是壞人個人歧視的問題，而是可能被法律、制度和社會結構長期嵌入和維持的問題。這個理論大約在 1970–80年代美國法學界形成，通常追溯到像德里克·貝爾、金伯利·坎伯蕭、理查德·戴爾歌多等法學學者。它在 1989 年作為一個更明確的學術運動被組織化。

當時美國已經經歷了奴隸制廢除、民權運動等一系列“進步”的變革。《民權法案》和《投票權法案》都被寫進了法律。按理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了。但實際情況是住房隔離還很嚴重、不同族裔間教育資源差異依舊巨大、刑事司法系統里種族差異依舊明顯。也就是說，“形式平等”之后，現實結果還是呈現出很多不平等。批評種族理論的思想家，比如德里克·貝爾、金伯利·坎伯蕭等開始質疑：問題可能不只在個人偏見，而在制度本身的歷史慣性和結構設計。德里克·貝爾當時作為年輕的律師，親身在第一線與推行種族隔離的地方政府進行法律訴訟，一共贏得300多場勝利。但是后來，他注意到解除種族隔離實際上伴隨著很多負面的效應：比如黑人學校的解散導致很多教師失去工作；表面上的解除隔離，其實導致了白人孩子紛紛轉向別的學校包括私立學校，使這些努力徒有其表。萌生退意的他打算退出律師工作的第一線，厘清自己看到的這些矛盾。他后來成為哈佛大學法學院教授，開始摒棄自己早期努力所依賴的一些基本假設，甚至對整個民權運動產生了懷疑。

批評種族理論一開始的問題意識是十分有益的，但它有自己的問題，它不可避免地走向反客觀主義，并對跨群體溝通的懷疑，最終形成了以身份為中心的政治組織方式。

作者在書中直言“身份綜合理論”有幾個特征，包括：摒棄客觀真理；為政治目的使用話語分析； 悲觀看待克服偏見的可能；傾向按群體身份制定公共政策；在政治組織中采取交叉性策略； 懷疑不同群體成員能否真正互相理解。

《綠皮書》劇照。

身份綜合理論在數十年里統治了美國學術界和知識界。但它在校園之外的社會中，影響力相對有限。尤其是2008年巴拉克·奧巴馬總統的當選，讓許多人覺得美國的種族問題似乎終于成為過去。

然而在奧巴馬兩個總統任期之后，美國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之前流行于象牙塔中的意識形態，在主流社會中產生了深遠影響。“白人特權”“結構性種族主義”這些詞匯進入社會生活。到2020年時，《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已經開始在文章中引用身份綜合理論相關的概念，包括上面提到的兩個詞語。2016年和2020年兩次總統大選中，民主黨人都使用了身份綜合理論的語言，并且承諾，根據受益人的群體身份來決定國家福利計劃資助對象。

美國精英階層的這些在自我認知和觀點輸出時的變化，是受更廣泛的政治、社會和技術力量影響的產物。傳統的媒體迫于生存壓力，更加依賴于社交媒體上信息的病毒式傳播博取流量。而身份綜合理論的大眾化版本，是絕好的素材。名牌大學教育出來的精英畢業生們在學校里就深受它的影響，開始在企業、非營利機構和政治系統中挑起大梁的同時，把它作為默認的思想設置。最后，以唐納德·特朗普為代表的真正的敵人，真的出現了。

“交叉性”理論

如何融入美國社會？

“交叉性”英文是 intersectionality。它最初是一個分析框架/理論概念，不是一開始就意味著一種政治立場。最簡潔地說，它本來的含義是一個人可能同時擁有多重身份，而這些身份不是彼此獨立地影響他/她，而是會“疊加、交織、相互作用”，從而塑造其處境。

比如一個人同時是女性、黑人、工薪階層以及移民，或者同性戀。那么她所經歷的困難，不只是“女性受到的影響” + “黑人受到的影響” 這么簡單，而可能是一種獨特的、交叉出來的處境。如果一家機構不讓黑人女性入內，但同時他們對外宣稱沒有歧視女性——因為白人女性能進，又或者他們也沒有歧視黑人——因為黑人男性能進。那傳統的“單一維度”分析（只看性別 / 只看種族）就可能看不見這個問題。交叉性這個概念就是用來指出：有些不公正，恰恰發生在身份交叉處。

金柏莉·威廉斯·坎伯蕭（Kimberlé Williams Crenshaw）在1989年左右系統提出這一概念，最初主要用于法律研究和反歧視分析等與黑人女性主義相關的問題研究，是法學和社會理論里的工具。但是后來，它被“夸大化”成一個規范他人、篩選立場、組織群體忠誠的工具。在網民那里，它變成了這樣一種拒絕和解的姿態：因為你不可能真正理解我的處境，所以你沒有資格質疑我的判斷；而我的經驗本身，就構成了某種道德和認知上的優先權。

《隱藏人物》劇照。

交叉性與身份綜合理論的論調在21世紀的頭十年開始在Tumblr、臉書、Reddit等社交媒體上大行其道，日益占據輿論的陣地。然后，在本世紀第二個十年，主流媒體如《紐約時報》《衛報》等，也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作者談到，如果對比《紐約時報》2020年以后與2010年時的文章風格，讀者會驚人地發現，原來被認為過于極端而無法見諸報端的報道、專欄文章，今天已經司空見慣。

作者蒙克談到一個細節。佐治亞州立大學的一位政治學學者分析，2011年到2019年這8年間，《紐約時報》使用“種族主義”一詞的文章在占比上的增幅達到驚人的700%。同時，另一份重量級的主流報紙《華盛頓郵報》在報道中使用這一詞匯的頻率則增加了1000%。這位學者在相關的研究中得到結論：奧巴馬總統任期內，身份綜合理論的重要概念如微歧視白人、白人特權，從晦澀難懂的學術語言，變成了家喻戶曉的新聞語言。而伴隨著它們出現的思想和信念，則催生了新的道德政治框架。

由于主流媒體的受眾主要是受教育程度良好的人群，包括白人。于是出現了一種非常詭異的情況：相較于黑人群體，白人自由主義者現在更有可能對白人這個群體抱有負面情緒。以至于2019年，著名媒體人馬修·伊格萊西亞斯創造了“大覺醒化（The Great Awokening）”這個詞語，用以形容美國生活一個重要群體正在經歷的大規模生活政治變革：2010年代中后期，美國自由派尤其是白人自由派，在種族、性別、身份、壓迫、歧視等議題上，發生了一次迅速而大規模的左轉/激進化。這個概念故意模仿美國歷史中的“大覺醒運動”，也就是18、19世紀美國新教福音派宗教復興運動。 “大覺醒運動”的潛臺詞其實很強：這不是普通的政治立場變化，而像是一場帶有道德熱情、群體動員、懺悔與改造意味的“世俗宗教式覺醒”。這個命名本身就帶一點諷刺意味。

《塞爾瑪》劇照。

伊格萊西亞斯指出，白人自由主義者在種族和種族主義問題上的“左”傾程度，甚至超過了典型的黑人選民。年輕人的“左”傾在西方社會是常態。但社交媒體上的熱情和理論，是如何改變社會的？作者蒙克提到美國德裔哲學家、《單向度的人》的作者赫伯特·馬爾庫塞在1972年出版的《革命與造反》一書中，建議人們一邊在體制內工作，一邊反對這些體制，即在工作中利用大眾媒體來做“該做的事”。

社會的改變，正是通過這種方式。美國大學生的數量從20世紀70年代到2011年翻了一番。同時性別研究和媒體研究等院系的招生人數成倍地增長，而這些學科都是由身份綜合理論學者主導的。與此同時，較為傳統地人文、社會科學院系里，后現代主義、后殖民主義和批判性種族理論的影響也在不斷擴大。非營利機構、私營企業、政府機構、大學的雇員，都在大學里深刻領會了身份綜合理論的精髓，然后把這些理論帶進社會這個大機器的運轉過程中。

理性的邊界在哪里？

“身份綜合理論”也好，“批判種族主義”也好，無論是英文原文還是中文譯法，都很難讓人一望便知其含義，甚至連“望文生義”都不容易做到。作者在本書中不惜筆墨地梳理這些概念的思想來源、理論衍生與歷史演化脈絡；但對于早已習慣現代信息環境、缺乏耐心進行抽象思考，甚至習慣于在一分鐘短視頻里“理解世界”的讀者而言，這樣的閱讀體驗幾乎可以說是反直覺的，甚至是難以忍受的。

而這恰恰揭示出一個值得警惕的現象：這些概念本身往往帶著一種高度學院化、理論化，甚至近乎“高級”的氣質。它們不僅容易讓普通人感到困惑和疏離，也很容易讓那些自認為掌握了它們的人，產生某種智識上的優越感，仿佛自己已經進入了一個更深刻、更高級的認知層次。

更重要的是，這些概念的模糊性，本身就是它們力量的一部分。正因為它們缺乏清晰而穩定的定義、邊界和適用范圍，它們才更容易擴散，更難被有效反駁，也更能夠被不同立場的人拿來挪用、延展和重組。換句話說，它們不僅是思想內容，也是一種語言姿態；而這些理論概念的晦澀，并不只是表達上的副作用，它本身也可能是一種權力機制。

這種權力機制，正是今日美國社會撕裂的一部分根源：一邊，是沿海精英口中不斷更新的后現代術語，抽象、精致，卻難以直觀把握；另一邊，則是那些在產業衰退與社會變遷中失落的人群——對他們來說，不只是這些概念無法立刻理解，甚至連靜下心來閱讀與思考的條件，都變成了一種奢侈。

語言本應連接人與人，卻在不知不覺中，成為彼此隔絕的邊界。哈佛大學教授邁克爾·桑德爾曾經講過一個細節。他曾在電梯上遇到一位中西部某州的人士。對方得知他來自波士頓（哈佛大學所在之地）時，略帶防備地說了一句：“你知道，我們其實也是看書的。”這句話看似平常，卻隱約流露出一種被低估、被忽視，甚至被輕視的情緒。

或許，真正的問題并不只是人們是否理解那些復雜的概念，而在于在這種語言結構之下，有些人越來越習慣于解釋世界，而另一些人，則越來越覺得自己被排除在“理解世界”的資格之外。

《塞爾瑪》劇照。

《身份陷阱》這本書里的內容圍繞著身份綜合理論的哲學概念的溯源和對它們的發展的描述，讀來讓人有一種對人類理性的悲觀。

交叉性也好，福柯對于現代性的批評也好，都源自對于現實社會人類理性局限的批評。然而這些理論經歷了漫長的發展之后，終于也落入了它們的來源一樣的窠臼，終于成為一種反噬自己的力量。以反對種族主義、社會不公為目的的身份綜合理論，最終卻回歸到了讓生活和群體更為撕裂的“分而治之”的狀態。不知道如果馬丁·路德·金博士知道今天這樣的結果，會作何感想。

在本書的第四章，作者引述了這樣一個寓言：一個在寒夜里彎腰拾柴的老人，被肩上的重擔壓得幾乎直不起身。他覺得自己再也無法忍受這樣的生活，絕望之下喃喃自語：讓死神把我帶走吧！然而，當死亡真的出現在他面前，問他究竟想要什么時，感受到一股陰森的老人慌亂不堪，不知如何作答。最后只是表示希望對方幫他把散落的柴火重新放回肩頭。

這個故事頗為耐人尋味。人們經歷痛苦時，或許希望得到的不是思想上的宏大改變，而只是讓生活的擔子變得輕一點。

文首提到的帕特爾的例子，有個不錯的結局。他在大學里因為一件事深受觸動。有一次一位教授排演了一出戲劇。帕特爾對劇目橫加挑剔，認為劇中的細節讓無家可歸和黑人、棕色人種家庭感到不適，造成壓迫。幾天后，教授發來郵件，表示帕特爾的評論讓她很受傷。與其對別人的作品妄加評論，不如自己努力嘗試創作更好的作品。這件事讓帕特爾意識到，身份綜合理論看似能夠解釋他經歷的世界，但它的盲區也無法讓人忽視——它對世界的描繪不允許有灰色地帶，絕對而傲慢。

讀完全書，筆者不禁感慨：一種以揭示壓迫為起點的理論，最終卻開始規定誰可以發言、誰必須沉默——它或許并沒有背離自己的邏輯，而只是把這種邏輯，推向了它本應避免的終點。它最初想拆掉牢籠，最終卻重新發明了牢籠。

撰文/邵鵬

編輯/李永博

校對/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