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經濟已經混亂快二十年了。” 這是英國企業家羅斯近日面對媒體采訪時發出的感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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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前,他們在大國崛起的幻想里苦苦掙扎,而近十年,那套曾經締造出大英帝國的政經結構,似乎正將他們的軀體拖入深淵。
從曾經的日不落帝國,到如今的混亂之地,英國重生的夕陽,最終會落在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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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 與 “仆人” 的執念
“我寧愿做貧窮的主人,也不愿做一個富有的仆人。”2016年,英國演員邁克?凱恩發表了這套支持脫歐的講話,在資本主義的搖籃中,“主仆” 意識深入骨髓。
這種意識并非憑空而來,十七世紀,當歐洲大陸還在封建王權中掙扎時,英國已率先構建起現代國家體制的雛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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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革命后,皇家海軍的堅船利炮敲開世界大門,英格蘭銀行將金融資本的規則推向西方,在長達幾個世紀的時間里,大英帝國與他的臣民習慣了居高臨下的 “主人” 思維。
然而潮水終會褪去,二十世紀,世界格局重塑,歐洲走向融合,英國人陷入矛盾:既舍不掉來自歐洲的輸血通道,也放不下維持體面的歷史和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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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他們在1973年半推半就地加入了歐洲共同體,即后來的歐盟。
但狡黠的英國人,一邊吸收著歐盟的紅利,一邊為自己設立各種特殊條例,他們渴望歐洲市場的財富,卻拒絕加入歐元體系和申根協定,試圖用昂貴的英鎊支撐帝國脆弱的榮光。
在撒切爾時代,他們甚至把大部分歐盟分攤預算要了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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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由德法支撐的體系里,英國頂著 “前霸主” 的包袱,做著大量貌合神離的自私舉動,所有人都能看到他們 “既要又要” 的貪婪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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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被點燃的 “底層怒火”
時間來到2010年,次貸危機從華爾街蔓延至全球,高度依賴金融的英國經濟被摧殘得體無完膚,政府被迫開啟嚴苛的財政緊縮。
對普通人來說,這意味著社區圖書館關閉,公立醫院排隊變長,公共服務被大幅削減,但這還不是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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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8年末到2016年初,英格蘭中北部工業區普通工人的工資,已經連續八年沒有實質性增長,這是拿破侖戰爭以來,英國工人經歷的最長一段收入停滯。
歷史完成了一次諷刺的權責倒掛:倫敦的金融新貴們在危機后拿到了救市資金,體面得以延續;而真正的風險,卻被那些錯過全球化的產業工人默默分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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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克?凱恩宣揚的 “主仆關系”,在2016年前的英國基層被展現得淋漓盡致,只不過,真實情況完全相反:財富被少數 “主人” 瓜分,貧窮被廣大 “仆人” 承擔。
正是這種剝奪感,讓底層的怒火達到了臨界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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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控的 “民主豪賭”
2016年夏天,時任英國首相卡梅倫為消除黨內分裂、穩固權力,決定按約舉行脫歐公投。這場被政客視作工具的豪賭,結果走向了讓世界啞然的失控。
當脫歐派拿著 “收回控制權、做回國家主人” 的劇本走上街頭,深感被剝奪的底層民眾毫不猶豫地投出了贊成票,最終,公投以 51.89% 贊成、48.11% 反對的極致撕裂數據意外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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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帝視角回看,當時的留歐派精英試圖用晦澀的經濟模型和 “非關稅壁壘” 等專業術語挽回選民,但這些枯燥的真相在狂熱的情緒面前已無市場。
相比之下,脫歐派政客根本不需要堆砌數據,他們只需將 “我們每周交給歐盟的3.5億英鎊,不如拿來補充國民醫療” 的口號貼在墻上、掛在車上,便能輕松激發民眾心中樸素的民粹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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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極端復雜的國家戰略,被粗暴簡化成一張只有 “是” 或 “否” 的選票時,這個關乎國家前途的抉擇,便不可避免地滑向了比拼口號的情緒狂歡。
卡梅倫開啟的這場豪賭,既說明精英階層嚴重誤判了民意,也印證了一個清晰的事實:當直接民主的手伸向它不應介入的專業領域時,一個復雜的國家體制,就要用漫長的未來為之買單,即便它曾是 “日不落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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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之后,承諾兌現了嗎?
那么問題來了:當初投了贊成票的選民,現在如愿了嗎?
但更清楚的現實是:脫歐派當初承諾的 “醫療補充資金” 并未兌現;“奪回的邊境控制權” 在倫敦日益 “印度化” 和 “穆斯林化” 的事實面前,更像一個笑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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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而代之的是,脫歐導致的非關稅壁壘推高了商品價格,勞動力錯配讓英國陷入持續性 “用工荒”。
此時,那些投下贊成票的英國人才震驚地發現,政客不僅沒實現承諾,反而在結構性通脹的影響下,讓他們的生活成本逐年抬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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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還不是最令人絕望的,一個幾乎無解的事實是:英國脫歐這個決定導致的慘烈后果,在 “全民公投” 這件華麗的外衣下,沒人能找到準確的責任承擔方。
假如這是議會決策失誤,選民可以彈劾執政主體,可如今,他們不能責怪卡梅倫這樣的留歐派,因為他早已辭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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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初那些鼓吹脫歐的政客,也在混亂的英國政壇中先后 “隱身”,最終承擔責任的,依舊是當初被政客的謊言裹挾、并滿懷期待改變可以發生的底層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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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步維艱的 “劍指派” 與不確定的未來
如今斯塔默與他眾多的前任一樣,再次面臨著同僚倒戈的困局。
促成困局的原因,當然不是他或某一位具體的政客,因為斯塔默接手的,是一個經歷了十五年 “投資荒”、工業生產幾乎停滯、且國民醫療體系在崩潰邊緣的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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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試圖用自己的專業為這個國家 “止血”,但在脫歐造成的實質性損害面前,這位冷靜的 “劍指派” 實在是舉步維艱。
從目前的民調和政局走勢看,如果斯塔默最終無法解決逐漸惡化的英國局勢,那么接替他的,大概率又將是一位堅定的脫歐派代表,甚至會在日益壯大的右翼政黨影響下,讓英國進一步 “右翼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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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正如2016年脫歐前后的事實所示:如果右翼再次通過高喊口號的方式重掌政權,英國不僅不會迎來期待的復興,反而會從目前的長期停滯,墜入不可逆轉的倒退中難以翻身。
回顧英國步入二十一世紀后所走的來時之路,會清楚地看到:當民主的手伸向它不應介入的專業領域時,一個復雜的國家體制,就要用漫長的未來為之買單。
即便,它曾是不可一世的大英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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