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3月,一組關于"人民治黃80周年"的報道引發了不少讀者對黃河治理歷史的回憶。在那條大河的故事里,有一座大壩繞不過去——它不是舉世聞名的三峽,卻是中國水利史上爭議最大、改建次數最多、讓好幾個省吵了半個世紀的工程。
它就是三門峽水利樞紐。說起這座大壩,得從七十多年前講起。1953年黃河下游發大水,河南、山西、山東三省損失慘重。
當時的新中國百廢待興,迫切需要馴服這條"中國之憂患"。黃河的問題世界皆知——含沙量極大,實測最大含沙量達到每立方米911公斤,說一瓢水半瓢沙毫不夸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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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黃河,第一步當然是修水壩。但壩該修在哪?1954年,蘇聯電站部派出以列寧格勒水電設計分院專家為主的綜合組,協助中國制定黃河治理與開發規劃。這批專家沿著黃河兩岸來回考察了近兩個月,最終相中了一個地方:三門峽。
這里位于中條山和崤山之間,兩岸巖石是堅硬的花崗巖,河谷窄、地質穩,從工程角度看確實是個好壩址。但壩址好不等于方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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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專家柯洛略夫定下的方案要把水位抬得很高,這就意味著上游大片土地要被淹沒。溫善章明確提出關中平原歷史悠久,乃中華文明的精華所在,它的淹沒不能單純用經濟數據去衡量。
三門峽往西就是八百里秦川,那可是從周朝開始就養活中國人的糧倉,西安城也在邊上。方案一旦落實,要搬走幾十萬人、淹掉幾百萬畝地,這筆賬全算在陜西頭上。
問題的關鍵還不在于淹多少地。最致命的是蘇聯人對黃河泥沙的認識遠遠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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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門峽水電站主要技術是依靠前蘇聯列寧格勒水電設計院,而該院并沒有在黃河這樣多沙的河流上建造水利工程的經驗。蘇聯專家在自己國家修壩修得很成功,但蘇聯的河是清水河,哪里見過黃河這種含沙量?
拿治清水河的思路來治黃河,根子上就埋下了隱患。這個道理,當時不是沒人看出來。
1957年6月,水利部召集了七十多名專家在北京開討論會。黃萬里是唯一反對建造三門峽水庫的與會者,并與其他專家在會上進行了七天的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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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核心觀點很樸素:黃河是帶泥沙的河,你把水攔住了,泥沙也跟著堵在壩前,時間一長,上游的水排不出去,遲早要出大事。另一位青年技術員溫善章也提出了替代方案——修低壩、留排沙口、少淹地、少移民。
這兩種反對聲音在當時的氛圍下非常微弱。這里有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當時參會的七十多名專家,溫善章、黃萬里、葉永毅、梅昌華、方宗岱、張壽蔭等十多人明確表示了不同意三門峽360米高壩方案,并非只有黃萬里一人看到了問題。但大多數人選擇了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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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萬里后來的堅持付出了巨大的個人代價,但他始終沒有改變自己的專業判斷。一個工程決策如果聽不到不同聲音,風險就會被低估。
這個教訓放在今天依然有現實意義。大壩最終還是建了。工程于1957年4月動工,1961年4月建成投入運用。
建成之初,下游確實立竿見影地解除了洪澇之憂,河南、山東的農民終于可以安心種地了。但好景極為短暫——1961年下半年,陜西的擔憂變成現實:15億噸泥沙全部淤積在從潼關到三門峽的河道中,導致潼關河道抬高,渭河成為懸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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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什么意思呢?打個比方,就好比你在家門口挖了一個大池子蓄雨水,結果池子里灌滿了泥巴,水溢出來反而把你自家院子泡了。
渭河是黃河最大的支流,它的入黃口在潼關附近。三門峽蓄水之后,泥沙淤積抬高了潼關的河床,渭河的水倒排不出去了,水位越漲越高,兩岸的農田被泡、鹽堿化、甚至變成沼澤。
好端端的關中沃野,一片片變成了廢地。接下來就是漫長的"打補丁"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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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12月,開始在樞紐的左岸增加兩條泄流排沙隧洞,將原建的5至8號四條發電鋼管改為泄流排沙鋼管。說白了,就是在大壩上重新打洞,讓泥沙能沖出去。
1969年6月又實施第二次改建,挖開1至8號施工導流底孔。后來又陸續開了更多孔。
黃萬里當年明確建議大壩底部的施工洞不要堵死,留著排沙用,"留洞排沙的意見本來是全體同意的,但后來還是按照蘇聯專家的意見把洞堵死了"。如今再花幾千萬重新打開,代價何其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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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修補補雖然暫時緩解了矛盾,但渭河流域的洪澇隱患始終沒有根除。2003年,一場看似普通的洪水徹底撕開了這道傷疤。
2003年渭河發生3700立方米每秒的洪水,洪水量級僅相當于5年一遇,但造成的洪水災害卻是渭河流域50多年來最為嚴重的。有1080萬畝農作物受災,225萬畝農作物絕收,數十人死亡,515萬人口受災。
一場三五年一遇的"小水"居然釀成五十年來的最大災難,這在水利界有個專門的說法叫"小水釀大災",根源就是多年泥沙淤積抬高了河床。這一次,陜西人的憤怒到達了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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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教授張光斗院士說:"三門峽水電站為了發電蓄水,造成上游特別是渭河流域泥沙嚴重淤積,河床持續抬高,是小水釀大災的主要原因。"原全國政協副主席錢正英院士和張光斗院士共同呼吁:廢棄三門峽水庫。
2004年全國兩會期間,陜西省15位省人大代表一起向全國人大遞去議案,要求停止三門峽蓄水發電。"炸掉三門峽"的說法就是在這個背景下喊出來的。
但事情遠沒有"炸掉就完了"這么簡單。三門峽市本身就是因水庫而建的城市,圍繞大壩已經形成了完整的產業鏈和近兩百萬人的生活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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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門峽大壩從立項到建成至今的數十年里,圍繞大壩的利弊,各方一直是爭論不休。陜西方面是為了自己的利益和生存而爭,而三門峽水電站也是同樣的處境。
河南方面同樣有32名人大代表提交議案,強調三門峽對下游防洪發揮的作用不可替代。這場爭論的本質,是上下游之間利益分配的結構性矛盾——大壩解決了下游的問題,卻把代價轉嫁給了上游。
最終拯救了這個僵局的,是下游的小浪底水利樞紐。作為黃河中下游防洪、水沙調控體系中的關鍵控制性工程,小浪底水利樞紐控制著黃河91.2%的徑流量和近100%的輸沙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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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浪底的設計充分吸取了三門峽的教訓,預留了完善的排沙設施。水利部重新調整了分工——三門峽不再追求高水位發電,汛期閘門全開排沙,而攔洪重任交給小浪底。
兩座大壩從"單打獨斗"變成了"協同作戰"。這套協作機制運轉得怎么樣呢?數據說明一切。
2002年以來,黃委已持續組織開展了32次調水調沙。小浪底水利樞紐已進行29次調水調沙運用,累計排沙超25億噸,扭轉了黃河下游河床淤積抬升的局面,下游河道主河槽平均下切3.1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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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意味著,曾經越淤越高的河床如今在往下降,黃河下游的行洪能力大幅提升。2025年,"黃河調水調沙理論與實踐"入選生態文明領域20項重大科技成果,這是對這套中國人自主探索出的治河方法的高度認可。
與此同時,黃土高原的生態治理也在從源頭上減少泥沙入黃。山西省16條入黃河流入黃口水質歷史性全部達到優良,黃河干流持續保持Ⅱ類水質,水土保持率提升至66.26%。
過去光禿禿的黃土坡種上了樹和草,水土保持做好了,泥沙自然就少了。2025年初,中央政治局審議了《關于全面推動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的意見》,將黃河治理提升到"千秋大計"的戰略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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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份文件明確提出要"尊重自然規律"、加強中游水土保持、確保重要堤防水庫安全。把這些要求和三門峽的歷史教訓對照著看,會發現一個清晰的思路轉變:從"征服自然"到"尊重規律",從"單一工程思維"到"流域系統治理"。
如今的三門峽大壩仍然矗立在黃河之上,自1973年12月第一臺機組發電,已累計發電235.2億千瓦時。它早已不是當年那個獨挑大梁的主力,而是整個黃河水沙調控體系中的一個環節。
每年汛期,它配合上游的萬家寨、下游的小浪底一起開閘排沙,角色從"攔洪蓄水"變成了"排沙配合",算是找到了一個與自身缺陷共存的方式。回看三門峽這七十年,它給中國水利事業留下的遺產是雙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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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作為中國治理黃河的早期大型工程,其在探索方法和積累經驗方面的作用不可小覷。后來的丹江口、小浪底、葛洲壩以及三峽工程等水利項目,都從中汲取了寶貴的經驗教訓。
另一方面,它用幾百萬畝良田和幾十萬移民的代價,狠狠教育了后來者:不能盲目照搬外國經驗,不能忽視少數人的專業意見,不能在還沒想清楚怎么排沙的時候就急著攔水。2026年的今天,黃河每年入沙量已經比建壩之初大幅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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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游退耕還林、淤地壩、梯田建設的綜合效果正在顯現。三門峽沒有被炸掉,那個當年喊著要"炸了它"的聲音,也漸漸被更理性的思考所替代。
但這段歷史不應被遺忘——它提醒每一個決策者,在面對大江大河時保持敬畏,在面對不同聲音時保持傾聽。黃河還在流,泥沙還在走,治水這件事沒有一勞永逸的答案,只有一代人接一代人不斷糾偏、不斷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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