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續10天打女司機的車，是一種怎樣的體驗？

打開滴滴App，搜索“滴滴她計劃”，會出現一個頁面，在女性實名認證后，可以進行女司機偏好設置，選擇全天優先呼叫女司機，或者在夜間（晚上九點到凌晨五點）啟用。勾選之后，系統會在30秒內為你優先匹配一位女司機。

該功能已在全國大部分城市上線，網絡上對這個功能褒貶不一。我在北京已經可以使用這個功能，決定連續十天只打女司機的車。

我是一個20多歲的年輕女性，在北京已經呆了十幾年。在開始這十天的體驗前，打車對我來說只是城市生活里再普通不過的日常。和司機之間的交集，大多只是報手機尾號的時候。

偶爾也會感受到微妙復雜的不適——前排坐著男司機，導航說已偏移路線時，我都會精神緊繃，雖然最后往往是虛驚一場；上車后，發現司機一直通過后視鏡打量你，不時蹦出一句“你挺好看的”；堵車時，司機突然情緒不穩定，罵起臟話......這種被入侵的感受有時還通過氣味，比如煙味和某種臭味。

當駕駛座上坐著的是一位女性的時候，在一個讓我感到安全、放松的環境里，我好奇她們從哪里來？為什么選擇這份職業？在男性主導的網約車行業里，她們的生存狀態是什么樣的？她們遇到過什么難處，又從何處獲得支撐？

當兩個完全陌生的女性同處一個幾平方米的空間，馳騁在路上，我們之間會發生什么？

一個周五，我去鳥巢看演唱會，散場已接近晚上10點，體育場涌出密密麻麻的人。我打開“滴滴她計劃”，尋找一名女司機。

身邊的人都在打車，我看著排隊數字從100多位慢慢降到幾十位，等了半個小時，終于打到了。地圖上顯示，她的車在三公里外，預計到達時間是半個小時。

夜里11點，一輛銀色的車緩緩停在我面前，車身干凈得反光。我拉開車門的瞬間，聞到了車里淡淡的柑橘香氣，“不好意思啊姑娘，讓你久等了。”

她是王姐，扎著利索的丸子頭，今年40歲，駕齡10年，開滴滴3年。

上車不久，一只花生米大小的蟲子飛進車里，爬到她衣服上，她嚇得出汗。蟲子爬到腿上，又鉆到座位下面，她很緊張，“大老虎不怕，就怕這種小蟲子”，但車依然開得很穩。

我提出幫她捉蟲。我其實也怕蟲子，但我看她很害怕，就試著克服恐懼一起解決。我一邊拿紙巾遞給她，一邊開手電筒找，最后她趁著紅綠燈，終于捏住蟲子。

她松了口氣，我們的“臨時友誼”似乎也因此升溫，我得以了解到她的人生。

王姐之前做過餐飲、銷售，結婚后在家帶了女兒五六年。女兒上小學時，她開始開滴滴，覺得這是一份自由和收入兼得的工作。

她每天早上五六點出門，中午12點收車回家，下午睡3個小時，接女兒、做飯、輔導作業、拖地洗衣，晚上8點再出車，干到凌晨12點收工回家，洗漱完1點多睡下。周末如果孩子上舞蹈課、老公不加班，她就可以出車掙錢，反之就在家陪孩子。

我們留了聯系方式，趕上周末她在家陪孩子，我給她打電話，女兒在旁邊說“媽媽太累了”。

除了接到大單，最讓她感到開心的，是一些溫馨的小事。天熱有女孩看她等得久，上車給她帶了一杯咖啡；有女孩箱子重，她幫忙搬下車，她很自豪；一位女乘客一邊工作，一邊往礦泉水瓶里倒速溶咖啡，撒了一身，王姐拿了濕紙巾給她。女孩下車給了好評，還發了10塊錢紅包。

溫馨的回憶只有片刻。電話聊不到半小時，她老公就叫她去幫忙，我們匆匆結束了對話。

我想起一個幫助流動女工的公益組織木蘭花開，在女工們創作的話劇《從清晨到夜晚》里有這樣一段歌詞：

“五點的鬧鐘響起，睡夢中掙扎坐起，早餐衛生收拾完畢，送老大準時上學校，衣服洗凈甩干晾好，臥室又傳來老二的哭鬧，把凌亂房間整理好，坐下深呼吸揉搡腰，抬頭看表又到做飯的時間，日復一日循環往復。”

女性的生活經驗是相通的。我遇到的大多數女司機，都經歷了因為做全職媽媽而造成的長時間簡歷空白。開網約車成為了她們生活的緩沖，讓她們既能重新融入社會勞動，又能兼顧家庭。

重新靠自己獲得收入，也是她們確認自我價值的方式。就像女外賣騎手王晚所說：“盡管時間支離破碎，身體日漸磨損，我卻感到安心。因為有那樣一個活兒，我隨時都能干，隨時都能有收入，這是我可以掌握的人生。”

在北京開出租車的女司機方方，和開網約車的女司機燕子，都是河南人，分別有3個孩子和4個孩子。

一天北京下大雨，雨點像針，密密地扎向地面。晚上8點，我打車回家。雨天不好打車，我嘗試了5次，終于打到了一輛女司機的車。

車在路邊停穩時，雨刮器正把擋風玻璃上的水刷成兩道扇形。我拉開車門，駕駛座上的女人偏過頭看我，那是一張年輕秀氣的臉。她笑了一下，說“您好，尾號——”。

她是方方，今年34歲，來北京開出租快兩年了。她有3個孩子在老家，由奶奶照顧。她和丈夫在北京開出租車，租住在天通苑一個十幾平方米的單間里。她們一個月能掙一萬多元，這筆錢要分成幾份：孩子們的學費和生活費、奶奶的生活費、欠下的債務。債只能每個月幾百幾百地還。

方方來北京開車，是因為一把火燒掉了她原本的生活。

之前家里做生意，倉庫著火了，損失了幾十萬元，著火時方方的丈夫和員工還在里面。丈夫和員工進ICU、房子要修繕、貨要賠償，一份份冰冷的賬單擺在方方面前。無奈之下，她來到北京開出租車。

剛來的時候，她一天干十七八個小時，晚上不回家，困了就睡在路邊，睡醒了接著跑。這種狀態持續了半年多。她不敢喝水，因為上廁所會耽誤接單，有時候從下午一直憋到凌晨。吃飯也不規律，“有時候一天一頓，有時候不吃，最多吃兩頓。”

那段時間，她下車的時候腿是軟的，站不直，要扶著車門緩一會兒。腰疼、腿疼、胳膊疼、腱鞘炎，是她身體的常態。

最開始，她精神狀態也不好，經常開著開著車就哭了——沒單的時候哭，想孩子的時候哭，夜里一個人在路上跑車，眼淚直往下掉。她慢慢學習一些辦法，讓自己好起來：看積極的書，聽音頻，去公園爬山，參加戶外活動。她會在車上放香水，放水培的花，插在空調口。

有時候遇到趕車著急的乘客，方方會在保證安全的前提下，盡量開快一點。還有一些年紀大的老人，不太會用手機叫車，經常在醫院門口干等著，方方經常接上這些老人。

醉酒的男乘客是她最討厭的。有的人會和同伴說，“專門給你安排的女司機”；也有人會問“你老公呢”？有的人還會想加她的微信，美其名曰“交個朋友”。

“滴滴她計劃”或多或少讓她減少了一些這樣的情況。據官方數據，參與“滴滴她計劃”的女司機安全感提升14%；最喜愛的功能之一就是“保障我的安全”。

現在方方家里還有小六位數的債務。她跑白班，丈夫跑夜班，兩個人在同一屋檐下卻幾乎見不到。但現在對于她來說，生活是有希望的，債每個月一點兒一點兒還。孩子們已經放暑假了，她打算過幾天讓他們來北京玩一玩，多陪陪他們。

44歲的燕子來北京跑滴滴一年多了。她有4個孩子，大的24歲，小的14歲，全都在老家，平時孩子們住校，周末姐姐從學校回來照看弟弟妹妹。

來北京之前，她在老家家具廠的流水線上做工。活兒越來越少，錢越來越難掙，丈夫已經在北京跑了兩年滴滴，她便也來了。她說“舍不得孩子，但為了生活也沒辦法”。

她的一天是從早上八九點開始的，收工往往要到夜里十一二點以后。如果沒單，中午能歇不到1小時，多數時候就在車上吃零食“對付一口”，晚上回家再吃飯。上廁所特別費勁，有時不好找，有時找到了停車不方便，有時車上拉著乘客。

車子是租的，一個月租金3200塊，她和丈夫一個月房租1000多塊。一個月下來，賺到的錢只能剩六七千塊。

燕子是個干練細致的人，車里車外她每天都會擦，三到五天再送去洗車店洗一次。等活兒的時候，別人刷手機，她拿著抹布把角落再擦一遍。她覺得“把車收拾利索了，心里踏實”。

在北京，她幾乎不給自己花錢，沒買過衣服，舍不得在外面吃飯，偶爾開心了會買點喜歡吃的。錢要省下來給孩子們花，“一個孩子一年一萬多元”，四個就是四五萬元。她和丈夫在北京的流水，大半都流向了孩子。

我問她有沒有買過什么貴重或者有意義的東西，她想了一會兒，說給孩子買過一個電子琴，400多塊錢，“沒能力報興趣班，孩子喜歡音樂，就從網上淘了一個。”

“滴滴她計劃”讓女乘客可以優先選女司機，這給燕子多攬了些生意。但派單有時比較遠，三公里外讓她去接，“走一半人家等不及取消了，白跑一趟”。

女乘客讓她覺得溫暖。下雨天有人叮囑她“早點收車，開車危險”；下車時有人囑咐她“慢點，注意安全”；一位退休的阿姨看她辛苦，非要給她發紅包；還有個媽媽把孩子眼鏡落在后座，她已經開出去很遠，又折返回去送，對方發來打賞紅包。這些短暫的善意像路燈，一段一段照亮她的一天。

據滴滴官方數據，參與“滴滴她計劃”的女乘客中，86%愿意給司機點贊、送花、留言，54%愿意給女司機發感謝紅包。

50歲的紅姐一身粉色，齊劉海，是我遇到的比較少來北京開車的南方人。

1994年，她便跟哥哥和嫂子來到了北京，做服務員，認識了在飯店做廚師的老公。后來兩人開小飯店，在北京干了十多年，回江蘇又開店。疫情期間生意不好，兩人把店關了。再后來，兒子和兒媳在北京上班，他們就又回來了。

繞來繞去又繞回北京，她說自己喜歡北京，“雖然生活節奏快，但包容性強。像我們這歲數，只要你肯吃苦，就有機會掙到錢。”

她和老公一人一輛車，老公每個月能比她掙得多一倍。談及原因，除了老公開車速度快，開車時長也是一個原因，“我回來要做飯，要收拾家里面，他回來就吃飯，吃完就休息。”紅姐早上5點半出車，干4個小時回家做午飯。下午4點半再出車，晚上十一二點回來。

《2026滴滴全球數字出行女性生態報告》顯示，“靈活的工作時間”和“穩定的收入來源”是女司機選擇加入滴滴的首要原因，在北京等一線城市，活躍網約車司機群體的男女收入水平已基本持平。但這是在開車時長相當的情況下，一部分女司機因為身體或者需要承擔家務勞動的原因，沒辦法出車那么久。

紅姐常年無休，但她形容自己的生活“悠哉悠哉”。我有點不理解——她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坐得腰酸背痛、上廁所都沒時間、回去還要照顧家里、每天都不休息，怎么能算“悠哉”？

我試圖從她的生活和工作空間里，尋找關于“悠哉”的答案。

紅姐的后備箱里，放著她擦車用的毛巾、清潔劑、小刷子。每天晚上收車之前，她會把車里車外拾掇一遍，在車上放上濕紙巾和垃圾袋，再掛上香薰。

兒子住得離老兩口不遠，開車幾分鐘就到了。有時候小兩口休息想吃什么，紅姐就燒好了送過去，或者讓他們來拿，四人經常見面。

紅姐喜歡聽音樂，開車的時候她會放趙鵬、鄧麗君的歌，一般是慢節奏的音樂。客人下車了，回家的路上，她就換勁爆的、節奏快的音樂，像《站在高山上》DJ版。窗戶一開，風一吹，她覺得“渾身很舒服”。老公也喜歡音樂，多年前買了一套好音響，兩人在家的時候聽，“做飯、洗衣服、拖地，我都喜歡聽著歌。”

她一輩子都沒停過：做服務員、開店、做飯、帶孩子、開網約車，她有她的人生慣性和生活邏輯。但不同的是，現在她只是靠自己也能掙到錢、有自己的空間、可以自己決定工作的時間、工作時可以選擇喜歡的音樂和氣味，這就是她想要的“悠哉”。

這10天里，我一共坐上了14位女司機的車。加起來不過幾個小時，我在一個又一個陌生女性的車后座上，和她們短暫同行。

我感受到的是一種短暫的、臨時搭建的休憩。我知道在這里可以停下來喘口氣，不用擔心被打量、被評價、被審視。這種休憩是雙向的，不止一個女司機告訴我，她們也喜歡接女乘客的單——“不用繃著一根弦”“有時候拉到女乘客，她很累，上車就睡了，我就把音樂關了慢慢開，感覺像在送自己妹妹回家”。

那是一種細微的、日常的、滲透在細節里的、近乎本能的相互照應。是女性與女性之間的溫情與理解。

我對第一位女司機的車印象深刻。一上車，我就注意到了四面車窗都有米色的遮光簾，嚴絲合縫地卡在窗框上。它把午后兩點的毒辣陽光篩成了一層溫和的、蜂蜜色的柔光。

這樣的簾子是我打車多年以來，第一次見到。在此之前，我每次打車都像在玩一個徒勞的、躲避太陽的游戲。每個夏天都困擾我的事，就這樣被她解決了。

她的副駕駛座被特意調整過，很靠前，后排空間因此寬敞了不少。我試著伸了伸腿，腳尖離前排椅背還有幾厘米的距離。我看她戴著耳機，目光專注地注視前方，便放棄了和她聊天，把后背靠進座椅，安靜地享受一段被安排妥當的車程。

我也發現了女司機車里一些共通的細節——她們的車里總是備著更多東西，紙巾、濕巾、充電線、雨傘、嘔吐袋、創可貼......有個女司機告訴我，她備著黑色塑料袋和安全別針，“萬一有人來月經弄臟了裙子，或者有人暈車要吐，不用慌。”

她們車里也往往有一種清淡的香味。有的是曬干的茉莉花掛在出風口，有的是車前系著一小袋薰衣草，有的只是單純的干凈，是座椅被認真擦拭過后殘留的皂液味道。很多女司機的后座出風口被撥向了斜上方，而不是直直地對著后排乘客吹。

這些細節如此微小，小到如果我不仔細觀察，可能根本注意不到。這是一種被女性集體經驗所塑造出來的、心照不宣的默契。在這個幾平方米的空間里，兩個完全陌生的女性不需要對彼此解釋什么、證明什么、提防什么。她們只是共同度過一段短暫的路程，然后在目的地各自散去。

根據滴滴官方數據，使用“滴滴她計劃”的女乘客滿意度較平臺整體高21%；68%的用戶持續在使用，50%的用戶主動推薦給親友。

我決定保留我優先女司機的設置。

十天體驗結束后的一個早晨，我又坐上了一輛女司機的車。一上車，我的目光就被車上的裝飾所吸引——前面擺著一排小花，中間是兩朵白色的小花，左右兩側各放著三盆向日葵小擺件。車前掛著一串紅色的平安符，司機和副駕中間的格子里插著香薰。

8點半，地圖上的三環上是一條長長的深紅色。車堵著不動時，我開始和她聊天，她回過頭看我，那是一張紅潤有氣色的臉，目光炯炯有神。她當天特意沒早起，因為“昨天過生日，今天也想舒服一點”。

我夸她年輕，皮膚狀態好，才知道她有兩個孩子，大的已經20歲了。因為開車時間長，她說自己曬黑了，皮膚沒有以前好了。我想起坐的第一輛車，建議她可以在車窗上裝簾子。

下車時，她叫住了我，從袋子里拿出一顆桃子送給我。我很意外，也很感動，回家后送給了媽媽，媽媽說桃子很甜。下車后，我通過滴滴App給她發了一個8.88元的小紅包，表達對她的生日祝福。

善意就這樣在兩個陌生女性之間生長、流動、傳遞。我想象著就在此刻，方方、燕子、紅姐、王姐們或許又接上了一位乘客，正穩穩地行駛在某條熟悉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