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說天皇是日本對外侵略罪魁禍首？真相：天皇權力大到難以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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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明治憲法的精神，對天皇崇敬是“日本國民的義務”。對天皇缺乏崇敬之情的人被視為“非國民”或“國賊”，避免不了國家和社會的迫害。

在明治憲政體制下，批判和抵抗以天皇為中心的權力機構是極為困難的事情。國家宗教--神道的確立與天皇作為神道最高領袖地位的突顯，為建立天皇崇拜的社會氛圍提供了依據，而國家政權的強力推動使整個國家和國民在以天皇為頂點的專制主義體制問題上達成了民族共識。

自明治以來學校義務教育的普及也為推動天皇權威教育提供了基本和最重要的場所。日本人從小就受到皇國思想和天皇權威的教育。自1889年(明治二十二年)開始在日本所有中小學進行的“天皇是現人神”皇國史觀教育和軍國主義教育深深地滲透到每一個日本人的骨髓里。

國家宣傳日本是神的國家，而天皇則是最高的神的化身，使國民對天皇是“現人神”的說法深信不疑，體制上政治與宗教巧妙結合，國家權力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國民的宗教信仰和精神世界，為其不斷升級的對外侵略戰爭服務。

軍部及皇軍則最大限度利用這種形勢。突出天皇統帥皇軍特色，以便使皇軍基本上擁有了“與天皇同質的權威”，對軍部做法的批判者被扣上“反軍”的帽子，遭受與“非國民”、“國賊”一樣的迫害。天皇的旨意、天皇的意志就成為日本國家的基本國策。

通過1911年大逆事件、1925年(大正期)普選法及治安維持法、1935年(昭和期)的“國體征明”等國民運動與體制整合，使絕對天皇制與軍國主義體制之間建立起不可分割的血肉關系。

1930年初，在大眾媒體和國家機構的鼓動下，民眾積極參與了輿論及國策的形成過程。

激進軍人得到大眾的認同，但其要在政變中顛覆政府而建立法西斯政權還必須得到政權上層的支持，天皇是新舊勢力的代表者和統合者。

在日本，“得到天皇的認可就意味著得到了大眾的認可。得到皇室的支持意味著得到了在神道精神中生活的、由敬畏最高領袖所支配的廣大人口層的支持"。幾次政變的結果都是政變本身被鎮壓，但政變者的主要訴求被社會及上層統治者接受，日本國家體制向著軍國主義化發展，九一八事變后在日本社會呈現的對外擴張沖動就是在這種民眾支持背景下發展起來的。明治以來日本政治思想是從在宗教、道德、政治的價值觀上全都以繼承神靈的萬世一系的現天皇為中心、為前提的。

善惡價值判斷基準也是根據天皇的敕語，即教育敕語和軍人敕諭，這些從小學義務教育就開始深深地植根于每個日本臣民心中，到15年戰爭結束，天皇一直是宗教、道德、政治權威的源泉。

在促使天皇制軍國主義化過程中發揮過重要理論作用的慶應大學教授衰田胸喜在1933年的書中稱，日本民族現在對現人神天皇的信仰基于建國神話和國家宗教，它以儒教、佛教、基督教及社會主義都沒能實現的方式，來實現人類歷史所賦予的使命。

我們忠實于現人神天皇，保衛祖國就是對人類的貢獻，使日本成為世界最強國家是日本人對人類唯一可能的貢獻。

1947年(昭和二十二年)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甲級戰犯東條英機、木戶幸一的辯護律師洛根(美國人)問東條，“木戶是否在行動上或獻策時曾違背天皇要求和平的意愿”時，東條表示“沒有任何一個日本臣民能違背天皇陛下的旨意，日本政府和日本國的高級官員尤其如此”。

如果東條的話是對的，那么就是說天皇能夠制止侵略戰爭，如果他真的不想發動和進行戰爭，那么戰爭就可能被阻止，因為沒有人敢違背天皇的旨意。東條的話對理解日本國家的戰爭體制具有重要意義，也是理解戰時日本國家“舉國一致”體制的關鍵詞。

體現了天皇在國家非常時期的權威地位。在軍國主義化過程中，天皇實際上具有立憲君主與專制君主的兩重性。他集國家法定權力和政治、社會威信于一身，在他的權威下所有國家政策才得以實施。

天皇在行使軍事統帥權及對國家政治的總攬權時，有一個作為天皇側近的，輔佐天皇從事政務、軍務裁決的政治集團。具體地說包括皇室成年男性成員、元老、內大臣、侍從長、侍從次長、宮內大臣、侍從武官長、侍從武官等等。

元老實際上參與國家政策的決策過程主要通過以下幾種形式實現的：

此外，1875年(明治八年)曾經成立過元老院，它作為太政官制改革的一部分，成為立法咨詢機構，定員30人，由皇室成員擔任議長。1890年(明治二十三年)在明治憲法實施后元老院被廢止，但元老的作用沒有削弱。

根據藤原彰的研究，在明治、大正兩個時期，元老在對外開戰、媾和等重大外交問題以及包括總理人選在內的重大內政事務上都具有實際上的決定大權。

因此，元老雖然是憲法體制外的“編外戶”，但實際上比大臣等具有更大政治影響和決策能力。他們沒有公職，但深受天皇的信任，能夠直接與天皇說上話，所以對天皇及國家決策產生直接影響。在決策出現意見對立時，能起到一種潛移默化的“隱蔽的屏風作用”。

他們在二二六事件(1936)后軍國主義高潮期受到少壯軍人的暫時壓制，而到了后期，隨著日本在戰爭中出現頹勢，軍人影響相對下降，重臣重新掌握政權中樞，左右政局和決策。

所謂重臣在各個時期概念不同。明治初期，把輔相、議定、參與等擔任重要職務的官員稱為政府的重臣。到了昭和時期一般是指參與元老決定推薦總理人選的政治家，其內涵較廣泛，主要包括擔任過總理的人物和現任樞密院議長，此外有的也把內大臣、宮內大臣等列入。

兩者都是擔任過重要職務的人物，但也有區別。元老是以參加明治維新為標志的，而重臣則主要是昭和時期擔任過重要政治職務的政治家、軍人。元老、重臣是超明治憲政體制的政治存在，兩者在政治決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特別是元老作用突出。

在任命總理大臣等重大問題上，天皇大都是根據元老的提名、推薦來任命的，山縣有朋、西園寺公望等元老就曾長期充當推薦總理的核心人物。

山縣在大正時代(1912~1924)的前10年中，發揮著國家決策的主導作用。到了昭和時期，元老只剩下西園寺公望，他作為天皇有關政務的最高顧問，向天皇推薦后任總理人選，直到1937年(昭和十二年)病重以后。

成為元老的前提條件是受到天皇的絕對信任，并長期擔任核心職務，對政局有絕對影響力的人物。擔任過總理、樞密院議長等重要職務的人物多成為重臣，在政治決策中發揮作用。重大決策一般在得到重臣會議認可后，才能提交御前會議討論。不過重臣意見不是都受到重視，特別是戰爭后期，天皇側近木戶幸一對聽取重臣意見態度消極，認為總長及閣僚的意見重要，因為“重臣對陛下說話總有顧及，而且信息不靈。重臣沒有一人有為國而立的氣概”。

1885年(明治十八年)12月22日根據太政官達(通知)第67號，開始在宮中設立內大臣，其主要任務是作為天皇有關政務方面的輔佐官員，也是天皇商量政務的參謀和天皇與政府要人之間順利溝通的牽線人。

昭和時期擔任該職務的如牧野伸顯、齋藤實、湯淺倉平、木戶幸一等，都對天皇的政務產生了重要影響。各大臣及軍部首腦等進見天皇也都必須經過內大臣的安排。

從1937年開始內大臣取代生病的元老西園寺公望，通過征求重臣、樞密院議長、陸海軍部首腦等的意見后，向天皇推薦內閣總理候選人。到了“二戰”時期，西園寺等元老去世之后，內大臣則秉承天皇的旨意，負責調整、推薦總理人選，直接參與政治決策的過程，這種方式持續到1945年日本投降。木戶幸一在內大臣(1940年6月~1945年11月)任內對天皇的政治決策影響巨大。

根據家永三郎的研究，內大臣本來“只是宮中官吏而非國家的官吏”，不屬于國務大臣，并不對天皇負有就國務問題進行的輔弼職責。但內大臣官制規定，內大臣是天皇的“常侍輔弼”，對所有天皇大權的行使都處于能夠提供“足以有影響”的意見和情報的地位。

這種體制外人物，內大臣牧野、湯淺、木戶等在任內，對于總理人選、戰爭決策及天皇決策行為都具有巨大影響。內大臣還掌管天皇的玉璽，被認為是天皇側近中的側近。內大臣的任命一般由總理等推薦，而一旦被任命，總理并沒有罷免內大臣的權力。

侍從長是負責管理天皇事務的隨身侍從，并輔佐包括政務在內的天皇日常活動。裕仁的侍從長自1929年(昭和四年)任命鈴木貫太郎以后的三人都是海軍大將，而鈴木在政務、軍務兩個方面都對裕仁有很大影響。

宮內大臣則主要是負責管理皇室財產及皇族、貴族的監督、管理，向天皇提供一些國務、軍務方面的資訊。

1896年(明治二十九年)4月根據第113號敕令，公布侍從武官府制度。由“高級老資格”者擔任侍從武官長。在軍事方面，侍從武官長對天皇的影響很大。侍從武官長通常由陸軍中將以上將領擔任，宮內設有侍從武官室的機構，有四名少佐到少將的陸軍侍從武官和三名海軍侍從武官在天皇處輪班勤務值班。

他們負責答復天皇有關軍事及軍務方面的所有提問，并承擔天皇與軍部--陸海軍機構間的溝通。侍從武官長是天皇的軍事顧問，對天皇的軍事決策及對外政策影響巨大。昭和天皇裕仁先后有五名侍從武官長，其中從太子時就任職的陸軍大將奈良武次任職11年，對裕仁的行動方式影響很大。發動九一八事變的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在事件后被提拔擔任天皇裕仁的侍從武官長。

侍從武官處的侍從武官是天皇的耳目、軍事參謀，經常奉命巡視各地部隊，傳達天皇的旨意，特別是天皇不直接去的地方，如戰區、殖民地等，侍從武官代表天皇前去傳達天皇命令，鼓舞軍隊士氣。

能擔任侍從武官長的都是陸軍出身，上任前都曾擔任過重要軍職，是軍部實力派，不少人在對外擴張侵略戰爭中發揮過重要的指揮、決策作用。這些侍從武官長的人選說明天皇身邊的軍人絕非擺設，他們作為天皇的軍事顧問，對天皇的政治、軍事決策有巨大影響，同時天皇通過這些將軍對國家軍事政策進行直接掌控。

4月，天皇認定以內大臣為中心，與元老、必要時加上重臣協商推薦總理。具體方式是不召開重臣會議，由內大臣選定候選人，再征求元老意見。同年6月的近衛內閣及其以后的平沼騏一郎、阿部信行等內閣總理都是內大臣負責推薦的。

上述推薦總理的決策過程有幾個基本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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