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有越南學生在社交平臺上發了這樣一條帖子：“從上學第一天起，中國這兩個字就霸占了我們歷史課的80%。”這話乍聽像段子，但這確實是越南歷史教育長期以來的真實寫照。翻看越南史書，會發現和中國記載的完全不一樣，常常令人感慨究竟誰讀了假歷史。從秦始皇到漢武帝，從馬援到明成祖，中國歷史人物在越南課本里接連登場，但登場的方式幾乎清一色是以”侵略者”身份出現。這背后，有一套經過幾代人精心構建的敘事工程。
更關鍵的是，越南后來從中國脫離，并不是戰勝了中原軍隊，而是趁中華大地混亂之際建立了割據政權，之后又以藩屬國身份與中國維持了相當長時間的關系。這段歷史，被越南課本壓縮成一條單一的”受害”敘事，客觀性幾乎無從談起。
越南選擇這樣書寫歷史，有清晰的歷史脈絡可循。越南近代開埠以來，民族主義思想增強，在與日本交流的過程中，越南形成了新史學，不再將中國視為宗主國，而看作是外敵和競爭對手。新中國成立后，越南先接受了中國的援助，其后又因1979年的戰爭反目，中越關系的復雜性也體現在歷史教科書中，越南民族主義的發展使其對待中國的態度中，小國心理的傾向非常嚴重。
這套教育工程最直接的輸出，是對年輕一代認知的塑造。現在二三十歲的越南青年出生于越戰之后，他們不了解越南抗美的歷史，而越南歷史教科書把古代越南隸屬中國的關系一概認定為侵略，青年一代讀著這樣的教科書長大，自然對中國產生怨恨，加上南海爭端，在受到煽動時很容易把怨恨向中國發泄。
這種情緒累積的政治風險，越南政府本身并非沒有意識到，但媒體環境的相對寬松使得局面難以管控。越南很多媒體經費自籌，為了吸引眼球獲得收益，激發民族主義的內容比較多，對中國友好的人士往往受到輿論打壓，而親西方的人越來越多；這樣的社會氛圍對越南領導人是有所制約的。民粹情緒與執政需要之間，長期存在微妙的博弈。
值得關注的是，這種民間情緒與官方戰略之間的落差，在2026年的現實語境中尤為明顯。2026年3月16日，中越外交、國防、公安”3+3”戰略對話機制首次部長級會議在河內舉行，這一機制是雙方在全球首創的重要戰略溝通平臺，目的是維護政治制度安全、深化戰略協作。同年4月，越南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主席蘇林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國事訪問，雙方就兩黨兩國關系及當前國際地區局勢深入交換意見，達成一系列重要共識。
高層互動的熱度并不能掩蓋結構性張力的存在。越南北方清醒認識到，越南北方工業嚴重依賴來自中國的原材料、設備與技術，“脫鉤”或過度對抗帶來的經濟震蕩北方將首當其沖。因此，北方在處理對華關系上始終遵循著”斗而不破”的”竹式外交”原則，在主權問題上示強，在經濟合作上務實。
這套”竹子外交”今年再度得到印證：蘇林在2026年2月訪美、4月訪華的過程中，訪問的內涵有明顯差異——前者旨在向美國索要技術紅利和市場特權，后者旨在對沖焦慮、尋求成本平衡，因為沒有中國的基建速度、低成本電力和全品類原材料，其與美國達成的科技愿景將只是空中樓閣。
南海問題依然是這套結構性張力中最敏感的那根神經。中越雙邊合作指導委員會第十七次會議明確提出，要加強分歧管控力度，推進海上合作，爭取早日達成”南海行為準則”。回看2025年的南海局勢，中國在反制海上挑釁方面取得顯著成效，但南海爭端的根本博弈在于規則和秩序主導權，需要多管齊下提升南海敘事能力，打破西方話語壟斷。南海問題與歷史敘事問題，在某種程度上是同構的：爭的不只是島礁，也是誰有權定義那段歷史、誰有權書寫這片海域的歸屬。
七十多年前越南廢除漢字是為了強化民族認同，如今重新重視漢語是為了順應現實利益；在日益復雜的國際環境中，國家之間的交往終究以利益為先、以理性為本。這句話，或許也是2026年中越關系最真實的注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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