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
依靠他媽扶持,能力如此普通的天才少女,卻有一種莫名其妙的精英俯視感
我這人記性不太好，但我記得住一種奇觀：明明是被托舉上去的，卻總擺出一副“我自己飛上去”的嘴臉。
蔣方舟就是這種奇觀的具象化。
七歲動筆，九歲出書，清華降六十分錄取，畢業直接空降《新周刊》副主編——這一路綠燈，不知道的以為是才華橫溢，知道的都知道這叫“資源套利”。她的人生劇本，從來不是“寒門貴子”，而是“大院天才”。可偏偏，這位靠著層層扶持才坐穩位子的“天才少女”，在鏡頭前流露出的那種精英俯視感，簡直讓人腳趾扣地。
最經典的，莫過于《圓桌派》里那段沒被剪進字幕的“微表情”。聊到閱讀，她輕飄飄地提到見過外賣員在看《卓有有效的管理者》，隨即嘴角一撇，眉毛一挑，那個似笑非笑的神態，把潛臺詞寫得明明白白：“這種書，是你該看的嗎？”
聽聽，這哪里是鼓勵閱讀，這分明是在劃分知識的圈層。仿佛那些厚重的書籍是某個俱樂部的入場券，而外賣員的手，弄臟了封皮。
這還不算完。最讓人齒冷的是，她分析社會問題的邏輯，幼稚得像是一種病理性的自我保護機制，把所有問題的原因，都歸結為“弱者自己不好”。
談家暴，她說是“女性選錯了伴侶”。她看不見父權結構的壓迫，看不見經濟封鎖下的求救無門，看不見司法介入的滯后，她眼里只有那個被打的女人“眼光差”。談校園貸，她說是學生“沒還過錢，沒財政概念”。她看不見金融資本的貪婪誘導，看不見消費主義的洗腦，看不見貧困生面對同輩壓力的窘迫，她眼里只有那些孩子“不懂事”。
這種歸因法，簡單、粗暴，且極其安全。它完美地避開了所有復雜的制度探討，屏蔽了所有宏觀的結構矛盾，最終指向一個最自私的結論：我之所以在上層，是因為我優秀；你之所以在下層，是因為你活該。
這就好比醫生看病，不管病人是肺炎、骨折還是中毒，她只看一眼就說：“因為你免疫力不好。”然后轉身對旁人說：“看，我已經找到病因了，是他體質差，與我開的藥無關。”
問題是，你可以像胡同口的大媽一樣，指著新聞嘆氣說“這就是命”，但你不能頂著“清華才女”、“人大碩士”的光環，享受著國家頂尖教育資源培養出來的話語權，卻只會重復這種毫無營養的“單因謬誤”。
國家動用寶貴的招生名額破格錄取你，是為了讓你學會這種“受害者有罪論”嗎？社會賦予你公共平臺的麥克風，是為了讓你用這種敷衍的、冷漠的、甚至可以說是惡毒的邏輯，來羞辱那些正在掙扎的弱者嗎？
一個普通的家庭婦女，說兩句“嫁錯郎”之類的昏話，無傷大雅。但蔣方舟不行。她依靠著遠超常人的特權扶持，爬到了常人難以企及的高度，她就必須在這個高度上承擔相應的責任：至少，她的認知水平要對得起這個高度，而不是像一個縮頭烏龜一樣，把一切社會問題都推給“弱者不夠努力”。
她就像一個依靠作弊上了象牙塔頂層的人，不僅沒有能力解決任何實際問題，甚至連基本的因果分析都做不到位。她拿著顯微鏡看自己的悲歡，卻拿著望遠鏡模糊眾生的苦難。她享受了“天才”的紅利，卻交出了“庸才”甚至“惡人”的作業。
一邊享受著國內頂級的教育資源和媒體平臺紅利，一邊拿日本外務省的錢寫書；一邊靠特權規避了千軍萬馬的高考獨木橋，一邊在節目里對外賣員看什么書指手畫腳；一邊享受著社會穩定帶來的紅利，一邊把社會問題的板子全打在弱者屁股上。
原來，所謂的“精英視角”，就是：我走的路，叫捷徑；你走的路，叫妄想。我讀的書，叫修養；你讀的書，叫越界。而我所有的淺薄與冷漠，都可以被原諒，因為我是個“天才”。
這種依靠他媽扶持、能力被嚴重通脹的“天才”，最可怕的不是平庸，而是那種對自己平庸毫無自知之明，反而要對泥地里掙扎的人進行精神指導的傲慢。
這飯，您慢慢端鍋吃，不用嚼。我們舔碗的，還得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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