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
1949年秋天的上海，凌維誠帶著四個孩子擠在臨時落腳的地方，已經走投無路。
她丈夫叫謝晉元，抗戰時帶著四百多人在四行倉庫死守四天四夜，全國無人不知。
可丈夫死后，這位昔日的英雄遺孀，卻連給孩子一口安穩飯的本事都快沒了。
她以前不是沒求過人，舊政府那邊跑過好幾趟，次次碰一鼻子灰。
這一次，她聽說新來的陳毅市長待人不錯，猶豫再三，提筆寫了一封求助信，沒敢抱多大希望。
凌維誠這輩子，從上海小姐到鄉下農婦，走了個遍。
她本是上海長大的姑娘，學音樂出身，和謝晉元結婚沒幾年，丈夫就上了戰場。
1941年，謝晉元被叛徒刺殺，那年他們最小的孩子還在襁褓里。日子一下子塌了。
她拿著那點撫恤金，帶著孩子去了廣東蕉嶺婆家，買了點薄田，自己下地干活。
一個城里女人，學插秧、學挑糞，手上全是繭子，硬是把四個孩子拉扯著往前過。
抗戰勝利的消息傳來，她心里燃起一點希望。變賣了那點田地，拖兒帶女坐著船在海上漂了好幾個月，回到上海。
她想給丈夫掃掃墓，也想看看當年跟著丈夫打仗的孤軍兄弟們過得怎么樣。
結果一看，心更酸了。那些老兵傷的傷、病的病，很多沒家沒業，流落在上海街頭。
她一個女人家，自己的日子都顧不上，卻硬著頭皮把這些老兵攏到一起。
他們住進了吳淞路一棟三層樓里，一樓搞了個小作坊，做毛巾、肥皂賣，勉強糊口。
又在丈夫墓地旁邊整了塊空地，讓逃難來的蘇北人家搭棚子住，收一點米糧當租金，一半養自家四個孩子，一半分給沒著落的老兵。
就這么著，幾十口人，靠她一個女人撐著，硬是過了幾年。
可到了1949年上海解放，情況又變了。
城里房產重新登記，他們住的樓和墓地邊的空地歸屬要重新劃定，原來的辦法行不通了。
收入斷了，孩子上不了學，老兵們也眼巴巴等著接濟。
一家人連個固定住處都沒有，四處打游擊似的借住。
凌維誠實在沒轍了，她想起丈夫當年說過的一句話：這輩子最對得起的，就是這個國家。
她咬咬牙，鋪開紙筆，把這幾年的苦水全倒了出來。
丈夫怎么死的，一家人怎么從廣東回來，老兵們怎么過日子，現在又卡在了哪里，一股腦寫給了陳毅。
信最后提的請求很簡單：房子和空地能不能繼續用，讓孩子們有學上，讓老兵們有口飯吃。
她托人把信遞上去，心里沒底。舊政權那套推來推去的做派她領教夠了，不覺得換個市長就能有什么不同。
但這次不一樣。陳毅看到信，當場就批了。
他對身邊人說，謝晉元是為國捐軀的，他的家人應該得到照顧。
沒多久，文件下來了：吳淞路的房子和墓地周邊的土地，繼續歸凌維誠一家使用，各項費用全免。
政府還出面給孤軍老兵安排出路，想在本地找活干的幫著介紹工作，想回老家的發路費安家。
孩子進了學堂，凌維誠也被就近安排了工作，先是在托兒所當副所長，后來又進了服裝廠，離家近，能顧上家里。
一封信，改變了一大家子人的命運。
凌維誠后來經常念叨這事。她說，舊政府那邊跑了多少趟，人家連門都不讓你進。
新政府這邊，一封信就解決了。不是她面子大，是人家真把抗日英雄當回事。
從一個女人的角度看，凌維誠這輩子扛的東西太多了。
她不是在后方享福的官太太，是實實在在挑起了丈夫留下的擔子，養孩子、照顧老兵，咬著牙往前走了十幾年。
她值得被記住的，不光是謝晉元妻子的身份，更是她自己那股不認命的勁頭。
而新政府給她的，也不只是一套房子和一份工作，是把一份遲到的體面，遞到了一個不該被遺忘的家庭手上。
這大概就是那個年代最樸素也最珍貴的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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