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征日之敗：數萬將士深陷日本孤島，被按“四等人制”反向屠殺

1281年秋天，日本八角島的海灘上，一場殘酷的“戰地審判”正在進行，主角是日軍和元軍戰俘。

兩三萬名元軍戰俘被全副武裝的日軍押送到這里，他們衣衫襤褸，面黃肌瘦，已經在島上挨餓了整整兩天——沒有食物，沒有水，連個拿主意的人都沒有，因為他們的主帥早就跑了，只留下他們面對日本人的大軍。

日本人沒有急著動手，他們先把戰俘按出身分成了幾堆：蒙古人一堆，高麗人一堆，北方漢人一堆，還有一堆是原南宋的降兵，這批人數最多。然后，前三堆人被拉到海邊，全部砍頭，最后一堆人被留了下來，淪為奴仆。

這場屠殺結束后，未來這些悲慘的元軍只剩三個人得以活著回到大陸。

一、臺風沒殺死的，被自己人“送”給了敵人

先說說這數萬征日元軍是怎么落到這個地步的，1281年，元世祖忽必烈發動了第二次征日戰爭，史稱“弘安之役”，史書記載，元軍兵分兩路，東路軍4萬人，江南軍十萬人，共十四萬人。

雖然元軍早期取得了一系列戰果，但由于鐮倉幕府早有防備，花了大力氣在元軍的目標海岸邊修建了大量的防御工事——元寇防壘，最終得以將元軍牢牢的擋在了本土的海灘上，取得了半渡而擊的效果。元軍只能另找沒有日軍防御工事的地方登陸，結果找到的地方也不怎么樣，根本沒辦法大規模登陸，還被日軍各種襲擾，軍隊中又爆發了瘟疫，死傷眾多，各個將領之間矛盾重重，無法合力作戰，有人想打，有人想跑。

后來十萬江南軍雖然也抵達了日本，與東路軍會和，但還是對日本的防御工事束手無策。

結果等到了八月初一，還沒等元軍進一步行動，臺風來了。

這次臺風造成的損失實在是太大了，大量元軍士兵被淹死海中，船只傾覆眾多，主要元軍也不懂海戰，所使用的船只不適合海況，質量還堪憂。

臺風過后，元軍將領紛紛棄兵跑路，乘坐僅剩下的船只逃回大陸，將很多士兵丟在了日本。有傳言說，在島上留有元軍數萬士兵，包含女真、契丹、高麗、蒙古、漢、色目等各民族的士兵，但南宋降兵和江南的簽軍占大多數，因為沒船，早先就被扔在了海灘上。這些被拋棄的士兵本來戰斗力就不高，缺乏補給，還群龍無首，士氣低落，最后推舉了一個姓張的百戶當臨時頭領，一邊組織防御，一邊砍木頭打算造船逃命：

“未幾，敗卒于閶歸言：官軍六月入海，七月至平壺島，移五龍山。八月一日，風破舟。五日，范文虎等諸將各自擇堅海船坐去，棄士卒十余萬于山下，無食無主者三日。眾議推張百戶某為主帥，號之曰張總管，聽其約束，方伐木作舟欲還。”

結果八月初七，得到消息的日本人來了。

日軍雖然數量比元軍少，但士氣高昂，很快就攻入島嶼，此時的元軍在絕地之下根本沒有戰斗力和戰斗意志，很快被擊敗，之后大面積的投降了日軍（大約兩三萬人），但投降并不意味著安全，很多人迎來了屠殺。

二、于閶的證詞：十萬人只剩三個活口

關于這場屠殺最詳細的記錄，來自一個叫于閶的幸存者，于閶是元軍中的一個普通士兵，被俘后淪為日本人的奴隸。后來他趁看守不備搶了一條小船，在海上漂泊了半個月才逃回中國，他的口述被收錄在《元史·日本傳》以及明清多部史書中。

《元史紀事本末》這樣記載于閶的證詞：

“七日，日本人來戰，盡死，余二三萬為其擄去。九日，至八角島，盡殺蒙古、高麗漢人，謂新附軍為唐人，不殺而奴之。”

《續弘簡錄元史類編》的記載幾乎一致：

“盡為日本所殲，馀二三萬人驅至八角島，盡殺蒙古高麗漢人，謂新附軍為唐人不殺而奴之。”

高麗史》卷29《忠烈王世家》上記載：

“忠烈王八年六月，蠻軍總把沈聰一等六人自日本逃來，言：值惡風船敗，眾軍十三四萬同棲一山。八月初八日，日本軍至，我軍饑不能戰，皆降日本。”

《元史·日本傳》：“十萬之眾，得生還者，僅三人耳。”

《元史·世祖本紀》：“余軍回至高麗境，十存一二。”

《元史·李庭傳》：“士卒存者，十一二。”

高麗《東國通鑒》：“元軍不返者，無慮十萬有幾；我軍不返者，亦七千余人。”

《宋元紀事本末》和《小方壺齋叢書》也有類似的記錄。

于閶還報告了一個令人震驚的數字：“是役也，十萬之眾，得還者三人而已。”

按其說法，十萬人出征，最后只有三個人活著回到中國——于閶本人，還有兩個分別叫莫青和吳萬五的同伴。

三、為什么日本人要“反向操作”？

日本人對戰俘的區別對待，細想起來很有意思——他們幾乎是照著元朝自己的“四等人制”來了個反向操作。

元朝把人分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北方漢人、契丹、女真等）、南人（原南宋統治下的漢族），地位最高的是蒙古人，最低的是南人。

日本人殺掉的，恰恰是地位最高的那幾等，留下的，恰恰是元朝內部地位最低的南人，將其作為戰利品和戰爭補償，分發給武士和其首領當奴仆（類似農奴，而不是奴隸，日本此時已經廢除了奴隸制）。

為什么會這樣？原因比“崇拜華夏文明”復雜得多。

第一，也是最現實的理由：利用價值。

在日本武士看來，蒙古人、高麗人“狠勇嗜殺”，留下來是巨大的安全隱患，不如殺了一了百了。而南宋降兵呢？戰斗力低下、士氣渙散，在戰場上表現得“貪生怕死，士氣低落”，日本人根本不擔心這些人會造反。

更重要的是，南宋地區農業和手工業發達，這些俘虜作為勞動力有實實在在的“利用價值”。史料記載，被留下的南人俘虜被安排從事日本人不愿意做的職業，比如皮革業、屠宰業等。這些職業在日本傳統社會中地位低下，正好讓俘虜來干，而且忽必烈當時下令開拔之前，就讓新附軍準備了大量的良種和農具，本來就準備讓這些新附軍在日本屯田種糧，為大軍持續征戰和統治準備糧食的，很多新附軍本來也是農家子，掌握有大陸先進的種稻經驗和各項農業技術，日本人很看重這一點，將其視為技術性人才，能為自己增加財富。

第二，文化心理上的微妙變化。

很多人以為日本人留下南人是因為崇拜華夏文明，但這種說法經不起推敲。崖山之后，南宋已亡，在日本統治階級眼里，華夏已經被外族征服了，他們對待這批亡國奴，只有鄙視，沒有崇拜。

日本學者本宮泰彥在《日中文化交流史》中也指出，這一時期日本對元朝的態度已經從過去的仰慕轉向了對抗和蔑視。

第三，一個細思極恐的陰謀論。

最后不得不提一個流傳甚廣的說法：忽必烈派南宋降兵當主力去打日本，本身就是一石二鳥之計。史學家韓儒林曾直言，忽必烈此舉就是“借刀殺人”——“不殺降而降人自消”。十幾萬南宋降兵怎么安置？直接殺掉失人心，遣散怕作亂，派他們去打日本，贏了是開疆拓土，輸了正好借日本人之手消耗掉這批不安定因素。

范文虎這個“常敗將軍”被任命為主帥，本身就很能說明問題——忽必烈真的指望他打贏嗎？恐怕未必。

四、史料的分歧：到底俘虜了多少人？

關于被俘人數，中日史料存在分歧，史學家認為，于閶只是一個小兵，他的話不能全信，第二次征日的元朝軍隊，最終還是有很大一部分跑了回來，并不是像《元史》上說的那樣在日本連續遭受厄運，喪師十之七八，損失了十萬人。

要真有十萬人被丟在了平戶島上，這些元軍也沒必要讓一個小百戶當統帥啊。并且日方也有史料證明他們在島上抓到的元軍俘虜也才幾千人而已：

“七月晦，夜半西北風大作；閏月朔，賊船悉破，隨潮漂海面似散籌，流尸聚積若為島，賊之漂流抵鷹島者數千人，無船可濟，贏憊者居岸下。”《八幡愚童訓》

《壬生官務家日記抄》上則記載：“十二日、去夜鎮西飛腳到來云々、蒙古賊皆以滅亡、所殘二千餘人……“

這個差異不難理解，于閶作為親歷者，他的數字可能包含了一定程度的夸大，而日本方面的記錄也可能為了凸顯戰功而有所保留。另外還有一說，說是江南軍根本沒有十萬人全部抵達日本，抵達日本參戰的江南軍只有一部分，剩下的大部分在遠赴日本途中因潮流、風向的原因吹散，許多根本就沒抵達日本：

“五月，官兵集四明（寧波）入海，舟偕東北向，而省左右幕屬各異舟，號令不相聞。后發者追程冒進，得耽羅國（今韓國巨濟島）。蓋前鋒先遭颶風，失導而至是［國］”
“至元中，進階懷遠大將軍、管軍萬戶，領江淮戰船數百艘東征日本，全軍還；有旨特賜養老一百戶”。

我寫到這里，已經心力交瘁了，實在不知道該相信哪方史料了，但不管哪個數字更準確，單單只看這十萬人出征、僅三人活著回來的結局，已經足夠觸目驚心。

回過頭來看這段歷史，你會發現一個荒誕的閉環：南宋降兵在崖山之后投降了元朝，被自己的新主子當成“耗材”送上征日的戰場。臺風摧毀了艦隊，主帥丟下他們跑了。日本人抓住了他們，根據赤裸裸的實用主義邏輯——能打仗的殺掉，能干活兒的留下——給他們安排了各自的結局。

十萬人浩浩蕩蕩出海，最后只有三個人活著回家。而那兩千多名被留下的“唐人”，從此在日本社會的最底層掙扎求生，從事著最卑賤的職業，世代為奴。

歷史的殘酷，往往不在于戰場上的刀光劍影，而在于每一個人都被當成了可以計算、可以取舍的數字——在忽必烈的棋局里，他們是該被消耗的籌碼，在日本人的算盤里，他們是該被殺或該留用的勞動力。從頭到尾，沒有人問過他們想不想去日本，想不想打仗，想不想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