嘴上說和平，手里握著槍收錢，南蘇丹和平到底為誰而簽？

南蘇丹獨立于蘇丹的2011年，原本被視為為非洲持續時間最長的內戰之一——此前的南北戰爭——畫上句號的時刻。從法律意義上說，這一頁確實翻過去了。但獨立并沒有終結這個新國家內部圍繞權力、財政收入和強制力展開的更深層斗爭。

2013年，南蘇丹再次陷入戰爭；2015年的和解協議隨后破裂；如今，該國處于2018年《重振協議》框架之下，而協議承諾的過渡安排又一再推遲。人們通常把這段歷史講述為一次失敗的和平進程：破壞者太多，政治意愿太少。但也可以換個角度看：這些協議也許并非失靈，而是在發揮作用。它們之所以能穩定秩序，恰恰是因為保留了那些讓暴力變得有利可圖的制度。

政治和解理論有助于解釋，為什么和平協議往往聚焦于在精英之間分配權力、職位和資源。其邏輯是，如果對立領導人都能分得權力、職位和資源，他們繼續作戰的動機會減少。

但通過談判達成的過渡，也可能把戰時制度帶入和平時期。因此，問題不僅是誰能分到國家權力，還包括哪些戰爭經濟、財政收入體系和強制性做法被保留下來。

研究顯示，和平安排重新分配了精英獲取資金、職位和外部融資的機會，但此前存在的強制性征收體系和戰爭經濟并未被觸動。在某些情況下，和平甚至把這些體系正式化：戰時對資源攫取的渠道，被轉化為得到承認的職位、財政征收權或安全控制權。

同一套機制也讓國家本身成為獎品：控制國家的收益如此豐厚，以至于爭奪它始終值得一戰；而一旦權力分享安排破裂，就像2013年那樣，戰斗便會卷土重來。和平與戰爭不再是真正的對立面，而更像是同一臺攫取機器的兩種運行狀態。

類似的動態也出現在其他資源豐富、深受沖突影響的國家，例如石油資源豐富的安哥拉，以及礦產資源豐厚的剛果民主共和國。南蘇丹同樣資源豐富，尤其是石油。但更廣泛的問題并不只是自然資源本身，而是對各類收入來源的政治控制，包括石油、關稅、援助、貸款、合同、檢查站、木材、木炭以及其他形式的資源攫取。

這也是更廣泛和平實踐中的一種反復出現的模式：政治協議與經濟改革相伴而行，結果卻鞏固了精英對財政收入和其他資源的控制。

這一切并非不可避免。另一種路徑，應當把整個財政征收體系視為和平進程的核心，而不是等到和平協議簽署后再處理的技術問題。它需要追問：誰控制資金和其他資源，包括人道援助和發展援助；誰被允許向平民征收資源、款項和勞動力；人們為此付出之后，是否能看到任何回報。

在南蘇丹許多地方，“和平”改變的只是哪些人能從這一財政體系中獲利，而不是這一體系對繳納者造成的影響。上尼羅州城市馬拉卡勒的一名商人把稅收體系形容為“有組織的搶劫”，稱士兵會超額收費，并把所得據為己有。有人告訴他，這套制度必須忍受，因為這是為了“維持和平”。

在120多年的時間里，政權更替并沒有拆除這套攫取與控制的底層機制。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每一次重大的政治和解，都是疊加在這一歷史遺產之上，只是重新分配了誰能從中獲利。

混亂本身就是這套制度的一部分。商人們說，他們常常被不同機構來回推諉，不斷面對新的收費要求；連征收人員自己也提到，一些法令“莫名其妙地傳下來”，把財政收入劃撥給別的單位。瓦烏的一名女商人說，稅收征管崗位競爭激烈，因為這些崗位可以從中“抽水”。

這不是行政失靈，而是一套對操盤者有效運轉的制度。當財政征收權分散在彼此重疊的機構之中時，就沒有人需要真正承擔責任，而每個人都可以因忠誠而得到獎賞。

這種國家財政的表演一直延伸到最高層。2012年，總統承認，大約40億美元石油收入被“偷走”了。到2026年，聯合國一個專家小組發現，南蘇丹仍在交付前數月預售石油，而圍繞未交付石油貨物和石油擔保債務的爭議，已經進入英國商事法院。國家預算在表面上演示改革，而資金卻流向別處。

盡管如此，南蘇丹人并不否定向公共權威繳納資源這一理念。他們會把社區層面的繳費和貢獻，與國家稅收區分開來。前者的回報看得見，比如水井、道路或診所；后者則被他們體驗為只見攫取、不見回報。很多人堅持認為，納稅本身是好事，前提是它具有互惠性、透明度，并與公共產品相聯系。問題在于，和平協議往往讓這種聯系繼續斷裂，同時又把精英之間的新交易正式化。

最后，還應支持南蘇丹的公民社會力量監督跨境流動——包括石油、武器、木材、木炭、被掠奪的貨物和資金——因為這些流動為戰爭提供了資金。這項工作并不只屬于捐助方和調停者。人們已經在記錄資金流向何處。一項嚴肅的和解安排，應當把他們視為任何稱得上和平的進程中的核心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