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馬克思的機器觀看人機對齊

人工智能涌現之后，數字時代加速邁向更具自主性調適能力的智能狀態。人工智能在諸多領域展現出的強大效能，確實輔助完成了大量繁雜、重復與枯燥的工作，似乎在功能層面上初步兌現了人機對齊的初衷——這種“對齊”敘事，本質上寄寓著以人工智能推動生產力發展、實現人的解放的現代性承諾。然而，在日常經驗中，我們頻繁目睹一種悖論性場景：拿著筆記本電腦、不斷敲擊鍵盤以維護和修補數字系統漏洞的程序員，出現在高鐵、地鐵、醫院、景點，甚至婚禮現場。程序員的困境并非孤例，而是一種癥候，它揭示出更為深層的人機矛盾。人工智能的到來并未真正改善勞動者被盤剝的生存境遇，反而激化了勞動者生存空間被擠壓的普遍焦慮，人機對齊在現實效應中走向其承諾的反面。但若僅止于技術表象的批判，仍不足以穿透問題的本質。我們必須看到，人工智能并非作為孤立的技術個體橫空出世，其背后矗立著一個由計算機、網絡系統與程序算法共同構筑的現代數字機器體系，正是這一體系重構了當代勞動的支配形式。

在馬克思的“機器論片段”中，機器體系被賦予至關重要的理論地位。他明確指出：“機器體系表現為固定資本的最適當的形式，而固定資本——就資本對自身的關系來看——則表現為資本一般的最適當的形式?！?/strong>這意味著，作為固定資本的自動化機器體系，是資本為自己量身打造的最佳技術形態。正是在機器體系之中，資本對勞動的控制被推至極致，科學技術被直接轉化為榨取剩余價值的內在力量。這種控制的實現，依賴于對工人身份的深刻改造。馬克思精準地指出：“勞動表現為不再像以前那樣被包括在生產過程中，相反地，表現為人以生產過程的監督者和調節者的身份同生產過程本身發生關系。”這一身份轉換的實質，在于勞動者與生產資料之間的關系在機器體系的統治下發生了根本性顛倒。首先，在舊生產方式中，工人始終是主體，工具是被操持的對象，然而機器體系的降臨使“工人自己只是被當作自動的機器體系的有意識的肢體”，工人淪為體系的零件，勞動者淪為勞動資料的附庸。其次，勞動者主體身份喪失的同時，其長期磨煉的精湛技藝也被機器所消解，復雜手工勞動被分解為簡單、重復的機械動作，勞動經歷全面的去技能化，使用工具的工人蛻變為服務機器的“畸形物”。最后，主體淪為附庸的過程，隨著科學技術知識轉化為一種異己的外部力量。機器體系凝聚著最先進的科學知識，但這些知識不為工人所掌握，反而成為統治他們的客觀權力，最終實現了“死勞動”對“活勞動”的絕對支配，整個生產過程的統一只“存在于活的（能動的）機器體系中”。

在馬克思的機器觀中，一旦機器體系作為固定資本被納入資本的生產體系，機器便不再作為勞動者的生產工具而存在，而只作為資本持續攫取剩余價值的工具發揮作用。工人與機器之間的對立，歸根結底是勞動者與資本之間的矛盾。在資本邏輯的支配下，所謂“人機對齊”實質上意味著工人向機器的對齊：工人服務于機器，機器成為工人表面上的主人。由此，當我們重新審視人工智能這個由硬件與軟件共同構筑的龐大數字機器體系時，便會清晰地看到，數字時代的勞動者依然面臨著逐漸被機器替代的結構性困局，只不過“人向機器對齊”被置換為“人向人工智能對齊”，人工智能由此成為支配勞動者的“新的主人”。

與馬克思時代的機器生產相比，傳統機器主要外化了人的體力勞動，而人工智能則進一步外化了人的腦力勞動。算法替代了人的判斷與推理，大模型替代了人的知識檢索與內容生成，這意味著人工智能延伸了人的感知、識別、判斷乃至部分決策能力。過去被視為“腦力勞動”的任務，統統被納入自動化的范圍。更為關鍵的是，傳統的機器生產遵循單一目的和單一邏輯，機器的功能是固定的，在生產流水線中只能負責具體的某一環節，機器與人在體系中均只成為具體的中間節點。而人工智能在運行邏輯上卻可以總攬全過程，其本身作為一整套數字機器體系，使人甚至可以僅僅充當整個勞動過程的起始點。正是在這一情形下，工作內容被簡化為向人工智能提出需求，中等技能崗位則被替代或降級為人工智能產出內容的校對者，對專業化技能的要求隨之進一步降低。與此同時，勞動者在勞動過程中受到人工智能算法規則的深度規訓，他們追求和需要完成的不再是工作本身，其服務對象不是出租車的乘客、餐廳的食客或商場的顧客，而是人工智能的算法及其所制定的目標。所有工作成果的評價也均由人工智能決定，久而久之，勞動者便陷入不斷完成算法發布的新任務這樣一個被無盡剝削的循環。

盡管人工智能時代的勞動模式與機器大生產時代已是霄壤之別，但馬克思的總體判斷仍然振聾發聵。他深刻地指出：“在這里直接表現出來的是一定的勞動方式從工人身上轉移到機器形式的資本上，由于這種轉移，工人自己的勞動能力就貶值了。由此產生了工人反對機器體系的斗爭。過去是活的工人的活動，現在成了機器的活動。所以，帶著粗暴情欲同工人對立的是資本對勞動的占有，是‘好像害了相思病’似地吞噬活勞動的資本。”換言之，人工智能與過去工廠里的那些機器一樣，已經反過來“作為異己的力量”對數字時代的勞動者發生作用。不僅如此，“知識和技能的積累，社會智力的一般生產力的積累，就同勞動相對立而被吸收在資本當中，從而表現為資本的屬性，更明確些說，表現為固定資本的屬性”。人工智能作為凝結了數字時代諸多技術成就的“集大成者”，在它正式成為社會生產進程中勞動資料的那一刻起，便已然成為固定資本。這正是我們將人工智能視作固定資本的根本原因。它當然已成為各行各業都無法拒絕的高效勞動資料，然而，“只要勞動資料變為固定資本，就從自己的物質方面失去了自己的直接形式，并且在物質上作為資本同工人相對立”。當人工智能被最終確認為一種固定資本的存在時，我們便可以穿透人機矛盾的幕帷，清楚地看到人機矛盾在本質上仍然是勞動者與資本之間的對立。“資本的趨勢始終是：一方面創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另一方面把這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變為剩余勞動。”正是在這一資本邏輯下，人機對齊才在現實中以顛倒的樣式呈現出主客地位的逆轉，在實際勞動中工人不得不持續向人工智能對齊，并逐漸淪為它的附庸。

更為嚴峻的是，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會在潛移默化中被作為價值標準植入人工智能，使其最終成為協助資本進行監視和規訓的工具與“代理人”。人機對齊在資本邏輯的操控下，喪失其代表生產力發展、促進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與解放的本義，反而走向了更深層次且更加隱蔽的剝削，即馬克思所揭示的：“最發達的機器體系現在迫使工人比野蠻人勞動的時間還要長，或者比他自己過去用最簡單、最粗笨的工具時勞動的時間還要長?！比欢R克思的機器觀并未止步于對隱藏在人機矛盾背后的勞資矛盾的批判。他同樣提示我們：“正像黃金不再是貨幣時，它不會喪失黃金的使用價值一樣，機器體系不再是資本時，它也不會失去自己的使用價值?！蔽覀兊母救蝿赵谟?，將機器的使用價值從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中剝離出來，使其真正服務于勞動者。人機對齊的關鍵內涵正在于其對于人類的服務性質。人工智能乃至一切新興科技之所以淪為資本攫取利益、加深剝削的“代理人”，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使然。唯有跳出資本所代表的社會生產關系，盡可能在社會生活中發揮其使用價值，才可能實現“個性得到自由發展，因此，并不是為了獲得剩余勞動而縮減必要勞動時間，而是直接把社會必要勞動縮減到最低限度，那時，與此相適應，由于給所有的人騰出了時間和創造了手段，個人會在藝術、科學等等方面得到發展”。唯有在超越資本邏輯、朝向全人類共同價值邁進的進程中，人機對齊才可能真正實現其解放性的原初意涵。

作者系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來源 ： 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 ： 邵賢曼

新媒體編輯：宗 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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