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 | “故園有此聲——張書旂藝術研究”學術研討會紀要

【編者按】6月25日下午，“故園有此聲——張書旂藝術研究”學術研討會在杭州浙江省博物館之江館區舉行。研討會由中國國家畫院理論研究所所長、《中國美術報》總編輯陳明主持。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陳傳席，北京大學藝術學院教授丁寧，重慶師范大學中國抗戰美術研究中心主任凌承緯，浙江省博物館副館長盧佳，中國國家畫院花鳥畫所專職畫家劉海勇，中國美術學院潘天壽紀念館館長陳永怡，上海大學美術館館長馬琳，上海師范大學美術學院副院長陳研，中國美術學院管理與教育學院教授王犁，人民網高級編輯錢曉鳴，東南大學教授張乾元，山東大學人文藝術研究院藝術所所長王進，張書旂家屬代表張海天，中國國家畫院青年策展人張弦弛，浙江美術館策展人蔡榮、吳澗風、楊銀俊等專家學者參加研討。

本次研討會圍繞張書旂的藝術風格、技法革新、師友交往、家族文脈、抗戰義舉與國際傳播等議題展開。與會嘉賓認為，張書旂不僅是20世紀中國花鳥畫現代轉型中的重要畫家，也是以藝術參與抗戰、以中國畫溝通中外、以個人創作回應時代命運的特殊個案。其重新被發現、被研究、被展示的過程，也提示我們進一步反思中國近現代美術史中長期被遮蔽的藝術家、作品與歷史線索。現將學術研討會發言紀要整理為四大主題刊發，以饗讀者。

《中國美術報》總第449期專題

重新發現張書旂：美術史書寫、抗戰大后方與研究譜系

陳明（主持人、中國國家畫院理論研究所所長、《中國美術報》總編輯）：目前，張書旂的研究還處于起步的階段。2012年的重慶展覽有開拓之功，到2020年后，相關研究文章逐漸增多，相關的學術探索方興未艾。關于張書旂的研究不應僅停留在藝術風格與中西融合的技法層面，更需將其納入中國書畫海外傳播、抗戰藝術實踐及20世紀中國畫現代轉型的歷史脈絡中加以審視。期待通過多維度的研討，讓張書旂的藝術價值與歷史地位得到充分彰顯。同時，希望此次展覽與研討能又一次推動該領域的研究向前發展，催生更多高質量的學術成果與研究性展覽，讓這位長期被忽略的現代花鳥畫大家真正獲得在中國近現代美術史上應有的位置。

丁寧（北京大學藝術學院教授）：2009年，我在美國藝術博物館協會會議上初識張書旂之子張少書。他坦言父親在中美兩國美術史中均未獲應有地位，這揭示了海外中國藝術家處于敘事夾縫的困境。回國后，我翻譯并發表了其發言，推動張書旂資料回國展出。2010年訪學期間，我在胡佛研究中心查閱了張書旂的私人檔案，進一步確認其應通過文獻研究重新進入美術史視野。我認為，未來張書旂研究有三個核心方向。首先是特殊時期藝術的文化外交功能。他以個人身份向羅斯福總統贈送《百鴿圖》，展現了戰時知識分子的家國情懷，體現了藝術超越審美的公共使命。其次是他的海外展覽經歷。張書旂曾在舊金山笛洋博物館、大都會博物館等一流機構展出，并現場作畫。美國媒體與批評家將其創作過程比作音樂演奏，證明他成功向西方展示了中國畫的筆墨魅力與生成過程。最后是重視作品之外的檔案資料。日記、信件、贊助人關系及媒體報道等，是重建其歷史位置的關鍵。張書旂不僅是藝術風格個案，更是“用中國畫講好中國故事”的傳播個案。對其研究不應局限于傳統門類，而應置于戰爭、媒體與國際傳播網絡中綜合考察。正如蒙蒂亞斯研究維米爾的跨學科方法，張書旂研究同樣需要借助多元檔案，將其置于廣闊的時代環境中，方能全面還原其藝術成就與歷史價值。

凌承緯（重慶師范大學中國抗戰美術研究中心主任、特聘教授）：自1988年起，我便關注并著手抗戰大后方美術研究。2005年，我在查閱史料時發現1940年至1941年間重慶報刊上大量關于張書旂及其《百鴿圖》的報道，此后便成立了專門課題組。2009年，在丁寧的引薦下，我與張書旂之子張少書取得聯系，數十封跨越太平洋電子郵件往來，從中得知其父曾有若能回國辦展首選重慶的遺愿。為了實現這位愛國愛家杰出畫家的美好遺愿，我們克服種種困難，于2012年4月在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成功舉辦了“張書旂中國畫藝術及其傳承作品展覽暨國際學術研討會”。《百鴿圖》原件也第一次從美國羅斯福圖書館借回國展出，張少書親臨展場向觀眾做介紹。研討會匯聚了國內外20余位專家、學者，收到論文37篇，結集出版，系統梳理了張書旂的藝術人生與開創性貢獻。那次展覽和研討會引起了國內外學術界和主流媒體的關注，也推動我們重新認識這位一度被忽略的杰出中國畫畫家及其輝煌藝術人生。我以為，對張書旂的研究仍有許多方面有待展開。這次由中國國家畫院、浙江省博物館和浙江美術界聯袂重新推動這一課題進行，非常必要。這次展覽活動也使我進一步認識到抗戰大后方美術研究與張書旂及其藝術的個案研究的相互映照、關聯。深入研究的意義不僅在于重新確認一位杰出畫家的歷史位置和影響，也促使我們進一步認識抗戰美術史在20世紀中國美術史發展中的意義。

王犁（中國美術學院管理與教育學院教授）：張書旂是上承傳統、開啟未來的重量級人物。他承接海派任伯年小寫意傳統，在“以書入畫”上更近帖學一路。其藝術實踐以公眾易懂的方式展開，對物象的精微把握易于被大眾及西方觀眾接受。赴美后，他以毛筆生動表現翎毛、草木，讓西方觀眾直觀感受到中國畫的筆墨魅力。評價張書旂必須回到歷史現場，不能以后來形成的美術史格局倒推其當年地位。當年“白社”中，張書旂名聲最盛，潘天壽反在其后。他曾是具有廣泛聲譽的明星級人物，這種影響力今人難以想象。我們不能因其長期身處海外、較少進入主流敘事，就低估他在20世紀畫壇的影響。只有將其放回那個時代，才能準確認識其藝術成就與歷史地位。

白粉主義與花鳥畫革新：張書旂藝術語言的獨特性

陳傳席（中國人民大學教授）：“白粉主義”是張書旂最鮮明的藝術特點。張書旂堅持用白粉作畫，當時曾受到一些畫家的反對。潘天壽等人認為白粉容易流于俗氣，呂鳳子也曾寫信勸他畫得慢一些、少用白粉。這些意見都是出于藝術判斷，也是真誠建議。張書旂尊重這些意見，但并未全部接受，而是繼續堅持自己的探索。我一直認為，畫家要在歷史上留下印記，必須有鮮明特點，“一個特點勝過十個優點”。后人學習他，不一定要學白粉技法，而應學習他敢于突出自身特點的精神。張書旂的“白粉主義”是在傳統基礎上的創新。他把粉當作墨來運用，既有功力又有靈性，在傳統資源內部找到了新的表現可能，并穩定轉化為個人風格。因此，評價張書旂不能僅看白粉是否合乎某種既定趣味，而要看他是否真正形成了不可替代的藝術面貌。正是這一特點，使他在美術史上留下了深刻痕跡。

劉海勇（中國國家畫院花鳥畫所專職畫家）：張書旂的藝術面貌可概括為“兼工帶寫”，其實踐對當下花鳥畫具有啟示：寫意并非脫離造型，而是需以人生閱歷、筆墨功力和物象觀察共同支撐。他的“用粉”建立在堅實的造型能力上，得益于寫生功夫。在色墨結合上，他既求厚重又保持通透，做到了“色不礙墨”。例如畫孔雀飛羽時，先以淡墨鋪寫，再以白粉層層點染，疊加中仍保持筆意與氣韻。此外，張書旂多用接近熟宣的材質作畫，在這種不易滲化的紙上，他通過用水產生虛處生妙，用筆保留提按頓挫節律，使作品依然具有“寫”與“意”。

陳永怡（中國美術學院潘天壽紀念館館長）：張書旂與潘天壽、吳茀之等雖同屬“白社”成員，但藝術取法迥異：潘天壽、吳茀之偏向金石大寫意，張書旂則選擇了小寫意道路。若以“理、法、趣”來觀察，張書旂的藝術價值可從三個層面展開：其一是“理”，他對花鳥物性的表現精深嫻熟，作品富于自然生機。其二是“法”，他師法李復堂、任伯年等，取法寫生，尤能以造化為歸。造型簡約生動，用筆疾緩相參，用墨枯潤分明。其三是“趣”，他承繼了揚州八怪與海派雅俗共賞的趣味，這也決定了其面向大眾的審美取向。

張乾元（東南大學教授）：張書旂藝術的審美特征可概括為三點：第一，立根傳統，博采眾長，融通中西，與古人爭一席地。他重視傳統繪畫技法，注重寫生與西方造型訓練，以深厚的筆墨功力和嫻熟靈變的技巧打開了寫意花鳥畫的新局面。第二，以“白粉主義”拓展傳統繪畫的平面性。他通過“白色分五色”，以墨彩襯托白色，表現出羽毛的立體感與透視感，一筆有多色，漸變轉折自然，禽鳥羽毛結構圓渾。第三，實現文人個性與大學之道的統一。其畫作線條剛勁清瘦，與其堅韌剛毅的品格高度契合。張書旂的偉大在于突破了個人“正心、修身”，走向抗戰救國，促進和平與中國藝術國際傳播等“平天下”的宏大層面。

蔡榮（浙江美術館策展人）：張書旂的影響主要在20世紀30年代至五六十年代。其影響既體現在學生輩中，如蘇葆楨、周一云等，也影響到柳子谷、陳之佛等同輩畫家。將張書旂作品放到今天的寫意花鳥畫創作中來看，其造型能力、筆墨控制、色粉運用和畫面生機仍具有很高水準，當今畫壇也很少有人能與之相比。其小寫意花鳥畫，對當下寫意花鳥創作仍可提供重要參考路徑。

吳澗風（浙江美術館策展人）：張書旂早期受海派影響，后吸收任伯年小寫意及嶺南派、日本繪畫，文人畫的詩書畫印結構漸退，顯現出純繪畫性特點。這種審美演變與學院教育、中西交流及赴美受追捧有一定關系。他雖用粉用彩，但仍保留了傳統中國畫的筆調、墨法與書寫性。評價張書旂應置于其自身審美體系與價值觀念中。從當代視角看，其作品貼近學院體系、美展體系與重大題材表達，對研究近現代中國畫演變映射當代中國畫發展仍具有重要啟發意義。

藝術外交與國際傳播：從《百鴿圖》到美國展覽網絡

馬琳（上海大學美術館館長）：張書旂在美期間的藝術活動，是研究中國近現代美術海外傳播的重要課題。他開創了“展覽+現場演示+教學+出版”的立體傳播模式。他不僅舉辦展覽，還通過現場揮毫讓美國觀眾直觀感受中國水墨的生成過程；同時，他利用語言優勢與觀眾交流，創辦工作室開發明信片等衍生品，并出版著作。在創作上，他結合美國水彩顏料，在傳統“計白當黑”基礎上形成符合西方審美習慣的新風格。張書旂將個人創作、公共展示與文化溝通結合成完整的傳播鏈條，推動了中國畫的國際認同與現代化轉型。他的海外實踐不僅是技法展示，更是文化身份認同與民族精神傳遞。此次活動正是對這位遠行萬里的文化使者的深情回望。

錢曉鳴（人民網高級編輯）：探討張書旂的接受問題需置于中西雙重語境中。在國內，他雖因用粉過多備受爭議，但這并非迎合市場，而是基于自身藝術情趣的探索。在國際上，其作品契合西方視覺經驗，憑借對色彩的敏銳理解及撞粉技法，極大拓展了傳統中國畫的表現邊界。張書旂在20世紀40年代以花鳥畫成功表現重大主題，實現了歷史性突破。這表明中國現代美術在國內與國際語境中往往面臨雙重標準，學科研究與國際受眾研究需做區分。

陳研（上海師范大學美術學院副院長）：張書旂研究可從三個維度拓展：一、重返20世紀初的歷史語境，探究張書旂等前輩畫家于新舊嬗變之際的藝術抉擇，以及在多元文化格局中的立場與回應。二、拓延接受史的視域，將歐洲對中國藝術的接受史推進至20世紀美國西海岸的語境，重新審視海外中國藝術家在跨文化傳播中的認知變遷與歷史定位。三、以母題比較為方法，將張書旂與同在海外的蔣彝并置觀照，探討這批海外畫家如何擇取最能代表中國精神的視覺母題，向世界呈現中國。

王進（山東大學人文藝術研究院藝術所所長）：張書旂是一位被遺忘的大家。我認為，他的核心成就是雙向貫通：對內，他完整集成了明代至近代浙派雄健筆墨、院體寫生以及重彩使用的藝術內核；對外，他主動融入20世紀中國畫寫生革新、中西融合和題材現代化的時代潮流，調和傳統筆墨與西式造型，走出一條溫和的中國畫改良之路。他的作品之所以廣受認可，得益于現場創作與明快的視覺表達。其迅疾的運筆與撞染技法，在形式上與當時興起的美國行動繪畫有相通之處，降低了跨文化理解的門檻。然而，必須強調，張書旂的“現場性”源于中國水墨傳統的即興精神與莊子美學，而非西方。他巧妙地將傳統寫意的即興性外向化，作為適應海外傳播的交流方式。

館藏活化、家族記憶與策展回望：故園之聲的當代回響

盧佳（浙江省博物館副館長）：張書旂研究關乎個體藝術家，更需館際持續合作。此次浙博展覽得益于浙江美術館的長期積累。張書旂的研究既關系浙江美術史，也關乎中國近現代美術史與中外交流史。期望借此展覽與研討，繼續推動相關學術研究。

張海天（國畫家、張書旂家屬代表）：最近我看到一封呂鳳子寫給張書旂的信，信中談到國內美術發展和社會情況。據呂鳳子1956年信件及家人回憶，張書旂一直關心國內文化藝術建設，并有歸國參與藝術教育之心。雖經多方積極聯絡，終因病情惡化未能成行，令人遺憾。今天各位專家從不同角度研究張書旂，非常必要。他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如何吸收新知、如何創新的歷史樣本。

楊銀俊（浙江美術館策展人）：本次展覽是張書旂作品走出庫房、實現館際合作與藏品活化的積極實踐。作為策展人，深知成果來之不易。看到熟悉的館藏亮相公共平臺倍感欣慰，浙江省博物館與浙江美術館長期合作緊密，中國國家畫院的加入更為后續深入合作開啟了新可能。

張弦弛（本次展覽策展人）：藝術史研究的責任在于發掘具有精神價值的事件。張書旂不僅在技法上創新，其家國情懷更值得重識。通過我自身十余年留法經歷，深刻體會到向西方講述中國書畫面臨的隔閡與壁壘。正因如此，回望80年前張書旂孤身遠航、巡展北美42城的歷史，我內心深受震動。在缺乏成熟對外傳播體系的年代，他憑赤誠與毅力，讓北美民眾領略了中國花鳥畫的筆墨風骨，理解了中國人民勇毅的精神與向往和平的初心。這種精神值得被再發現，本次展覽也希望以這樣的精神將大家聯結在一起。我從海外傳播角度提出了一個年輕的觀察視角，希望未來能進一步深化對張書旂的全方位研究。

編輯 | 劉 晶

制作 | 殷 鑠、劉根源

初審 | 殷 鑠

復審 | 馬子雷

終審 | 陳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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