醬園弄血案

1945年3月20日清晨6點，上海新昌路醬園弄85號，天色尚未完全亮起，昏暗的光線透過狹窄的小巷灑在石板路上。

早起做工的人們、倒夜壺的居民和引車賣漿的小販們已經開始了他們新的一天。然而，這個平常的早晨注定會被打破平靜。

張氏，一位住在三樓的鄰居，像往常一樣準備下樓打水。她沿著昏暗的樓梯緩緩下行，突然間，她的目光被扶梯旁邊的一灘鮮紅血跡吸引住了。

那血跡從天花板上一滴滴落下，在陰暗的光線下顯得格外刺眼。張氏的心猛地一緊，她屏住呼吸，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這不可能！”她低聲自語，心跳如鼓。她迅速轉身回到樓上，找到了房東王燮陽，一個綽號為“王瞎子”的算命先生。盡管被稱為瞎子，實際上他只是高度近視。

“王先生，您快來看看！樓下有血跡，不知道是從哪里來的。”張氏的聲音帶著明顯的恐慌。

王燮陽揉了揉眼睛，戴上眼鏡仔細查看血跡。“這血跡看起來是從上面滴下來的，我們得上去看看。”他的聲音沉穩，但眼神中也透露出一絲不安。

兩人小心翼翼地沿著樓梯向上走，每一步都顯得異常沉重。空氣中彌漫著一股淡淡的血腥味，讓他們的神經更加緊繃。

當他們來到二樓時，發現血跡越來越明顯，甚至有些滴到了墻上。

“這里一定出了什么事。”王燮陽皺眉說道，“我們得挨家挨戶敲門問清楚。”

他們開始逐一敲門詢問，但大多數住戶都在睡夢中，并未察覺到異常。直到他們來到詹云影家的門前。

“詹先生，詹太太，你們沒事吧？”王燮陽輕輕敲了幾下門，卻無人應答。他再次用力敲了幾下，門緩緩打開了一條縫。

站在門口的是詹周氏，她渾身上下沾滿了血漬，臉色蒼白如紙，雙眼空洞無神，仿佛失去了靈魂。

看到王燮陽和張氏，她沒有絲毫躲避的意思，反而木訥地開口：“大塊頭（詹云影）已經被我殺了。”

聽到這句話，王燮陽和張氏幾乎同時倒吸了一口冷氣。屋內彌漫著濃重的血腥味，墻上有斑駁的血跡，床褥枕席之上則是觸目驚心的大片血污，一只破舊的皮箱杵在一旁，縫隙間隱約可見紅色液體滲出。

“你……你說什么？”張氏的聲音顫抖不已，幾乎無法站立。

詹周氏的眼神依舊空洞，仿佛置身事外：“我已經把他分尸了，一共八塊。”

王燮陽感到一陣眩暈，但他很快恢復鎮定，立即派人去通知警察。不久后，警笛聲劃破了清晨的寧靜，一群警察迅速趕到現場。

他們小心翼翼地打開了那只皮箱，里面裝滿了碎肉，遠遠看去，似乎是一些人體部位。短暫的震驚之后，人群中爆發出陣陣嘔吐聲。

警察迅速封鎖了現場，展開調查。而詹周氏則靜靜地站在那里，任由警方將她帶走，仿佛這一切與她無關。

這一幕血腥的場景，不僅震驚了整個社區，也將在接下來的日子里引發一場關于法律、道德和社會公正的激烈討論。

而對于詹周氏來說，這只是她漫長痛苦生活中最后的解脫方式。

1

詹周氏，原本姓杜，而后改姓周，名惠珍，江蘇丹陽人。她的人生從一開始就充滿了不幸和苦難。

自幼失去雙親，成為孤兒的她被親戚當作累贅，轉送到上海一家當鋪做丫頭。在當鋪里，她不僅要承受繁重的勞動，還要忍受主人家的冷眼和苛責，生活條件極為艱苦。

當鋪老板娘還擅自做主，把她許配給自家的朝奉（也叫二柜）詹云影。

詹云影身材高大，方頭大耳，認識他的人都叫他“詹大塊頭”，他在當鋪專門負責給前來典當的物品估價。在解放前，這是一份美差，既體面又穩定。

在周惠珍21歲那年和詹云影正式結婚，婚后倆人一起搬到醬園弄85號。

結婚不到兩個月，詹云影認識了一個外號叫“小寧波”的混混：何寶玉。

何寶玉帶著詹云影吃喝嫖賭，因沉迷賭博，詹云影無心工作。當鋪老板知道他的惡習后，把他辭退。

詹云影索性也不找工作，成天狂賭濫嫖，積蓄花完了，就拿家里的東西去典當。

一天深夜，詹云影因輸光了錢回到家，不由分說就對詹周氏拳打腳踢，責怪她沒能給他帶來好運。

這次經歷讓詹周氏第一次感受到了婚姻的黑暗面。面對家庭經濟的壓力和丈夫的冷漠，詹周氏決定外出打工補貼家用。

她找到一份在紗廠的工作，每天清晨6點起床，7點準時上工。盡管工資微薄，但至少能保證一日三餐。

然而，她的努力并沒有得到理解。詹云影得知妻子外出工作后，認為這是對她男人尊嚴的侮辱，憤怒地趕到工廠將詹周氏打得頭破血流，并威脅要餓死她。

無奈之下，詹周氏只能放棄工作，再次回到家中。隨著時間推移，詹云影的行為愈發惡劣。

除了身體上的虐待，他還開始精神虐待，經常用惡毒的語言攻擊詹周氏，使她陷入深深的自卑與絕望之中。

無法忍受這一切的詹周氏，曾經嘗試通過喝藥結束自己的生命，但幸運的是被鄰居及時發現并送醫搶救。

這次經歷并未讓她擺脫困境，反而讓她更加堅定了尋找解脫的決心。在走投無路之際，詹周氏向鄰居們尋求幫助，希望能得到一些支持和安慰。然而，真正關心她的人寥寥無幾，大多數鄰居只是同情地看著她，卻無力提供實質性的幫助。

唯一伸出援手的是鄰居賀大麻子（真名賀賢惠），他在詹周氏最困難的時候給予了一些金錢上的援助。

盡管這種關系后來被媒體渲染為奸情，但實際上賀大麻子只是出于同情心的幫助。

2

1945年3月20日凌晨3點，詹云影從遠東飯店賭完回來，醉醺醺地闖入家門。

詹周氏早已習慣了這樣的夜晚，但這一次，她決定不再忍受。她試圖與丈夫商量未來的生活出路，提出可以賣掉家中物品去擺個小攤維持生計。

“我們可以做小生意，設法借點錢擺一個排骨年糕攤。”詹周氏小心翼翼地說。

然而，詹云影卻冷冷回應：“我有這些錢，還是去賭。”

這段對話徹底掐滅了詹周氏心中最后一絲希望。她坐在黑暗中，聽著丈夫如雷的鼾聲，腦海中不斷回響著“殺了他，你才有超生的日子”的聲音。

凌晨時分，詹周氏的心中充滿了仇恨和絕望。她緩緩起身，走向廚房拉開抽屜，拿起一把菜刀。她的動作機械而堅定，仿佛被一種無形的力量驅使。

當詹云影側身熟睡時，詹周氏舉起菜刀，朝著他的頸部狠狠砍下。第一刀下去，詹云影驚醒并掙扎了幾下，連叫兩聲救命。但在詹周氏的瘋狂揮砍下，他很快失去了反抗能力，倒在血泊之中。

確認詹云影死亡后，詹周氏并沒有停止。為了掩蓋罪行，她用盡全力將尸體肢解成八塊，并將其裝入一只空皮箱中。

每一塊尸塊都被她冷靜地處理好，仿佛這不再是她曾經深愛過的丈夫，而是壓垮她生命的最后一根稻草。

完成這一切后，詹周氏癱倒在地上，整個人仿佛失去了靈魂。她知道自己已經無法回頭，但她也終于感到一絲解脫。多年來的恐懼、痛苦和屈辱在這一刻得到了釋放。

“殺了他，我就不會再受苦了。”她喃喃自語道，“他再也不會傷害我了。”

3

案件很快傳遍了整個上海灘。各大報紙紛紛報道，標題聳人聽聞：“醬園弄血案”、“箱尸案”、“謀殺親夫”。

詹周氏被媒體描繪成一個放蕩不羈、行為不檢的女性，甚至暗示背后有奸夫協助。社會上對這起案件的看法迅速分裂為兩派：

許多人認為詹周氏手段殘忍，罪行重大，應當受到法律的嚴懲。“殺人償命”成為他們的共識。

另一部分人則對詹云影的品行表示質疑，認為這起殺夫案背后有著復雜的原因，盡管詹周氏的處理方式不當，但也情有可原。

小報們為了吸引眼球，開始編造各種離奇細節。有的說現場的肚臍眼里插了三炷香，有的說兩只乳頭用鐵絲串著燃蠟燭，還有傳言稱她在肢解尸體時表現出異乎尋常的冷靜。這些荒誕不經的說法讓案件變得更加撲朔迷離。

在警方調查過程中，有人指出鄰居賀大麻子可能是背后的“奸夫”。賀大麻子曾幫助過詹周氏，但經過調查發現他并無作案時間，且兩人之間并沒有合謀關系。

一心求死的詹周氏抵受不住警察的輪番逼供，她痛恨何寶玉，要不是他，自己丈夫也不會染上狂賭濫嫖的惡習。她謊稱何寶玉是幫兇，殺人分尸他都有份。
可偏偏殺夫那天晚上，何寶玉跟一群狐朋狗友去餐館吃飯，之后又繼續喝酒搓麻將，有不在場證明。

4

就在詹周氏等待判決時，知名女作家蘇青站了出來。她通過多方渠道調查此案，發現背后隱藏著深層次的社會問題和個人悲劇。

蘇青在《雜志》上發表了一系列文章，呼吁公眾給予詹周式理解和同情。

在《為殺夫者辯》中蘇青寫道：“唯有常受委屈和難堪的人，才是永遠心懷毒狠的，久而久之，化為厲氣，才必須做出驚天動地的事來。”

她將詹周氏的悲劇與婦女解放聯系起來，認為這是新時代女性爭取平等道路上的一次抗爭。

隨著蘇青的文章廣泛傳播，社會輿論逐漸發生了變化。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同情詹周氏，認為她是舊社會壓迫下的犧牲品。

一些作家如關露也加入了聲援隊伍，她們呼吁司法系統重新審視案件，并從輕處罰詹周式。關露在《詹周氏和潘金蓮》一文中寫道：“為何只有淫婦，而無淫夫？既然淫婦皆曰可殺，則為何淫夫就不可殺呢？”

她希望執法者能更深入探討殺人者的身世和背景，對于那些不得已而殺人的人能從輕處罰。

1945年5月3日，經過一審，上海地方法院判處詹周氏死刑。然而，在社會各界的壓力下，法院決定重新審理此案。

經過多次上訴和社會輿論的影響，詹周氏的判決最終從死刑改為有期徒刑15年。抗戰勝利后的特赦令讓她獲得釋放，前往蘇北大豐農場改造。

1959年，詹周氏經人介紹與農場炊事員嚴少華結婚，從此更名為周惠珍。

他們一起度過了三十年的幸福時光，盡管沒有孩子，但她認養了多個干兒子、干女兒，享受著天倫之樂。盡管從未再回到上海那條狹窄的弄堂，但她的心靈得到了徹底的解脫。

1990年，記者徐平專程前往蘇北采訪了詹周氏，想破解當年殺夫并肢解是否有幫兇的疑惑？
她回問了一句：“案子要重審嗎？”
得知不再重審后，她就沒多問！如果重審，是否還有另一個真相？

“醬園弄殺夫案”并沒有留下多大的警醒作用，時至今日，“家暴”依舊是最常見的犯罪行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