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70年前，新中國法庭創造國際戰犯審判奇跡

1956年6月至7月，根據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四次會議通過的《關于處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國戰爭中戰爭犯罪分子的決定》所確立的原則，最高人民法院組織特別軍事法庭，在沈陽和太原兩地分4個案件，對45名日本戰爭罪犯進行嚴正的審判。

這是新中國成立后，中國政府和人民在自己的國土上，由自己的法官，首次不受任何外來因素干擾，獨立開展的正義審判。

法庭上，受審的日本戰犯有的跪地請罪、有的痛哭悔過，全部認罪服法，創造了國際戰犯審判史上的奇跡。

以善化惡，戰犯管理所的人性救贖

1931年9月18日，沈陽，日本侵略者在這里發動了九一八事變，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

19年后，1950年7月，撫順，中國政府將關押在蘇聯西伯利亞地區的969名日本戰犯引渡至此；1952年11月，太原，接收了由解放軍華北軍區、公安部等單位解送來的140名日本戰犯。新中國準備對他們進行嚴正的審判。

中央明確指示，要把他們教育改造好，讓他們變成新人，這對我們國家、民族會有長遠的意義。

在接受教育改造初期，戰犯表現出抗拒和恐懼，拒絕認罪。其實，戰犯管理所的工作人員也有著巨大的心理矛盾。

1950年，剛大學畢業的趙毓英被分配到剛剛組建的撫順戰犯管理所。“當時我母親是營養護士。”趙毓英的女兒高璐薇回憶，“他們接受的教育是為人民服務、救死扶傷，讓她為罪大惡極的戰犯服務，心里特別不舒服。領導發現大家這種情況，就給大家做思想工作，說要為國家大義著想、顧全大局，對戰犯進行人道主義改造，需要做好醫療和生活方面的保障。”

1953年，剛從北京政法學院（現中國政法大學前身）深造結束的王振東被組織安排到太原戰犯管理所擔任管教組長。據王振東的兒子王并生回憶，他的父親對黨和國家關于戰犯教育改造相關政策的理解，認識到這些戰犯是日本軍國主義發動戰爭的犧牲品，也經歷了一個過程。

“思想轉變之后，我父親基本上是日夜與這些戰犯在一起，通過不同方式，讓他們從思想上認識到發動侵略戰爭是非正義的。”王并生對記者說。

日本明治學院大學教授、國際和平研究所研究員張宏波介紹：“戰犯想讀書，管理所就給他們購買中日的書籍。戰犯可以學習社會、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內容。”

戰犯武部六藏身患重病，后來就生活不能自理，撫順戰犯管理所安排了專人照顧，包括給他喂飯、幫他翻身。

即使這樣，武部六藏還是拒不認罪。“另一個戰犯藤田茂看見武部六藏在管理所人員的悉心照料下，身體有所好轉，這對藤田茂的觸動非常大。藤田茂就對他說：‘你想想我們過去對中國做了什么？現在中國的醫護人員如此照顧你，你怎么還不醒悟？’”張宏波講述。

于是，武部六藏終于卸掉了心中抗拒的高墻，開始反省、認罪。

溫穎的父親溫久達是原撫順戰犯管理所醫務室主任。溫穎提到，有個戰犯把腿摔了，走不了路，父親送戰犯到醫院后背他上樓。走著走著溫久達發現自己的衣領濕了，回頭問他：“怎么了？是疼嗎？”戰犯哭著說：“我對不起中國人。”他對自己過去的所作所為感到很后悔、很自責。

溫久達之女溫穎。

“除了保障戰犯的生活，還改造他們的世界觀，讓他們認識到在中國的土地上犯下的罪行。”原撫順戰犯管理所所長金源的女兒金戈告訴記者，戰犯管理所帶領戰犯到全國各地參觀。戰犯們完全沒想到新中國這么快就可以恢復生產、正常生活。

“在參觀過程中，一個戰犯看到了東北抗日女英雄趙一曼被殺的圖片，他撲通一下就跪下了，指著趙一曼身旁的人說：‘這個人就是我，我指揮他們殺的趙一曼。’”金戈說，這等于他交代罪行。

“直到人生的最后階段，戰犯們都認為在新中國戰犯管理所的6年時間，自己從一個沒有是非觀或者是非觀顛倒的人，變成了一個有是非判斷、有和平理想、有追求和平能力的人。”張宏波說，戰犯反省和認罪之所以徹底，除了人道主義待遇外，就是犯罪事實與罪證調查的嚴謹徹底。

“人證、物證、戰犯自身認罪，同時戰犯之間要相互能夠作證，有受害人的控訴揭發和證明，司法機關在工作中嚴謹、嚴密，讓戰犯心服口服。”張宏波說。

震古爍今，特別軍事法庭的正義審判

現已97歲高齡的王石林仍清楚地記得，當年24歲的他受命參加在北京舉辦的偵訊業務訓練班，經歷3個多月的學習后，赴撫順戰犯管理所開始工作。

那是1953年11月，最高人民檢察署從全國檢察系統和公安部門抽調數百名干部，組建偵查處理日本戰爭犯罪分子東北工作團（以下簡稱東北工作團），先后分別在撫順和太原，對在押日本戰犯展開大規模調查取證和偵訊。

為了保證兩地偵訊工作步調一致，東北工作團派出太原工作組，赴太原協助對戰犯全面開展管教和偵訊工作。王石林作為太原工作組的成員又從撫順轉戰太原。

最初，偵訊工作難度非常大。“因為一些戰犯曾從事間諜特務活動，他們本身就有反偵查能力。”王石林告訴記者，起初戰犯都是對抗態度、不認罪，后來采用了偵訊與管教結合、與調查取證結合、與檢舉揭發結合等諸多辦法，才有了從對抗到對話，再到認罪的過程。

1956年4月25日，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四次會議通過了《關于處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國戰爭中戰爭犯罪分子的決定》，明確由最高人民法院組織特別軍事法庭進行日本戰爭犯罪分子的審判。同時，任命時任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庭長賈潛為特別軍事法庭庭長，解放軍軍事法院副院長（軍法少將）袁光、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副庭長朱耀堂為副庭長。

賈潛孫女賈玲玲、外孫林鋼告訴記者，特別軍事法庭工作人員在準備階段“嘔心瀝血，從各方面都做了非常細致的工作”。

賈潛外孫林鋼（左）。

“1956年1月，參加審判工作的各路人馬集中到了香山臥佛寺。在統一領導下，分頭開始了緊張的準備……我們法庭人員，主要是熟悉案情，掌握司法程序。”袁光曾回憶，當時新中國的法治建設剛剛起步，審判的依據就是全國人大常委會的這份決定。

同年6月9日至7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別軍事法庭在沈陽、太原兩地分四案開庭，對45名日本戰犯進行公開審判。

在遼寧省沈陽市皇姑區黑龍江街77號，有一幢古式檐悶頂二層小樓，金色琉璃瓦，四根紅油漆立柱。就是在這幢小樓里，在中國自己的土地上，由中國人擔任審判官，不受任何外來干擾，開始了對外國侵略者的獨立審判。

“新中國在審判日本戰犯時，借鑒紐倫堡和東京審判模式，嚴格按照法律規定、遵循法律程序，開展大量艱苦細致的準備工作。”當時在北京政法學院工作的廉希圣作為辯護律師，撰寫了武部六藏、古海忠之的辯護詞。他說，為了充分保障日本戰犯的合法權益，法庭為戰犯提供日文版起訴書，并在法庭開庭前5天將起訴書副本及日文譯文送達各日本戰犯。

同時，為充分保護被告人的訴訟權利，法庭指定了32名中國律師為45名戰犯進行辯護，且其有權為自己辯護并作最后陳述。

法庭重證據、重事實，確保每件被起訴罪行都有充分確鑿的證據，包括被害人或蒙難者家屬的書面控訴、當地居民證詞、日偽檔案及報刊書籍記載、戰犯同僚與部下的舉證以及戰犯本人的供詞等。例如對武部六藏等28名被告人的犯罪事實，法庭就審查了被害人及其家屬的控訴書642件，證人的書證407件，有關檔案、書刊等物證315件，有48人出庭作證。

“我父親是在日本新兵刺殺場上跑掉的唯一的一個人。”趙阿萌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他的父親趙培憲作為證人提供了控訴書，委托公訴人當庭宣讀。趙培憲在控訴書中寫道，被刺殺的同志們高呼著“中國共產黨萬歲！抗戰勝利萬歲！”

山西省高級人民法院原院長趙耀仁當時在該院擔任秘書，旁聽了太原審判。“法庭上宣讀了起訴書，受害者控訴了戰犯的種種罪行，審判長宣讀判決的時候，戰犯們都自主跪到地上表示認罪。”這一場景讓趙耀仁終生難忘。

榊原秀夫是日本關東軍“731部隊”162支隊支隊長，曾指揮部下大量生產細菌，制造細菌武器，并慘無人道地用中國戰俘和抓捕來的居民做活人毒性試驗。

在最后陳述階段，榊原秀夫說：“我愿受到嚴厲處分，并希望它能成為制止帝國主義者將來大量使用毀滅性武器的一個警告……我決心貢獻出自己的余生，反對給人民造成無數不幸與苦難的侵略戰爭，爭取世界和平。”

法庭最后宣判，根據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實、犯罪情節和悔罪表現，按照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實行從寬處理”的精神，對45名日本戰犯分別從寬判處8至20年不等有期徒刑。

沈陽審判日本戰犯法庭舊址陳列館副主任王萌說，在法庭上，出現了國際審判史上罕見的情景：面對特別軍事法庭的宣判，沒有一個被告人不服從判決，許多日本戰犯都是痛哭流涕、鞠躬甚至跪地謝罪請求嚴懲。

鑒往知來，七十載沉淀的歷史啟示

1017名罪行較輕、悔罪表現較好的日本戰犯被寬大處理，免予起訴，于1956年6月至8月間分3批釋放回國。回到日本之后，不少人積極從事中日友好活動。

在部分戰犯獲釋回國前夕，撫順戰犯管理所管教員吳浩然遞給戰犯副島進一包牽牛花種子。“希望你們能帶鮮花來，不要帶槍炮來。帶鮮花來，我們是朋友，帶槍炮來，我們是敵人。”吳征南這樣回憶父親吳浩然當年對副島進他們的囑托。

回到日本后，副島進將這些牽牛花種子種在自家的小院里。當牽牛花又結出飽滿的新種子時，副島進把它們送給朋友鄰居，一遍遍地講述著種子的來歷。

1957年，部分歸國戰犯在日本成立了“中國歸還者聯絡會”（以下簡稱中歸聯），用自己的親身經歷揭露日本軍國主義的罪行，成為反對侵略戰爭、維護和平的堅定力量。

朱耀堂之子朱小丁表示，此后中歸聯經常組織懺悔、反戰活動，說明新中國審判和教育改造日本戰犯的政策非常成功。

在撫順戰犯管理所舊址陳列館東側，矗立著一座漢白玉碑——向抗日殉難烈士謝罪碑。這是1988年，中歸聯捐建的。碑文鐫刻著向抗日殉難烈士謝罪的誠意，以及反對侵略戰爭、堅持和平友好的誓言。

趙阿萌說，今天我們去回顧，是要大家記住這一段不該忘記的慘痛歷史，讓這樣的歷史不再重演，讓愛好和平的人不再遭受痛苦。

林鋼說：“希望我們的下一代能夠記住這些，也希望他們能夠往下一代傳遞。”

前事不忘，后事之師。我們銘記過去，是為了更好地以史為鑒、警示未來。

鐵證鐫史，和平來之不易，警鐘必須長鳴。

來源：最高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