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1年2月的清晨，浙南丘陵霧氣未散，一輛押送犯人的吉普車在山道上顛簸前行。幾天后，溫州西門外的公審會場上，曾以“抓住一個劉英勝俘十萬紅軍”自夸的張寶琛和劊子手單銀昌，被鐵鏈鎖住雙手，站進人群中央。十年生死，冤魂未遠，怒目而視的是數萬名聞訊趕來的當地百姓。槍聲響起，兩名罪犯倒地，塵埃落定。人們這才知道，曾經的浙江“土皇帝”逃回老家躲了三年，終究還是跑不過歷史的清算。
追溯這段恩怨，需要把記憶拉回到1934年冬。中央蘇區危急，紅十軍團奉命斷后北上，方志敏、劉英、粟裕等率萬余人高舉“北上抗日先遣隊”旗幟，從贛東北突圍。皖南譚家橋一役，血流成河，十軍團折損慘重，被迫折返。敵軍迅速布口袋陣，皖南山嶺白雪皚皚，紅軍戰士衣衫單薄，卻仍在槍林彈雨中硬闖。最終，他們被分割圍困于懷玉山，指揮員相繼犧牲，方志敏等就義。劉英、粟裕率余部538人脫險，換裝輕裝，踏上浙西南的密林山道。
那是一支真真正正的“螞蟻雄兵”。一千里行軍，糧秣斷絕，子彈不足，連電臺都打壞了，跟中央失聯。粟裕把原來師長安排當團長，團長當營長，“干部全降一級”，卻把這支小分隊打造成了一把尖刀。有人擔心生還機會渺茫，劉英在篁村召集骨干，淡淡一句：“紅色火種，只要有一星，也要點燃整片山林。”大伙兒心頭一熱，咬牙再出發。
挺進師進入仙霞嶺時，國民黨報紙驚呼“匪毒蔓延，浙江岌岌可危”。蔣介石調來7萬精銳，層層封鎖剿撲。538對7萬，怎打？粟裕用的是“東打一槍西冒煙”的游擊老把式。夜襲縣城、伏擊補給、打完就撤，常常半夜摸黑翻山，拂曉再殺個回馬槍。一天夜里，敵軍兩個保安團正忙著圍剿紅軍指揮部，結果半路聞訊自家縣城告急，調頭狂奔，竟同路過的另一股友軍互當紅軍開火，互擲手榴彈，慘叫聲此起彼伏。挺進師轉身溜之大吉，留下一地狼藉。
1940年春，抗戰全面爆發，挺進師改編為新四軍第二支隊，外號“老虎團”。它從浙西南殺出山嶺，挺進蘇皖前線，再到淮海沙場，直至鴨綠江畔，幾度浴血，屢戰成名，而當年的師長粟裕一路升任華東野戰軍代司令，新中國開國第一大將的桂冠終落其肩。遺憾的是，他最信賴的“老搭襠”劉英，卻在抗戰烽火中倒下。
1941年1月的皖南事變，讓江南黨政遭重創。浙江省委書記劉英輾轉溫州、仙居一帶，堅持組織游擊小分隊轉戰山海，以鹽號、寺院為秘密聯絡點，為新四軍輸送物資和干部。敵特頭目單銀昌嗅到機會，盯上了省委交通網。恰在此時，武工團叛徒李少金落網后反水，把恒豐鹽店供了出來。1942年2月17日，劉英化裝成商人趕去開會，剛踏進門口，身后有人壓低聲音喊了一句：“劉主任，請留步。”回首已被數名特務死死按住。當夜，溫州憲兵隊燈火通明。
獄中的劉英遍體鱗傷，卻始終不說一個字。看守勸降：“只要簽字，就能當局長。”他冷笑：“救國不在官帽，賣國才要頂帽子。”同囚者回憶，那一刻他嗓音沙啞，卻底氣十足。幾番審訊無果，張寶琛拍板“就地處決”。4月12日傍晚，方巖山腳傳來三聲槍響，37歲的劉英長眠山野。
勝利前夜，羅網已張開。單銀昌企圖搭船逃往臺灣，因路被截斷，只得藏在東陽鄉下裝木匠。張寶琛更狡猾，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溜回故鄉潛伏，暗地給自己編了個新身分——“張老先生，鄉間私塾先生”。可鄉親們沒忘記當年村口那一場“清鄉”慘劇，也沒忘記他戴禮帽、坐高背椅審訊青年的模樣。有人悄悄把消息遞進了公安分局。
1951年1月，東陽數百名民兵配合公安包圍了張家祖屋。槍聲只響了一下，張寶琛灰頭土臉被拖了出來；幾日后，單銀昌也在鄰縣落網。兩人押往溫州公審。那場公判，山呼海嘯般的怒吼響徹城外，老百姓高喊“償命！”“還我烈士！”法院宣判死刑，當場執行，民眾默默注視，油灰色的塵土掩住血跡，掌聲和嘆息交織。
李少金的結局更顯卑鄙。早年貪墨公款后潛逃，抗戰勝利時在上海替人看茶樓，以為天下太平。誰料到1950年冬，曾在瑞安并肩作戰的老游擊隊員認出了他，公安當天將其逮捕。庭審中他百般抵賴，被當庭揭穿，面對席間證人的指認，臉色灰白。次年秋，處以極刑，結束了逃亡生涯。
回望當年，粟裕多次提起劉英，總會說：“他從不怕死，只怕耽誤大事。”的確，正是這份無畏，讓紅軍在最暗的時刻守住了火種；也是這份無畏，讓叛徒與劊子手的結局早已注定。山河悠悠，烈士已逝，但正義永不缺席。
特別聲明：以上內容(如有圖片或視頻亦包括在內)為自媒體平臺“網易號”用戶上傳并發布，本平臺僅提供信息存儲服務。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