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州
今天是7月7號，盧溝橋事變89周年。每年的這一天，咱們都會想起那聲劃破夜空的槍響，想起佟麟閣、趙登禹將軍的熱血，想起全民族抗戰的烽火燎原。
可我今天想說另一個人，宋哲元。二十九軍軍長，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華北的“土皇帝”。事變那會兒，他正擱山東樂陵老家躲清靜呢。
事后看，宋哲元在七七事變前后的表現，簡直是一場災難。甚至可以說，他和張學良，在“不抵抗”這個坑里，摔出了兩種截然不同的蠢法。
張學良的不抵抗，是“懵”的。九一八那晚，他還在北平看戲呢。日本人把炮都架上了，他這邊還沒回過神兒來。他的不抵抗，帶著一股子二世祖的慌張和僥幸——他真沒想到日本人敢下死手，以為就是一次普通的挑釁，忍一忍就過去了。結果呢，一宿丟沈陽，仨月丟東北。他是被嚇傻了，壓根兒沒反應過來這是一場滅國之戰。
宋哲元不一樣。盧溝橋槍響的時候，他不是懵，是“迷”。他太迷了，迷之自信自己能擺平日本人。
他回到天津后干的第一件事兒是什么？是下令把北平城里的防御工事全拆了！沙袋搬走，城門大開，跟迎接親戚似的。他告訴全城百姓：別慌，沒事兒，我跟日本人有交情，這事兒能談。
張學良是沒敢打，宋哲元是壓根兒不想打。他心里那本賬算得精著呢：華北是我宋某人的地盤，中央軍孫連仲的部隊往北開，那是來幫我的嗎？那是來搶地盤的！跟日本人打，二十九軍那點兒家底兒打光了，我宋哲元就什么都不是了。保存實力，保住華北王的位置，比什么都強。
所以他死活不讓中央軍北上，自己悶頭跟日本人“和談”。日本人說什么他應什么，甚至日本人還沒說，他就主動把主戰的馮治安第三十七師調離了北平，換上了趙登禹的部隊來接防。他以為這是在釋放善意，在日本人眼里，這就是軟弱可欺，就是在遞刀子。
張學良當年丟了東北，舉國痛罵，他背了快一百年的鍋。可宋哲元呢？他比張學良更可恨的地方在于，張學良是沒看清敵人，宋哲元是看清了，但為了自己那點兒私利，選擇了自欺欺人。他明明有實力，有十萬大軍，有全國民意的支持，卻非要跪著求和，把脖子洗干凈了送過去。
張學良的不抵抗，是“怯”；宋哲元的不抵抗，是“迷”和“私”。這“迷”和“私”的后果，比張學良的“怯”更致命。
盧溝橋事變，原本只是一個火星子。如果宋哲元在7月8號就硬起來，采納秦德純、馮治安這些主戰派的意見，依托北平的城防工事打一場像樣的仗，哪怕只是撐上幾天，全國的抗戰局面就不是后來那個樣子。
可他選擇了跪。這一跪，把平津的民心跪散了，把二十九軍的軍心跪亂了，更把日本人給跪樂了——原來中國最大的地方軍閥之一，就是這么個軟柿子！那還等什么？捏他！
于是日本人一邊跟宋哲元在談判桌上扯淡，一邊瘋狂地從關外、從國內調兵。等宋哲元發現日本人根本就是在耍他，7月28號才倉促下令抵抗的時候，一切都完了。南苑一戰，佟麟閣、趙登禹兩位將軍壯烈殉國，北平城隨后陷落。從事變爆發到平津失守，短短三周，華北大門洞開。
張學良丟了東北，好歹后來在西安事變里幡然醒悟，用半生囚禁贖了罪，贏得了身后名。宋哲元呢？他退出北平后，在病痛和自責中熬了三年，1940年郁郁而終，死前還在念叨著“打回北平去”，可歷史沒有再給他機會。
比較這兩個人，不是要比誰更爛，而是要說一個理兒：在國家民族的大是大非面前，任何私心雜念、任何心存僥幸的妥協退讓，都會釀成滔天大禍。張學良的“不抵抗”讓東三省淪陷，宋哲元的“不抵抗”則讓全中國陷入了更為被動的苦戰。一個丟了“后院”，一個開了“大門”。這哥倆，一個是被打蒙了沒還手，一個是明明能還手卻在那講價錢，結果把底褲都賠進去了。
歷史有時候就是這么殘酷，它不會因為你是軍閥，你有私心，就對你網開一面。它只記錄結果，北平丟了，華北淪陷了，四萬萬同胞陷入更深的苦難。這筆賬，宋哲元要背，張學良也要背。只不過，宋哲元背上的這口鍋，因為他的“迷”和“私”，分量更沉，也更讓人不齒。
今兒個回看這段歷史，不是為了翻舊賬，而是要記住：面對強敵，如果每一個守土有責的人，都只想著自己的一畝三分地，那這個國家離亡國就不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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