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生活繼續，是普通人最有力的抗戰 | “七七事變”89周年

戰爭，像一把無情的鍘刀，將時間攔腰斬斷，分割成戰前和戰爭兩個時代。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的爆發，將無數人的命運瞬間推到了戰爭的鍘刀下，金杯美酒與瓦釜殘羹一并傾倒，舞臺歌榭與土窯茅屋同歸劫火，平頭百姓在戰火中輾轉于死生之間，名流顯貴也在烽煙中尋找棲身之地。張伯駒，這位世家貴公子，曾優游于收藏家、戲劇家、文士的三重角色，面對撲面襲來的戰爭，又當何去何從？

那些瑣碎細節中的喜與悲，歌與哭，猶如一場夢中戲，在夢盡曲終之前，無人問誰是觀眾，誰又是戲中人。

世間萬事換新陳， 過眼休論幻與真。 一藝有生生有滅， 后來須問后來人。

盧溝橋事變中守衛盧溝橋的中國士兵。

狂風起于飄萍之末。

1937年7月7日深夜，宛平城外的槍聲響起時，十五公里外的北平城依然酣睡著，幾乎沒人意識到這一天會成為中國全面抗戰的序幕。直到第二天黃昏時分，勞碌一天正準備享受傍晚閑適的北平市民們，才從騎著破舊的自行車高喊著“號外、號外”的報童口中，得知“日本人打盧溝橋的消息噢，宛平縣開火的消息噢……”

生活依然在繼續，“單看北平的街面，絕對不像是戰事發生了。電車雖然早歸晚出，總沒有停過。賣菜的、賣西瓜的照樣兒串著胡同叫賣。賣小金魚兒的和賣花兒的，仍舊唱著音樂似的調子。”

幾乎沒人意識到事態的嚴重性，畢竟，四年前，華北事變爆發時，北平人早已經受了一次考驗。就像一位往返于平津兩地的記者所觀察到的那樣，四年前“平市市民初受外兵之恐駭，逃難者至多。”——而這場武力沖突所造成的恐慌很快被證明是一場“虛驚”，塘沽協定簽署，妥協退讓換來的四年茍安，讓許多人相信這次沖突也將像四年前一樣平穩解決。就像報紙上報道的那樣：“我方軍政當局均極鎮定，不愿事態擴大，希望立即停止戰斗狀態，入于外交狀態”，幾乎沒有人會把后半句“倘對方壓迫進攻不已，為正當防衛起見，不得不與周旋”當成一個不可避免的選項。因此，“今次則除少數優裕階級外，中級以下市民，普遍有了深一層的覺悟，日軍進迫無已時，大家如果不能有辦法，逃到那里也是問題。所以大家索性不跑，而且對于頭上的飛機也若有若無的馬虎視之”。

七七事變爆發后的北平城。雖然街道上堆起了沙袋，但市面上依然一切如常。

普通百姓所謂“深一層的覺悟”，更像是一種讓自己信以為真的樂觀希望，“人們總愛往樂觀的地方想，有的幻想著這是局部問題，很快通過談判就能解決；有的則認為宋哲元二十九軍的大刀隊一定可以打勝仗”，希望像一層濾網，將那些戰事不利的消息像渣滓一樣濾掉，只剩下“大勝”“收復”的樂觀傳言在這個危急時刻安撫著人們動蕩不安的心靈，讓本已歷經磨難的生活可以在炮火聲中左閃右躲地踉蹌前行。

但總有人能從那些洋溢著樂觀與希望的勝利傳言中，嗅出那種不同以往的火藥味——這不僅僅是日寇又一次故伎重施的擦槍走火，而是一場大戰的前奏。他們的身份和地位使他們能接觸到更高層也更機密的消息，他們能探聽到來自軍政最高層的聲音，而這個聲音在沖突爆發的第三天就已經作出決斷“倭寇今又反攻盧溝橋，是其不達目的不止也；惟我已積極進兵北上備戰，或可戢其野心……此為存亡關頭，萬不能失守也”——這絕非東北事變，亦非華北事變，對方索取的不再是局部的利權，而是一場全面戰爭的開始。

張伯駒就是體察到這種危機潛流的人之一。這位名列北洋四公子之一的人物，在軍政界的關系網足以讓他探聽到更多戰事消息。盧溝橋事變爆發的次日，他原本打算從北平前往天津去看望他的生父張錦芳，卻發現平津鐵路斷絕不通，晚上八時街上即行戒嚴。第二天雖然情勢緩和，似乎有和平的希望，但是到第三天，日軍忽然向廊坊、豐臺、南苑駐軍發起攻擊。張伯駒當天從軍方得到的消息也并不樂觀：“兩軍已經接觸，談判無結果，從此變成什么局面，真不得而知了”——眼下，他能作出的決定便是攜帶家眷躲進外國人開設的飯店里避難。

當他的好友提到在中法實業銀行背景的北京飯店訂房時，張伯駒卻提出異議，“要是到飯店來躲避，不如到德國飯店”，去德國飯店避難不僅因為自己與店方熟悉，張伯駒更提出一個直接的理由：

“德日又是同盟國。離使館界也近”。

1937年7月11日，張伯駒與家人避居德國飯店，同一天，日本首相近衛文麿在記者會上宣布，日軍正在華北動員部隊，準備從朝鮮和淪為日本傀儡的偽滿洲國調派軍隊。日本關東軍的一名發言人更加上他赤裸裸的威脅，宣稱“我們準備訴諸最極端的措施”。中日全面戰爭的爆發已不可避免。 1937年七月的盧溝橋事變，就像一把灼熱的利刃，瞬間斬斷了無數人的生活、命運，以及生命。

本文內容出自新京報·書評周刊7月3日專題《過江夢：抗戰中的張伯駒》的B02-B03版。

B01「主題」過江夢：抗戰中的張伯駒

B02-B03「主題」何以平復：張伯駒的1937年

B04-B05「主題」發現《過江夢》回望戰時北平名士生活的窗口

B06-B07 「歷史」劉伯溫的“太平年”：一本書和一部劇的跨界并觀

B08「中文學術文摘」圖像史研究一則

撰文｜李夏恩

開場

1937年，對張伯駒而言，原本會成為他人生大戲中最絢爛的一章。這一年他四十歲，剛剛邁入不惑之年，正站在自己事業的奇峰秀嶺之上。三月四日，正是他的四十壽辰。就在這一天，他為自己策劃了一場被輿論許為“此曲只應天上有”的京戲表演。北平東四隆福寺街名滿京城的餐館“福全館”中，張伯駒以豫省募捐賑災演出之名，便邀京城名角登臺演劇。張伯駒親自設計的綠底燙金字印制的《叢碧宴客劇目》，展現了這場演劇堂會令人咋舌的表演陣容。郭春山的《回營打圍》，魏蓮芳的《女起解》，王鳳卿的《文昭關》，楊小樓、錢寶森的《英雄會》，熠熠生輝的名字與耳熟能詳的劇目交相輝映，而張伯駒本人，也躋身于璀璨群星當中，作為演出的發起者，他將在最后的壓軸大戲《空城計》中登場，在這場大戲中，戲曲界最璀璨的兩顆明星余叔巖和楊小樓分別飾演王平和馬謖，而張伯駒則飾演劇中主角諸葛武侯。

1937年張伯駒、楊小樓、余叔巖等合演《失街亭》的相關報道。

“電影張”是諳熟張伯駒的內行票友給他起的諢號，他的扮相臺風雖然深得余叔巖的真傳，但他的嗓音卻讓內行票友認為還是看一場無聲電影更好些。但在四十歲壽辰的這場表演中，當他飾演的諸葛武侯，在四大名伶所飾各將的烘托下飄然升帳時，開場那一句“羽扇綸巾四輪車……”數句引子，“臺下真疑為全場有二‘余叔巖’出現矣！”在場的戲劇記者如此描述了這場壓軸大戲中張伯駒與兩位名角余叔巖和楊小樓的表演：“街亭失守后，孔明于接到之三報時，神情均不相同，更有城樓上‘我本是臥龍崗…’之一段，純為余派，最后斬謖時，王平被責與孔明對口搖板數句，為余是出之精華。馬謖求孔明格外開恩時，楊之哭泣聲述，尤令人動容，絕非一般凈角所敢比擬也。總之全劇精彩，在正配角之齊全為空前未有。”

這是張伯駒畢生以來最得意的一曲，轟動京城的余響，直到桑榆晚景，依然讓他得意不已：

羽扇綸巾飾臥龍，帳前四將鎮威風。 驚人一曲空城計，直到高天尺五峰。

同樣，也是在這個春天，張伯駒在北京最負盛名的古玩商郭葆昌家中，見到了曾為乾隆帝視為無上珍秘，甚至為其筑堂庋藏的“三希”之二，大名鼎鼎的王獻之《中秋帖》和王珣《伯遠帖》，以及至今依然眾說紛紜的李白墨跡《上陽臺帖》。一見心喜的張伯駒立時請惠古齋柳春農居間，以二十萬的價格購得三帖，并附以唐伯虎的《孟蜀宮妓圖》、蔣廷錫的《瑞蔬圖》與王時敏的《山水》軸。郭葆昌允許張伯駒先付六萬元便可將書畫帶回府上，余下十四萬元在一年后付竣便可。

傳李白《上陽臺帖》。

1937年春天的張伯駒，可謂春風得意，一如他在這年春天所作的詞中描述的那樣：

“酒痕詩意，夢里都不記。帽影紅塵搖玉轡。馬上春風如醉。 李花開后桃花，送人直到金華。但愿年年花好，不妨人在天涯。”

公子

20世紀30年代，張伯駒在叢碧山房寓所留影。

戲曲家、收藏家、詩人，才華、際遇與風流，宛如天賜。回顧往昔四十個春秋，他幾乎沒有經歷過太過險峻的風雨波濤，幾乎像是命運之神將禮物裝在飾有珠玉的錦盒里捧到他手上的。他出生于項城張氏，是世代書香門第，九歲便有神童之目，少年詩作被人許為“英年挺出，直欲過前人”。

六歲時，他被生父張錦芳派嗣給五伯父張鎮芳，紹承其后。張鎮芳在清廷貴為督撫大員，主持地方新政，家中往來皆是軍政要員，張鎮芳更與北洋權力的核心袁世凱結為姻親，由此在北洋一系中始終占據著一席之地。

及至辛亥革命，時序進入民國時代，張鎮芳所織就的權力關系網依然牢固而穩定地發揮著作用。很多年后，張伯駒依然記得自己在十八歲時第一次奉父命拜謁袁世凱時的場景。此時袁已貴為大總統，在總統府居仁堂的書案前站立著迎接他。當他上前行跪拜禮時，袁親手將他扶掖起來，問他年歲，并嘉勉他說：“好好上學，畢了業就到府里來。回去代我問你父親過年好。”

當張伯駒回到家時，剛剛進門，袁賜下的禮物便已送到了，“金絲猴皮褥兩副，狐皮、紫羔皮衣各一襲，書籍四部，食物等四包”，剛剛受到嘉勉，又榮獲如此厚禮，讓年少的張伯駒受寵若驚，“時余正少年，向不服人，經此一事，英氣全消，不覺受其牢籠矣”——這固然是袁世凱籠絡少年俊才的老練手段，但也足以看出張伯駒性格中天真的一面。

對于那些久經宦海、諳熟世故的權力中人來說，年輕人的天真與銳氣恰是他們最得力的工具，他們可以在這張天真的白紙上，或誘之以利害，或董之以權術，將他涂畫成自己想要的模樣。在民國時代的政海波瀾中浮沉，被這樣的羅網撈起牢籠的年輕人不知幾許，但張伯駒卻最終成功地從羅網中脫身，不得不說是命運賜給他的又一件厚禮，盡管這份厚禮是以一種近乎飛來橫禍的方式送到他手上的。

他的嗣父張鎮芳因為參與張勛復辟而遭到逮捕審判，因叛國罪險些被判處死刑。為了救父，身為嗣子的張伯駒不得不奔走于父輩編織起的權力關系網中，盡管最終權力關說和金錢鋪路的雙管齊下，終于讓張鎮芳脫出囹圄，甚至在奉系軍閥張作霖的支持下，東山再起，出任鹽業銀行董事長。而張伯駒也在四省經略使曹錕麾下出任咨議這一名譽頭銜，甚至還因為京畿賑災獲得了一枚二等大綬嘉禾勛章。但這些浮名虛利已然不能再讓他動心——他的出身和地位早已讓他見識到權力的真面目，也同時給了他擁抱還是遠離它的抉擇權——他可以選擇像蜘蛛一樣攀爬在這面權力織就的關系網中，如同他的父輩當年所作所為，但也要承擔父輩所經歷的風險；他也可以選擇讓這張關系網成為他的保護傘，讓他在權力之外依然享有眾人仰望的財富、榮耀以及高出常人的特權，成為一個悠游灑脫的貴公子。

張伯駒選擇了后一種，他在1925年就自愿放棄了所有的軍政職務，專心于自己的愛好。鹽業銀行董事與總稽核的身份讓他握有巨額股權，年年奉送的紅利足以讓他維持富貴的閑散生活，鹽業銀行的業務還讓他享有一份特殊的紅利——盡管鹽業銀行是一座現代銀行，但它也像傳統當鋪一樣接受藝術品抵押。清代典當行業的專書《典務必要》規定，“凡分幼學須知、珠論、寶石論、論首飾、氈絨、字畫書籍、布貨、皮貨、綢絹等九篇”，字畫書籍是典當行接受的典當物品之一，鹽業銀行也同樣承擔了這項業務。清廢帝溥儀就曾經委托陳寶琛的外甥劉可超將四件宮中書畫質押給鹽業銀行。其中就包括關仝《秋山平遠圖》、李公麟《五馬圖》、黃庭堅《摹懷素書》與米友仁的《姚山秋霽圖》四卷，張伯駒正是通過這個渠道，獲得了《姚山秋霽圖》與黃庭堅的《摹懷素書》。鹽業銀行也部分成為這位“少東家”的伸手金庫，為了購進喜愛的宋元字畫，張伯駒陸續向鹽業銀行透支總額達四十萬之巨。

北宋李公麟《五馬圖》局部，這幅曠代名作最終還是從張伯駒手中錯過，流失海外，現藏于東京國立博物館。

官宦之子，銀行少東，權力與金錢的雙重加持，讓這位貴公子可以隨心所欲地追求自己的嗜好。他可以深更半夜在京劇名角余叔巖的煙榻旁從其說戲，成為獨一無二的余派門外的入室弟子。也可以實現孩童時驚鴻一瞥的夢想。

那一年他七歲，第一次從項城老家來到天津這座大都市。那天剛好是端陽節，空中飄著微雨，東洋車的車把上插滿了黃藍色的野花，車篷黃色的遮油布蓋住了景致與天光。他就這樣直駛入下天仙茶園看戲。這是張伯駒觀看的第一場京戲。臺上的主角正是楊小樓。他正在表演他的壓軸大戲《金錢豹》，“亮相奪叉，威風凜凜”，那一聲“你且閃開了！”成了天津大街小巷一時的流行語。也讓年少的張伯駒從此撥響了京劇的琴弦。

三十三年后，不惑之年的自己終于與童年時代的偶像在舞臺上同臺對演飆戲——這似乎是命運設計的奇巧，但更是自己精心設計的安排——也只有他的身份、地位和才華，在此時此地才能做出的安排。他不必像那些普通百姓一樣，需要在生計與愛好之間進行艱難的選擇。即使在戰火逼迫著他踏上避難之途時，他依然可以從容不迫地按照自己的需要選擇隨身攜帶的“重要東西”：

“書畫三卷，詩詞稿一包，戲詞一。”

曲未終

如果1937年的夏天沒有發生那場事變，那么這場戲依然會合轍押韻地唱下去。就像京劇的劇目，同一場戲，即使是唱念做打再多的設計，也不會脫離開原本的劇本和唱詞。但那聲槍響，卻打斷了這場演出。

沒有人愿意這場演出結束。即使槍炮聲愈來愈近，即使頭頂飛過的戰機不只是發出震耳欲聾的轟鳴，而是投下一顆顆威力恐怖的炸彈，即使拖泥帶血的殘兵敗將越來越多地涌進城內，但北平的市民們依然愿意緊緊圍著那些剛從前線下來的硬朗漢子，聽他們“口沫橫飛地述說他們的戰場經歷，怎樣的一刀砍兩個，怎樣的將敵人的頭顱削去一半”，用熱烈的掌聲和歡呼掩蓋震耳欲聾的槍炮轟鳴。

七七事變中從戰事前線撤回的受傷士兵。

1937年7月28日天明時分，張伯駒站在飯店樓頂，抬頭看去，“有十三架飛機分向西方南方飛來，旋聞轟隆巨響，爆炸的聲音”。

等待了近二十天的人們，一聽到天空有戰機轟鳴特有的“嘎嘎”聲，便“飛快地跑到街心，仰起頭，用一只手遮在額上，努力辨識著那個低飛的怪鳥的翅翼上是否有青天白日的標幟”，但遺憾的是，盡管他們望得眼疲，但卻依然看到上面是一個紅點。于是“受騙、侮辱、焦灼、氣急，逼得這些好好心的人憤憤地低下頭去，心頭燃起一把火，吐著唾沫，嘟噥一些無效的怨懣話語”，但當天空中第二次響起同樣的嘎嘎聲時，方才怨懣的人們依然會滿懷希望的抬起頭來，心神不安地望向天空，顫抖著聲調地說：

“該是咱們的吧。”

一位名叫汝龍的記者，在報道中如此描述北平民眾對捷報的渴求。因此，當嘈雜的炮聲從南郊傳來時，許多人自然而然地相信，“是南方傳來的，不錯，很近，看樣子二十九軍得了手。”——人們內心渴求勝利的希望，終于被漸漸逼近的槍炮聲裝點成了的我軍大獲全勝的傳言。張伯駒注意到街上的號外“如云片亂飛”，中國軍隊打了勝仗，日本軍已敗向廊坊的消息響徹大街小巷，全市都陷入一片歡欣鼓舞的情緒中。汝龍發現那張勝利的號外猶如一張符咒，“人人如中了瘋魔”：

“都瘋了！是的，瘋了。狂笑，高喊，一片尖銳的哄笑聲浪，從這個屋脊爬過那個屋脊，夾雜著炮聲、槍聲、機聲，奏起一種無名的音樂。”

那天下午，越來越多的大勝的消息像夏日里漫天飛舞的氣泡一樣，在陽光下折射出炫目而迷幻的七彩炫光，“我軍今晨八時半克服豐臺”“進占廊坊”“收復通縣”“天津大勝”，幾乎人人為之手舞足蹈，意亂神迷。傍晚時分，當人們看到一大隊“背著槍支，服裝不整齊，有的只穿一只鞋”的二十九軍將士，從永定門開進城內時，人們蜂擁而至歡迎這些“凱旋”的英雄們。圍攏在這些醬紫色臉膛的漢子周圍，聽他們唾沫橫飛地講述戰斗經歷。人們近乎狂迷的熱情讓這些剛剛經歷過生死肉搏的士兵都感到不知所措，一個有著山東口音的士兵自言自語著：

“不行了，我高興得有點怪，我想弄把刀刺死我才痛快！”

一名二十九軍士兵告訴《時代》周刊的記者，希望自己像1932年“一·二八”事變中十九路軍保衛上海那樣保衛平津。

對北平的普通百姓來說，7月28日是在勝利的狂歡中結束的，鮮有人意識到這不過是一場回光返照——張伯駒從負責南苑防務的騎兵師長鄭彩庭那里得到的消息，卻與之恰恰相反：

“那里打了幾仗，廊坊、豐臺、南苑都已丟了，趙師長、佟師長都陣亡了，我的騎兵，傷亡一半，敵人的飛機、炮火威力太大，我們士兵只仗著大刀步槍，見不著敵人的面孔就送命了。現在我的殘余的騎兵，暫且撤退到天壇里面。”

待到那天晚上十點鐘，鄭彩庭向張伯駒和他的親友們帶來了最后的消息：

“夜間全部退去，特來與大家一見。”

但北平的市民們對此一無所知。7月29日清晨，他們依然在成群結隊地等待著報童將我軍“攻下豐臺、廊坊以至于楊村、天津的號外送來”。但他們等來的，卻是日軍踏進城門的暴惡鐵蹄。

許多市民直到中午時分尚不知道北平已經淪入日寇之手，一位居住在虎坊橋大街的市民吃過午飯正準備上前門買東西，卻突然聽到身后大皮靴的聲音響成一片，回過頭來，才看到“一隊隊日本兵，由廣安門進來，正走到這里，舉著太陽旗，扛著刺刀，耀武揚威，趾高氣揚，有如兇神惡煞”。

日寇鐵蹄踏進北平城，北平淪陷。

面對這群突如其來的兇神惡煞，她既不敢后退，也不敢快跑，只好貼著墻根緩緩而行。市面上的店鋪大都閉門鎖戶，就在她躲藏無門時，卻意外撞見了別具意味的一幕：劇院第一舞臺依然開著門。

她立刻閃躲進去，場中聽眾寥寥，臺上的戲曲如常上演，唱的是被奸人逼害的青樓花魁蘇三，在歷經磨難后終于有情人終成眷屬的京劇《玉堂春》。

淪陷的當天，戲園里居然照常演戲——這一光景在今天看來多少有些魔幻現實主義的色彩，似乎蘊含著某種“隔江猶唱后庭花”的麻木不仁。但對手無寸鐵的普通百姓來說，這恰恰是他們對抗侵略者的鐵蹄最有力的武器。對侵略者來說，想要永久地征服一片土地，就必須徹底摧垮當地民眾的心靈防線，將恐懼深深刻進百姓的腦髓里——對征服者來說，畏懼比愛戴更有利維持它的統治，因此，侵略者會踐踏民眾的日常生活，將恐懼的意識滲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直到人人都在恐懼下屈膝匍匐在侵略者的鐵蹄之下。

因此，對侵略者來說，他們最愿意看到的恰恰是一座陷入恐慌中的城市，人們對耀武揚威踏進城中的軍隊充滿畏懼，在刺刀下戰戰兢兢地茍活。

一位親歷者記述了日軍進城的第一件事就是以屠殺來威脅民眾：“日軍進城，首先實行屠殺政策。有鼓販十七人，至德勝門外購有軍人皮帶數根，被日軍逼跪護城河岸，各刺二十刀。過兩晝夜，家屬趨前收尸，仍有輾轉血泊中未絕氣者”——這種濫殺無辜的公開處刑，正是為了散布恐懼。但事實上，侵略者努力播下的恐懼的種子，收獲的卻只有消極與冷漠。

日常生活，或者說是“過日子”，成了普通百姓對抗侵略者最有力的武器，就像淪陷日當天戲園里上演的京劇一樣，墻外是日寇的鐵蹄，墻內依然是日常生活——戰時的日常生活制造出了一堵墻，讓侵略者與普通人始終處于兩個平行空間當中，墻外是戰火的摧殘與侵略者的暴虐，墻內是由樂觀與希望搭建的日常生活，就像張伯駒所發現的那樣，在日寇鐵蹄下的北平，依然“表現著這舊都的莊嚴醇厚”。

這種莊嚴與醇厚，就像七七事變中北平百姓的樂觀與狂喜一樣，盡管那些所謂“凱旋”的傳言，最終證明不過是希望的幻光，但人們依然愿意相信它，就像身處淪陷區的普通人依然愿意相信我們的軍隊最終會打回來一樣。

為了這一天的到來，生活必須要繼續。就像一位親歷者所說的那樣：

“等著吧，總有一天……”

1937年7月，一名剛從前線下來的二十九路軍戰士，回頭看向八十九年后照片外的你我。

本文為獨家原創內容。作者：李夏恩；編輯：羅東 王銘博；校對：翟永軍 陳荻雁。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最近微信公眾號又改版啦

大家記得將「新京報書評周刊」設置為星標

不錯過每一篇精彩文章～

即刻下單購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