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隔75年，聯合國迎來重大調整，中方點名美國履行責任

前言

大家好，我是小李。

聯合國沿用整整75載的財務慣例，在第80屆聯大會議上迎來歷史性調整。新規邏輯清晰有力：資金未實際到賬，預算貸項一律不予返還。

此項修訂立竿見影——逾9億美元維和經費與4億美元經常預算得以全額留存在聯合國賬戶之中，一舉封堵了困擾這一全球多邊機制長達數十年的結構性財政缺口。規則補上了，可欠款主體卻紋絲未動。

作為聯合國最大會費分攤國，美國迄今拖欠常規預算達21.9億美元，維和攤款24億美元，另含國際法庭相關費用4360萬美元，三項合計逼近47億美元，占全球未繳總額的九成以上。

這究竟是對長期違約行為的制度性糾偏，還是為更深層戰略博弈埋下的伏筆？更值得警惕的是，美方不僅未就清償欠款作出任何實質性表態，反而向聯合國遞交一份附帶多項政治前提的改革方案，并在其中明確點名，要求限制中國依法依規向秘書長辦公室自由支配基金提供資金的行為。

面對這樣一份充斥著單邊施壓條款的改革提案，美國是否真有誠意為多邊主義擔起應盡之責？當財務漏洞已被徹底封堵，中國常駐聯合國副代表孫磊在聯大第五委員會發言中鄭重指出：有關國家必須切實履行財政義務，足額、及時、無附加條件繳納會費——這筆高達47億美元的欠款，是時候結清了。

用了75年的老規矩

自1946年聯合國創立以來，其財務體系始終遵循一項沿襲至今的操作慣例：每個財政年度終了時，無論會員國是否完成當年攤款繳納，秘書處均須將預算執行后結余部分，以貸項形式記入各成員國賬目。

該機制設計初衷或基于理想化假設——各國普遍守約履約，貸項返還僅屬會計技術流程。但現實運行遠非如此。

現實中，部分成員國常年拒繳或遲繳攤款，而聯合國各項職能照常運轉、經費照常支出。待年終決算時，賬面上赫然顯示一筆筆“應予返還”的貸項，可對應的資金從未真正流入聯合國銀行賬戶。

這種“紙上富貴”已持續多年。經常預算與維和預算的現金流壓力逐年加劇，聯合國總部多次面臨辦公設施縮減運營、維和特派團物資供應中斷等現實風險。

這絕非空穴來風。秘書長古特雷斯履新初期便多次公開強調修規緊迫性，但改革進程始終步履維艱。阻力何在？正源于最大欠款方同時握有安理會否決權——欲改規則，必先征得其首肯。

第80屆聯大主席貝爾伯克對此輪變革的定性極為精準：此舉有效化解了聯合國迫在眉睫的財政崩盤危機。

從數據看，新規實施后，9億多美元維和資金不再計入成員國貸項，另有4億美元經常預算亦保留在聯合國實有賬戶內。

這并非微末數字，而是總計超13億美元的可支配現金，顯著緩解了聯合國整體流動性緊張局面。古特雷斯多次公開表示，此次財務機制升級，對保障聯合國組織正常運轉具有決定性意義。

不過貝爾伯克與古特雷斯均坦率指出，規則優化雖能遏制制度性失血，卻無法根治會員國不按時、不足額繳納攤款這一核心癥結。堵住漏洞只是第一步，追索欠款才是關鍵所在。

欠款數字背后

談及欠款，必須直面真實賬目。美國作為聯合國第一大會費承擔國，法定分攤比例為22%。該比例系依據國民總收入、人均收入等多項客觀經濟指標綜合測算得出，與其龐大經濟體量相匹配，具備充分合理性。

但比例高絕不等于可豁免履約責任。截至2026年2月上旬，美國拖欠聯合國常規預算金額已達21.9億美元，占全球未繳常規預算總額的95%以上。

此一數字已令人震驚，若疊加維和行動欠款24億美元及國際法庭費用4360萬美元，則總額躍升至約47億美元。這意味著：全球會員國全部欠款中，美國一家占比超過九成。

按年度拆解更為觸目。2025財年應繳常規預算8.27億美元，美方分文未付；2026財年應繳7.67億美元，至今仍無繳納跡象。

其余欠款則為歷年累積舊賬，年復一年疊加滾動，如雪球般持續膨脹。聯合國財政年度與自然年同步，每逢年末決算，美國所欠款項始終是賬冊上最龐大的一筆壞賬。

《聯合國憲章》第十九條白紙黑字規定：會員國若拖欠會費數額等于或超過其前兩年應繳總額，即自動喪失聯合國大會投票權。當前美國欠款規模早已遠超該紅線閾值。

但該條款存在明顯制度落差——它僅限于聯大表決權，對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身份及否決權毫無約束力。

換言之，美國既能長期拖欠全球最大額度會費，又可憑借安理會席位持續行使一票否決權。這種權力與義務嚴重失衡的設計，為其長期逃避財政責任提供了制度庇護空間。

或許有人疑惑：以美國之經濟體量，區區47億美元真無力支付？答案顯然是否定的。這筆款項對其財政體量而言，連“毛毛雨”都算不上。真正阻礙繳費的，從來不是財力問題，而是國內政治操弄。

拖欠會費早已成為華盛頓內部慣用的政治工具。國會將聯合國會費視作可交易籌碼，行政部門擬撥付款項，立法機構即行阻滯，并同步拋出各類附加條件。

此類操作并非新鮮事，但近年呈現明顯升級態勢——由拖延繳費演變為以繳費為要挾，將財政義務異化為地緣博弈杠桿。

美國把會費玩成了地緣政治工具

倘若僅止于欠款不還，尚屬信用瑕疵范疇。但美方后續動作，已徹底改變事件性質。2026年4月，美國通過正式外交照會向聯合國提交一份包含九項內容的改革清單。

表面觀之，清單所涉多為內部管理議題，例如調整聯合國養老金制度、取消部分高級官員國際差旅商務艙待遇、精簡高層職位編制等。

上述建議本身具備討論基礎，問題在于美方將其與補繳欠款強行捆綁。潛臺詞昭然若揭：不按我方要求改革，就別指望收到欠款。

尤為值得關注的是其中一條：美方照會直接點名中國，要求聯合國阻止中方每年向秘書長辦公室下屬自由支配基金注入資金。

路透社與Devex均援引信源證實此事。此舉意圖十分明確——借財政手段遏制中國在聯合國系統內日益增強的參與度與影響力。

一個拖欠近47億美元的國家，竟以償還欠款為誘餌，脅迫聯合國限制另一國依法依約履行出資義務的行為。此種邏輯，在任何國際法理與基本道義框架下皆難以成立。

聯合國秘書長發言人迪雅里克回應簡潔而堅定：“繳納攤派會費是《憲章》規定的法律義務，不存在討價還價余地，所有會員國均須無條件履行。”此番表態實質上否定了美方“條件論”的合法性基礎。

但更深層來看，美方此舉折射出聯合國權力結構的深刻變遷。過去美國在聯合國內部擁有絕對話語權，推動議程依賴票數優勢即可實現。

如今新興市場國家集體性崛起，特別是中國在全球治理中的建設性角色持續強化，美方已難再維持“一言九鼎”的舊格局。當硬實力難以主導議程時，便轉向軟性施壓路徑——以斷供、欠費、附加條件等方式重塑規則話語權。

這不是強者的自信表達，恰恰是強者感知自身相對衰減后流露的戰略焦慮。

美方清單所列諸項改革訴求，究竟有多少真正服務于聯合國整體利益？養老金如何優化、差旅標準怎樣設定，確屬可協商的技術性議題。但一旦將這些事項與補繳欠款掛鉤，并刻意牽扯中國正當出資行為，整件事的性質已然發生根本性偏移。

此事對中國的影響具體而深遠。中國是聯合國第二大維和攤款國，同時也是維和人員派遣數量最多的國家之一，在資金投入與人力支撐兩方面均位居全球前列。

唯有聯合國財政穩健運行，中方投入才能轉化為切實有效的全球公共產品；若因個別國家惡意欠費導致系統性失能，所有守約繳費的會員國都將蒙受實質性損失。

中國常駐聯合國副代表孫磊在第80屆聯大第五委員會第二期續會閉幕式上的講話，立場鮮明、措辭嚴謹：“最大會費分攤國長期大規模拖欠攤款，是造成聯合國流動性危機的根本原因”，并敦促有關國家立即履行財政義務，足額、無條件繳納全部欠款。

同時，中方明確支持為維和行動配置充足資源，并呼吁秘書處加強內部財務管理，杜絕一切形式的資源浪費。該表態既直指病灶，又提出可行路徑，是在堅定維護聯合國多邊體制前提下提出的理性務實主張。

當前正值聯合國秘書長換屆關鍵窗口期。2026年為新一屆秘書長遴選年，多位候選人密集訪華，足見中國在選舉進程中舉足輕重的地位。

王毅外長分別會見各國候選人時，反復重申同一核心信息：維護聯合國權威、重振聯合國作用、壯大聯合國力量，是廣大會員國的共同期待與根本利益所在。

這一表述出自中國外交最高層級，分量千鈞。今日聯合國面臨的挑戰紛繁復雜：安理會改革停滯不前，發展議程持續邊緣化，全球南方國家代表性嚴重不足……

這些問題積弊已久，絕非局部修補所能解決。中國積極推動財務機制改革，支持具備改革意愿與能力的新秘書長人選，正是以實際行動回應一個根本命題：規則已更新，領導層將更替，但改革步伐不能停頓，更不可被欠費國的政治算計所誤導、所劫持。

結語

第80屆聯大通過的這項財政機制革新，終結了聯合國運行75年之久的制度性缺陷。新規摒棄虛賬循環，堅持“資金到賬才予確認”的務實原則，從根本上切斷了“空轉貸項”的荒誕鏈條。

但制度修補終究屬于表層治理，真正的挑戰依然橫亙眼前。倘若最大會費分攤國繼續以各種借口推諉繳費，聯合國的財政健康就不可能實現根本性好轉。

美方將補繳義務與政治條件強行捆綁的做法，實質是在透支聯合國這一多邊平臺的制度公信力。相較之下，中國在會費問題上的立場一貫清晰堅定，在維和事務中的投入扎實可見，在秘書長選舉中的分量日益凸顯。

聯合國改革之路注定不會平坦，但改革的方向絕不能被拖欠會費的國家用政治籌碼所扭曲、所綁架。

聯合國的未來命運，最終取決于全體會員國能否以切實行動共同捍衛這個平臺——使其不被私利侵蝕，不被工具化利用，真正回歸平等協商、合作共贏的多邊主義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