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斯說水門事件是短時新聞，舉報人不敢開口，腐敗誰還敢查

水門事件催生了新的倫理約束機制。特朗普正在將其拆除。1974年8月，因妨礙司法和濫用權力面臨彈劾的總統理查德·尼克松辭職。在隨后十年里，美國國會建立了一系列制度性保障，旨在維護民主治理的一項基本原則：擔任公職者，包括總統，應當服務于公眾，而不是服務于自己。

這些改革以兩黨廣泛支持的多數票獲得通過，并由兩黨總統簽署成法。《監察長法》在各大聯邦機構內部設立了獨立監督者，目的是讓其不受政府更迭影響，查處欺詐、浪費和濫權行為，并向機構負責人和國會報告調查結果。《政府倫理法》設立了負責監督行政部門倫理項目、防止財務利益沖突的機構。《公務員制度改革法》則加強了對聯邦政府舉報人的保護。

水門事件過去50年后，特朗普總統幾乎無視、削弱或拆除了上述幾乎每一道防線。其結果是，利益沖突更容易被掩蓋，舉報人更不愿站出來，公職人員的不當行為也更難被發現，更遑論制止。此前已有指出，特朗普拒絕遵循歷任總統的做法，沒有將個人資產交由“盲目信托”管理，以避免哪怕只是表面上的利益沖突。相反，他利用總統職權幫助自己和家族成員積累了超過40億美元財富，而新的利益沖突幾乎每天都在浮現。

監察長——前總統吉米·卡特稱其為“打擊欺詐最重要的工具之一”——可能是特朗普第二任期中受沖擊最嚴重的對象。1981年，羅納德·里根總統曾解雇15名監察長，將他們視作普通政治任命官員，但兩黨反彈迫使他及其繼任者尊重這一職位及其獨立性。

可是在第二任期的第五天，特朗普就在深夜進行的人事調整中解雇了17名監察長，其中包括國防部、國務院、司法部、內政部、住房和城市發展部以及退伍軍人事務部的監察長，而且沒有按法律要求事先通知國會，也沒有提供實質性理由。

一名聯邦法官裁定這些解雇違法，但拒絕讓被解職者復職。此后，政府又解雇或迫使至少4名監察長離職，導致需要參議院確認的監察長職位中超過70%處于空缺狀態，并提議將監察長系統的總體預算削減23%。

在此前與特朗普的多次沖突中發揮關鍵作用的政府倫理辦公室，處境也沒有更好。2025年2月，特朗普通過電子郵件、且未作解釋，就將該機構經參議院確認的主任戴維·休特馬撤職。當時，他5年任期才剛滿3個月。直到上周，特朗普才提名繼任者邁克爾·張伯倫。批評者認為此人是“高度黨派化的政治操盤手”。

特朗普還解雇了特別檢察官辦公室負責人。該獨立機構負責保護舉報人，并執行《哈奇法》，即限制聯邦雇員從事政治活動的法律。隨后，特朗普又取消了8000名政府高級官員的公務員保護，而這些人最有可能目睹并舉報公職不當行為。

去年6月，特朗普又大幅削弱了另一項水門事件后的產物——司法部公共廉政辦公室。他裁撤了該辦公室30名律師中的25人，剝奪其提起新腐敗案件的權力，并暫停了這樣一項要求：凡針對國會議員或其他公職人員提起的案件，都必須經過該辦公室審查。這項機制原本是防止出于政治動機提起訴訟的保障措施。

特朗普將司法部工具化，用來懲罰他眼中的敵人；他又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密集發布赦免令，赦免對象包括政治盟友、競選捐助者、1月6日國會事件中的參與者和被告，以及與其家族商業利益有關聯的富人。盡管這些人的定罪涉及違禁藥物犯罪、襲擊、侵吞公款、腐敗、洗錢和欺詐等多項罪名，特朗普仍予以赦免。

在政府拆解水門事件留下的制度遺產之際，它也試圖重新定義水門事件本身。副總統J·D·萬斯近日在理查德·尼克松總統圖書館發表講話時堅稱，如今的水門事件充其量不過是“一條持續12小時的新聞”，并補充說：“認為它能搞垮一個總統任期，這種想法太荒唐了。”

與此相反，水門事件涉及的犯罪包括入室盜竊、賄賂、濫用競選資金、銷毀證據以及妨礙聯邦調查局調查。數十名被起訴者中的大多數——其中包括兩名內閣成員——要么認罪，要么被定罪。而福特總統赦免尼克松，也損害了他本人的聲譽，并拖累了共和黨在此后數個選舉周期中的表現。

同樣重要的是，水門事件后的改革是兩黨共同推動的，絕非萬斯所設想的“深層政府”陰謀。《監察長法》在參議院以一致同意方式通過，《政府倫理法》則在眾議院以365票贊成、6票反對獲得通過。

盡管如此，1970年代的改革者顯然沒有預料到，會出現一位如此蔑視倫理規范的總統、一個如此順從的國會、一個如此遷就的聯邦最高法院，以及一個對政治腐敗和總統以權謀私日益麻木的公眾。

如今擺在選民面前的問題是，他們是否理解了水門事件真正的教訓：維護民主不僅需要明確的倫理規則，也需要足夠強有力、能夠執行這些規則的制度，即便總統本人不愿遵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