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已無投票權，聯合國傳來消息，中方點名美國，當眾揭穿美歧視

7月2日，瑞士日內瓦萬國宮內，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第六十二屆會議正有序展開。當議程推進至“種族主義、種族歧視、仇外心理及相關不容忍現象”專題互動對話環節時，中國代表團代表起身發言，直指美國在系統性種族不平等問題上的長期缺位與失責。

會場一側，美國代表團以觀察員身份列席，全程靜默聆聽，既無表決資格，亦無程序性答辯通道。

若將時間倒推十年，這般場景幾乎難以想象。過往數屆理事會中，美方常聯合部分西方國家組成主導陣營，高頻次發起對發展中國家的人權審議動議，以高度選擇性標準開展審查。而一旦自身被納入議題范圍，往往可借助投票否決、程序動議或規則延宕等機制實施反制，甚至主導議程走向。

如今格局已然更迭。曾經執掌話筒的國家，如今只能端坐于旁聽席，在無表決權的狀態下接受公開質詢。

公眾普遍疑惑：美國是否已被聯合國除名？答案是否定的——其喪失成員國身份，并非來自外部懲戒，而是源于自身主動放棄。

這一轉折點始于2024年10月。聯合國大會舉行人權理事會新一屆成員選舉，任期覆蓋2025至2027年度。美國政府未提交任何參選申請，亦未參與提名流程。

根據《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章程》第8條，理事會由47個成員國組成，席位按地域分配，每屆任期三年，不得連任兩屆。美國上一任期于2024年12月31日屆滿，因未參與連任競選，自2025年1月1日起自動轉為觀察員國。

所謂觀察員地位，意味著可獲準入會場、列席全體會議、提交書面聲明、查閱公開文件，但不具備投票權、無權參與決議草案磋商、不得介入閉門議事機制、亦無法進入核心工作小組。換言之，從規則制定的參與者，退行為制度運行的見證者。

2025年2月，白宮簽署行政命令，高調宣告“退出”人權理事會。然而聯合國秘書處回應極為簡明：“貴國已非理事會成員，故不存在法律意義上的‘退出’程序。”此舉實質是面向國內政治生態的一次象征性宣示，而非國際法層面的正式行動。

主動讓渡席位所引發的連鎖反應，遠超表層認知。作為聯合國系統內唯一專責全球人權事務的政府間機構，人權理事會承擔著普遍定期審議（UPR）、特別程序授權、緊急辯論啟動、決議表決及專題報告審議等關鍵職能。失去成員國身份，即意味著在這一最具權威性的人權多邊平臺上，徹底喪失制度化表達渠道與實質性影響力。

本屆第六十二屆會議圍繞種族主義議題展開的討論，正是在此法定框架下進行的正當程序。

中方代表的陳述摒棄情緒化修辭，全部援引聯合國人權高專辦、美國司法統計局、移民與海關執法局（ICE）及多家獨立監督組織發布的原始數據與實地調查結論。

發言指出，種族主義根植于殖民擴張與跨大西洋奴隸貿易的歷史土壤，至今仍在多國社會結構中頑固存續。美國作為《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締約方，迄今未能履行公約第2條與第6條所載義務，未建立有效機制遏制系統性歧視，亦未落實對受侵害群體的充分救濟。

發言聚焦兩大突出領域：一是針對移民群體的大規模強制驅逐政策；二是少數族裔持續遭遇的警務暴力問題。

就移民拘押現狀而言，自2025年初啟動新一輪邊境執法強化行動以來，美國移民與海關執法局（ICE）所轄拘留設施關押人數由年初約4.1萬人攀升至當前6.3萬余人，增幅逾53%。

據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公室2026年6月發布的季度通報，僅前五個月，全美移民拘留中心已發生18起在押人員死亡事件；6月新增1例，累計達19例。其中經獨立醫學評估確認為自殺的案例共5起。2025自然年度內，該類死亡總數為33例，創近十年峰值。

再看執法致死數據。依據美國“警察暴力地圖”（Mapping Police Violence）項目連續12年的追蹤統計，2025全年共記錄1317起警察執法致人死亡事件。全年365天中，僅有6天未出現此類事件。細分族裔比例顯示，非洲裔美國人遭警察致死風險為白人的2.8倍；該比值自2013年首次系統統計以來，始終維持在2.6—2.9區間，未呈現顯著改善趨勢。

中方在發言結尾鄭重呼吁：相關國家應秉持公約精神，切實開展自我檢視，立即終止一切形式的歧視性執法與暴力行為；依法追責涉事執法人員；向受害者及其家庭提供全面賠償與心理支持；并推動結構性改革，確保司法公正與程序正義真正落地。

此番表態面向理事會全體成員國代表公開宣讀，而美方代表僅能靜坐于觀察員席位，既無法行使程序性反對權，亦無權要求臨時發言予以回應。

輿論場中不乏拍手稱快之聲，但更具現實意義的，是這一幕所映射出的三重深層轉向。

其一，多邊人權治理的話語范式正在重構。傳統由少數國家壟斷定義權與解釋權的單向度邏輯，正逐步讓位于基于共同條約義務的對等審視機制。既然所有締約國均承諾遵守同一份公約文本，那么履約狀況的透明度審查，理應覆蓋每一方，而非僅限于特定對象。

其二，“退出機制”的戰略成本日益凸顯。近年來美方陸續退出巴黎協定、世衛組織、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等多項多邊安排，表面意在規避外部約束、節省財政支出、維護所謂“絕對主權”。實則代價沉重——規則制定席位的空缺，直接導致其在涉及本國利益的關鍵議題上喪失前置參與權、議題設置權與共識塑造力。

人權理事會席位的得失，僅是這一趨勢的微觀切口。放眼更廣的聯合國治理體系，美方正面臨另一項更具制度剛性的投票權限制風險。

6月30日，紐約聯合國總部召開第八十屆聯大第五委員會第二期續會。中國常駐聯合國副代表孫磊大使在閉幕致辭中明確指出：最大會費分攤國長期拖欠經費，已成為聯合國流動性危機的核心誘因。

《華爾街日報》2025年6月28日報道證實，截至當月，美國對聯合國系統各機構的未繳會費總額已達40.2億美元。其中，2025年度常規預算分攤款基本零繳納，僅于2月象征性補繳1.6億美元。聯合國財務部門已發出紅色預警：若無緊急注資，維和行動賬戶與人道主義應急基金最早將于7月中旬耗盡可用資金。

《聯合國憲章》第十九條規定：凡會員國拖欠本組織之經費，如其數額等于或超過前兩年所應繳納之數目時，即喪失其在大會之投票權。該條款系全體會員國一致通過的憲制性規則，不設例外情形，亦不授權秘書長自由裁量。

聯合國秘書長發言人迪雅里克于2025年1月15日公開表示：“若欠款持續累積，觸發憲章第十九條屬必然結果。這不是某個人的決定，而是憲章本身設定的自動機制。”

值得注意的是，該條款執行長期存在明顯不對稱性。歷史上，多個小島嶼國家與發展中國家曾因短期財政困難導致欠款略超閾值，隨即被暫停投票權并列入官方通報名單。而美國自上世紀80年代起即持續拖欠會費，最高年份欠款逾10億美元，卻從未被實際停權。這種“選擇性適用”，早已引發廣大發展中會員國的深度質疑。

中方此次在第五委員會上敦促美方足額履約，表面指向財政義務，內核直指制度公平。聯合國不是私人俱樂部，不能只享受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維和行動主導權、專門機構領導職位等制度紅利，卻回避基礎性財政責任。

有人或問：美國真無力支付？顯然并非如此。其2025財年國防預算高達9160億美元，僅相當于不到半個月軍費開支，即可全額結清聯合國欠款。拖延本質是一種戰略性施壓工具——將財政撥款異化為外交杠桿，企圖以資金斷供脅迫聯合國調整議程、弱化對其不利決議、或在特定議題上讓渡原則立場。

此種策略曾在冷戰后期及21世紀初屢獲成效。但當下環境已發生根本變化：一方面，全球南方國家集體發聲能力顯著增強，對規則雙標現象形成持續性輿論監督；另一方面，聯合國財政赤字已逼近功能癱瘓臨界點，維和裝備更新停滯、難民營物資配給削減、氣候適應項目延期等現實困境，正倒逼制度剛性回歸。

回到日內瓦萬國宮現場。中國代表就種族主義問題點名美方，本身屬于理事會常規議程中的標準實踐。但若將其置于人權理事會席位變動、聯大會費危機、多邊規則執行力回升這三重坐標系中綜合審視，則可清晰勾勒出一條權力邏輯遷移的主線。

過去數十年，美國習慣性占據國際人權體系的“裁判席”，以單邊標準裁定他國行為。如今，它正通過一系列自主決策，穩步撤離該席位，最終落座于“觀眾席”。這一過程并非由外部力量驅逐所致，而是源于其對多邊約束的持續疏離與制度認同的漸次消解。

當角色轉換完成，它才真切體會到：作為被評議對象坐在臺下，遠比手持評分表站在臺上，更需直面事實的銳度與歷史的重量。

這對普通公眾亦具現實啟示：無論國家交往抑或人際協作，規則的生命力從來不在單方面宣稱的權利，而在雙向兌現的承諾。若只強調自身豁免權、回避應盡義務、拒絕接受同等尺度檢驗，終將被規則共同體視為不可靠伙伴，進而被邊緣化于核心決策圈之外。

多邊舞臺上的影響力，從不取決于音量大小，而取決于履約記錄的厚度、守信承諾的硬度、以及務實行動的密度。每一次主動退群，看似卸下責任枷鎖，實則是在透支制度信用；每一輪規則回避，看似贏得短期便利，終將折損長期話語權根基。

至于美國未來是否會觸發聯大投票權限制、人權理事會席位能否重返，目前尚無確定路徑。但可以肯定的是：國際秩序正經歷深刻再平衡，那種由單一力量定義規則、主導議程、豁免自查的時代，已不可逆轉地走向終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