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談|任彩茹 蘭杰 彭倩
文|任彩茹
編輯|喬芊 楊軒
“630”減員,AI是禍首還是替罪羊?
“現在公司有(減員)名單,你在這里面。”5月中的一天,林越被組長叫進會議室,對方開門見山。
林越的第一反應是平靜,他早有預料。早在今年三四月,一些互聯網公司內部便傳出要裁員的風聲。開年以來,中國互聯網大公司圍繞AI提效激進開展的token競賽、培訓會、隱形考核等,無處不在。當所有人都被卷入一場“all in AI”的運動時,“裁員一定會發生”就是大家心照不宣的共識。
但站在HR門口時,他還是迎來了情緒崩潰的瞬間:手開始發抖,猶豫了很長時間,想著怎么開頭,怎么調整自己的舉止表情。“我再也不想經歷這樣的事。”
林越月薪2萬5,一年前本科畢業,入職攜程當后端工程師——當時看,他是極其幸運的一個。互聯網招聘紅利不再,攜程幾千份簡歷只錄取不到500人,但他進入的是公司最賺錢的酒店部門,負責為商業化產品寫代碼。
但現在看,月薪2萬5、只有一年經驗的初級程序員,不裁他裁誰呢?一是賠償成本低,二是比起對業務通盤更熟的老員工,新人使用AI的效率往往更低。“有業務經驗打底,想用AI做什么,有什么影響,老員工更清楚。”林越說。
斯坦福大學在一篇名為《Canaries in the Coal Mine?》(《煤礦里的金絲雀?》)的論文中,用“金絲雀”比喻剛踏入職場的年輕人。其研究顯示,2022年ChatGPT普及以來,最年輕勞動者的就業大幅下降,到2025年9月,22-25歲軟件開發者的就業相比其2022年底的峰值下降了近20%。
最近一年,AI讓一切更卷了。攜程曾是著名的“互聯網養老廠”:程序員崗早上10點半上班,午休兩小時,下午7點就能準時下班,主APP兩周一個迭代。但林越入職沒多久,趕上AI Coding能力大爆發,已經卷成一周一個APP迭代,“每天干到10點半”。
但這種節奏加快,并不是因為業務有爆發式增長,“而是因為不找事做,就會變成邊緣部門,邊緣部門就會被砍。”林越告訴36氪。但最終,他還是沒有避免“被砍”的命運。
不過,“斬殺”也可能是無差別的。
蒼述完全沒想到,自己會是第一批出現在裁員名單上的人。
5月的一個周五,上班前半小時,“部門突然拉了一個all hands(全員會),HR直接宣布了結果,告訴大家有這個事兒。”
來美團之前,蒼述是字節的SSP校招生(Super Special Offer),高薪入職,到最后也是組內同級員工中工資最高的一個。跳槽到美團后,組內的核心項目幾乎都被放在他手中,今年本該是蒼述的晉升節點。
這場裁員潮中,“績優”、“高P”的保護屏障都失效了。蒼述的隔壁組,裁掉的兩名員工都在去年取得了“超預期”的績效評級。裁到最后,蒼述所在的小組幾乎被全員“端掉”,“這個組名義上還存在,實際已經沒人了。”
林越得知自己被裁時,才發現平時常常對接的兩位前端工程師,“頭像不知道什么時候已經灰了”;美團的一個用戶增長大群,原本的數百位成員如今只剩一半左右;阿里巴巴的高德、飛豬等業務,也處在劇烈震蕩中。
“630”成了社交媒體上的熱詞。它是國內AI真正大規模走進互聯網職場的第一個季度末。六月底到七旬中旬,既是許多公司人員汰換的慣例時點,也是這場裁員潮中普遍設定的“last day”。
風向標硅谷已經率先在裁員,特征是成批量、規模大。5月,Meta宣布裁員8000人,7000人轉崗AI部門,成為硅谷科技公司里最動蕩的一家,高管承認“公司士氣近20年來最低”;更早時候,亞馬遜宣布裁員1.6萬白領崗位,把省下的資金投向AI。
2021年上一輪裁員潮發生前,國內互聯網大公司瘋狂擴張邊界,高密度地成立一個又一個新業務,一批人被快速招募起來,又快速抹去。
但今年裁員潮的內在主線并非這樣單一。AI提效、大而重的老業務增長乏力或深陷競爭泥潭、投資AI新業務帶來的現金壓力,在這個時段交織并行。許多被通知離開的人,也很難說得清這些因素孰輕孰重。
《哈薩比斯:谷歌AI之腦》的作者稱,如同奧本海默創造了原子彈,卻無法控制它的使用,追求真理的科學家們也是“萬物的破壞者”:我們的工作、思維方式,甚至生存,都可能被“破壞”。十年前的韓國首爾,AlphaGo帶給人類棋手李世石最初的破壞。十年后,從硅谷到北京,這種破壞再次蔓延。
對大公司而言,AI是船票,它指向大模型或AI應用這類新業務。但新業務能不能干成、何時干成,沒人說得準。面對不再增長的老業務,大公司不得不在每一個確定的和不確定的方向上,更加堅決地提效、進而裁員。
林越向朋友傾訴裁員遭遇時,被安慰道,“沒關系,我們大家都會有這一天,只是你的這天來得更早一些。”但比自我開解更重要的可能是,被AI替代、被大廠裁員后,人們該如何選擇、如何行動。
焦慮的高層、加碼的中層、發瘋的基層
“以前在字節兩個月才能做出來的產品demo,我們現在兩個星期就能做出來。”一名前字節產品經理、現AI創業公司高管對36氪說,有了Claud Code、Codex這樣的工具后,自己團隊現在可以3小時做出demo,一周內完成想法驗證。
“一個產品(經理)就像一個CEO。”他說,組織結構可以隨之大幅壓縮,信息傳遞的損耗比大廠少太多,完美“熵減”。
當創業公司借助AI快速行動之時,互聯網大廠回望自身,是否會覺得自己像遲緩的巨獸?
來自大廠最高層的表態,往往是一個信號。
今年3月,美團CEO王興在高管溝通會上談到自己對AI的看法,“AI Agent對我的沖擊比ChatGPT更大,AI注定會創造巨大生產力,也一定會對組織、對工作模式帶來很大的變化。”
那場溝通會結束不久,美團在全公司范圍拉了一場線上大會,核心是宣貫“龍蝦”的安裝與使用,提倡每位同事安裝“龍蝦”,以及將日常工作盡可能寫成可復用的Skill。
會后,在美團核心本地商業從事商家運營的陳宇佳收到通知,需要在每周的周報里加上一個板塊,寫明自己利用AI做了哪些提效、有什么Skill可以推廣到全組和全部門使用。“然后就感受到大家好像拼命在把AI融入自己的工作中。”
4月的一天,一位阿里算法工程師毫無征兆地收到部門上一個月的token消耗排行榜,他以170億token消耗量赫然位列第一名,被公開表揚。部門老板表示,以后年度KPI、晉升考核都將參考這一排行。但一個月后,新的token消耗排行榜沒能如期而至,“可能老板也發現了這種排名方式不靠譜。”
新的規則接踵而至。部門領導很快又提出,員工需要在工作日的早上11點到下午6點上傳每小時的“時報”,由Agent上的插件自動記錄代碼及對話內容,生成工作總結——這意味著員工無法修改自己的時報內容。就在第二天,hr以近乎爭吵的姿態,勸阻了該領導的荒謬制度。
類似這樣的事情,已經不再讓人意外。來自高層的AI焦慮不斷下放,中層們層層加碼,努力暗示下屬,這是一場隱形的匯報競賽、軍備競賽、淘汰競賽。
盡管沒有強制每個人一定要寫Skill,陳宇佳的部門領導還是會密切關注每個下屬的token用量,不時詢問具體情況,“他也不清楚AI具體能做什么,但他說他不允許我們團隊的每個人在這次AI浪潮中落后”。有時在工作結束后的私下聚餐中,大家也會接收到老板暗暗傳達的一種危機感,“一定要把AI用起來,否則到時候我想拉你們一把都拉不了。”
阿里某AI Coding產品的一位工程師告訴36氪,集團一些業務的老板會向他們的產品團隊提出請求,希望通過增加數據埋點的方式,“讓他清楚地看到團隊成員每天使用AI的具體軌跡。”
美團的一些中層在接到裁員指標后,甚至會向上遞出一份更激進、比例更高的裁員名單——更少的人、更高的AI參與度,某種程度上直接等同于新時代的“管理成績”。
AI提效成了一個任何業務、任何職能都能去“搞一搞”的事情。但關于AI到底能做什么,要怎么落地實現,一條長長的裂縫始終橫亙在基層與管理層之間——各級老板對AI賦予無限美好的期待,基層拼命去實現、卻總也觸及不到那個設想,最終只能疲憊地“表演”。
江靈在阿里淘天集團做客戶運營,她的工作是盡可能拉齊消費者需求和商家供給。在她看來,老板們總是“把AI想得很智能、很簡單”。
就拿電商中常見的異常場景“爆單”來說,高層期待通過全量巡檢,提前找出所有“爆款”。然而,平臺一天的商品量是千萬級別,遠遠超出了現有人力和Token可以負荷的數量,于是只能小范圍測試,挑選幾十萬個商品,由于樣本范圍太小,命中率往往很低。
“作為一個員工,你沒法反駁老板的那種期待,你懂嗎?”江靈激憤又無奈。
很多時刻,江靈覺得自己就像一頭驢,有鞭子在后面抽。“累不可怕,沒有方向和正反饋,才是最可怕的。你就是不停地拉磨,也不知道最后要去哪里。”
“你不能把AI當成一個許愿池用。”一家AI公司的CTO對36氪總結,AI提效有很多前提,基礎是數據,但很多公司的數字化本身就沒做好;此外,許多流程上的卡點在“人”,是單靠AI無法解決的。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土木”
產品、運營等大廠崗位感受到的還是不確定的焦慮,而程序員只能率先接受被宣判的命運。
百度前端工程師李川第一次被AI能力震驚,是在今年初用到Claude Code。“同樣的復雜需求,用國內一些大模型可能需要五到六輪對話,用Claude兩三輪就搞定了,且完成得更好。”
他第二次被AI驚艷,是今年4月。中國大模型公司智譜發布GLM-5.1模型,“一是便宜,二是它的能力完全可以作為Claude Code的平替。”
李川當時就意識到自己的飯碗不保。到了5月,他果然出現在“名單”上。
如同一枚硬幣的兩面,一面是2026年5月,Claude Code母公司Anthropic已經實現470億美元左右的年化收入(ARR),半年時間漲了四五倍;智譜也在近期沖上萬億市值。
另一面是AI Coding能力的極速成熟,讓程序員成為了這輪裁員潮中的重災區。“各家首當其沖的幾乎都是產研團隊,尤其是前端開發、測試開發這樣的崗位,通常很容易被老板認為含金量不再。”一位互聯網公司HR告訴36氪。
2025年,李川以校招生身份進入百度,成為一名前端工程師。一年前參與校招面試時,AI還僅僅扮演著搜索引擎的角色,只能通過簡單問答來輔助編程,面試官全程都沒有談及AI。
“前端”是李川理想的職業,因為這是一個所見即所得的工作,代碼質量直接體現為產品界面上的每個細節。每到過年,告訴家人“打開百度app,上面那個東西是我做的”,會讓他嘗到成就感和“工作的意義”。
多年以來,大公司的程序員被涇渭分明地劃分為算法、前端、后端、測試等職能,前端對審美、交互等軟性能力要求更高,后端則更需要嚴謹的技術能力。這一行的薪資水平和“鄙視鏈”,也直接跟“技術含量”掛鉤——前端比測試高,但不如算法工程師和后端工程師。
僅僅一年,李川熟悉的一切已經地覆天翻。寫代碼和改代碼的工作被AI大面積接管,程序員的幾種職能也模糊了界限。甚至產品經理也能一腳跨進編程的門。
阿里的一個開發部門,今年五月接到部門老板的通知,要求大家暫停所有的非緊急需求,每個團隊開發一個Agent,以后針對任何業務需求,都只能由產品同事直接與Agent對接。程序員只能修改Agent,不能碰代碼。老板還暗示,到今年十月份,做得好的團隊將接替不好的團隊來維護Agent。
騰訊CSIG的技術團隊研發了一條為公司App修復bug的流水線——由AI修復bug,程序員只需要在bug解決完成后進行檢查,點擊“確認”按鈕,代碼就會合入,它的修復準確率目前可以達到50%。
阿里巴巴5月在內部成立了一批全棧小組,讓前端、后端和測試工程師都轉成“全棧工程師”,成為“超級個體”。6月開始,美團內部也在全面推行前后端開發的合并。
轉“全棧”理論上是可行的,但實踐起來,卻是扒掉一層皮的痛苦過程。
突然被轉為全棧工程師的韓之,根本沒有太多時間學習,很快就要開始自己的第一個“全棧”項目,前后端開發、測試由她一人包攬。“現在我所有需求都是‘倒排’的,規定幾號幾號前上線,”她最近工作強度打滿,晚上9點手頭的活兒還沒干完,“我實在太累了”。
但大勢不可違。從去年底到今年初,中國幾家頭部公司都在盡可能地撒錢,推動程序員消耗token,逐漸淘汰“古法編程”。
最高峰時,騰訊CSIG團隊成員享受的是2000美金/月的token額度,只要訴求合理、有相應的代碼產出,用完還可以申請翻倍提額。token使用量也同步被納入考核,“當你的用量很低時,你的leader會問你為什么。”因此,一些人會把用不完的token額度借給別人。
多年以來,大廠程序員意味著高薪與光環。他們是互聯網公司的基石,“程序員精神”的內涵是開源與分享,是代碼的簡潔與優雅,是沒有雜音的唯成果論,是看到字符在屏幕上跳動時的興奮感。
但時代變了。幾乎每一位受訪的程序員都對36氪談到同樣一種感受,“離開AI將無法工作,假如AI‘掛掉’了,我寧愿花大量時間去找新的Codingplan,也不愿意自己去看代碼改一改”——再去談論所謂的“程序員精神”,也顯得不合時宜。
李川說,昔日一個優秀程序員的修養是學習和迭代,因為過去幾十年編程語言一直在變,不學就跟不上技術前沿。他和朋友們周末去咖啡館研究新技術也是常有的事,“這個群體本身就挺卷的”。但AI恐怖的迭代速度讓人徹底失語。
“如果AI Coding鎖死在25年的水平就好了,能抹平我這種一兩年資歷和七八年資歷人的技術水平,同時又不能真正代替人,還有很多‘對話框’之外的事可做。”林越感嘆。但技術不會為誰停車,現在他毫不懷疑,程序員的消亡已經是進行時了,“就像珍妮機發明后的紡織工人一樣”。
舊增長沒了,新賽馬啟動
當技術給一家公司的效率注入倍數級杠桿,隨后發生的事情無外乎兩種——同樣的人做更多的事,又或者,一家公司不再需要這么多人。
“我們不裁員。”一家軟件公司CEO對36氪說,好不容易“調教”出了這些對行業、開發方法富有認知的程序員,每一個都是公司的財富,當AI Coding把編程效率提升了5倍,他要做的不是裁掉4/5的人,而是把業務擴大5倍。
這愿望固然美好,但問題在于,市場還有這么多增量嗎?
被裁之前,林越短暫體會到AI寫代碼的“解放感”,但很快,他反倒變得更忙了。以往,業務對App細節有迭代需求時,總要等排期慢慢來。現在業務的需求越堆越快,無論可不可行、重不重要,都讓研發團隊“先做出來試試”。
但這些需求在林越看來多少有點“雞肋”——最小的“banner位”修改一下文案細節,又或是將浮窗廣告由“免費取消”改為“積分抵扣”。“產品經理變變這個,變變那個,我們會做AB測試,改后效果能變好的情況真的不多。”
“越沒有增長的部門越是all in AI,總要找點新故事講嘛。”蒼述說。他既待過外賣業務,也待過無人機業務,以他的親身感受,前者卷AI的氛圍比后者濃得多。
一位剛在Meta經歷了大裁員的Infra工程師告訴36氪,學會壓榨AI后,他和同事們以前沒時間做的事情,“現在都想做一做”。但如今一大批人離開,留下的同事又開始把那些必要性不高的工作砍掉。
擺在所有人面前的現實是,移動互聯網時代跑出的明星產品們,如今都很難再通過“做更多工作”而實質性地推高增長。其中一些公司不僅沒有增長,還因激烈的外部競爭而失血嚴重。
2025年外賣大戰幾家公司燒了2000億,將美團的利潤與現金流拖入泥潭,這讓人均貢獻利潤原本就低的美團率先進入裁員周期。但換個角度看,美團的業務高度依賴線下履約,AI提效空間跟線上化程度更高的公司比是偏小的,“如果連美團都能通過AI提效減員,那其他公司一定會跟進。它是一個風向標。”一位美團員工說。
傳統現金牛業務廣告持續萎縮的百度,在阿里內部長期邊緣、貢獻微薄的飛豬和高德,也都是類似情況。
舊業務的裁員難以避免,那么活水的機會存在嗎?
一些管理層在談起裁員話題時,會告訴員工“公司現在也搞AI,可以試著去找找自己能做的項目。”一位美團員工告訴36氪。近日,美團核心本地商業新成立了AI Transformation部門,主要職能是探索用AI梳理業務的內部流程;此外,不少核心中高層也在親自帶隊做AI相關項目。
字節的一位產品經理王岳告訴36氪,他正在內部創業,做一款面向B端客戶的AI提效類產品,“公司鼓勵大家去做這樣的探索”。在立項之初,他們不僅主動抹掉了“設計”和“測試”兩個職能,還要向評審會強調,這款產品未來將節省多少人力成本。王岳的另一位同事在開發AI客服的Agent產品,其2026年的OKR就是“幫助公司裁掉xx%的客服”。
如今,這樣的項目,在每家大廠都有十余個或數十個小團隊在做。“有時候會幾個團隊做同一個方向,誰跑出來了,公司就集中資源推誰。”——一場新的賽馬開始了。
變動的除了業務重心,還有組織形態,比如抹去更多中層管理者。
騰訊從今年起開始推行項目制,弱化管理職級,給負責人恢復專業職級;美團在今年年中盤點時裁掉了一些L9(事業部總監級),還在近期全面取消X1節點(此前最低的一層管理節點),減少管理層級。
就讓我們揮別過去
AI的巨浪究竟會把人帶往何處,多數人都還沒有一個“頓悟時刻”。
離職緩沖期結束前的六月中旬,林越已經在密集推進淘寶、快手和字節的面試。繼續“大廠程序員”的職業生涯,仍然是他內心期盼的最優路線。但這些公司的橄欖枝至今沒能如愿拋來,“太難了。”林越說。
“找到一份工作是容易的,但一旦從大廠去了中廠、小廠,你就不可能再回到大廠了。”在林越心里,放棄大廠某種程度意味著永久性跌落,他不愿“退而求其次”。
也有人放下“大廠執念”。李川從百度離職后的第三天,便無縫入職了一家初創公司。順其自然地,他的崗位從過去的“前端工程師”變成了“全棧工程師”。這家公司的主力產品是辦公類的AI Agent,還給他漲了薪。
盡管大家都說時代變了、程序員的技能不再可靠,李川仍然有一些“技術憧憬”,希望以技術人員的角色參與到一款被用戶喜愛的產品中,而這未必只能在大廠實現。
從阿里離開后,江靈入職了一家老牌汽車公司。她如今的工作內容不必強行與AI關聯,不用再每天焦慮“老板的AI任務能不能完成”,當然也不用再“拼命表演”。江靈最近負責的一個項目9月30日才上線,“這些任務落在我的舒適區,時間又寬裕,人真的會身心愉悅許多。”
最近,她所在的部門每每放出招聘崗位,“都有一堆什么阿里的人過來面試,瘋了一樣地往制造業跑。”
也許程序員群體最終還會留下10%,但蒼述不想再找大廠的工作,“去卷成這絕望的10%”。
5月被美團裁員后,他果斷踏上了創業道路。AI浪潮前,他就以副業形式嘗試自己做點什么。彼時,只是建社群、兜售一些技能,就讓他體會過月入十萬的滋味。
今年三四月時,蒼述社群里的一些“學員”,已經踩著浪潮投身AI創業,“開了自己的公司,招了很多人,我還苦哈哈在這上班,這對嗎?”他問自己。
如今,蒼述的創業項目是面向海外,圍繞罕見病用戶的需求開發系統、做獨立產品,他也在小紅書賬號“蒼述(戒掉月薪版”與海外社媒上向網友分享進展。主產品之外,他還在多線并行一些小產品,以此保持手感,“一個小工具最多三四天完成,復雜系統可能需要半個月。”——這都遠遠快于大廠的常規排期節奏。
AI或許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強的智力杠桿,它可以把個人能力放大N倍,可以支撐大部分初創產品的落地,也可以讓每一個好的idea被快速看見并定價。
生于2000年的蒼述說,自己是一個注定創業的人,但假如沒有這次裁員,他可能不會在此刻行動。“公司幫我做了決定。”
“既往不戀,縱情向前”,這是美團給每位離職員工告別短信中的最后一句話,也是最近許多大廠人離開時會提起的一句話。在AI帶來的這場復雜變革里,離開大廠、留在大廠,都無法再延續過去的路徑。
短暫的“碎”過之后不是躺倒。轉行也好,創業也好,先接受變化的人或許能先看到不一樣的世界。
(周鑫雨對本文亦有貢獻;應采訪對象要求,文中林越、江靈、李川、王岳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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