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廢奴者曼徹斯特布道，10500人請愿，奴隸貿易仍繼續

曼徹斯特座堂的一條洗禮記錄，為英國喬治王時代黑人曼徹斯特人的生活提供了線索。一則教區記錄揭示了一場對廢奴事業具有關鍵意義的爭論。當時，英國境內估計生活著20000名黑人。

1787年，廢奴主義者托馬斯·克拉克森在曼徹斯特座堂發表布道。當時，這座城市正舉行首次反對跨大西洋非洲奴隸貿易的大規模集會。克拉克森后來寫道，他看到“許多黑人聚集在講壇周圍”。不過，人們對喬治王時代曼徹斯特黑人的了解一直很有限。因此，曼徹斯特座堂教區檔案中一條最近重新發現的記錄，顯得尤為重要。

這條手寫記錄讓人得以窺見一名18世紀生活在曼徹斯特的非洲裔被奴役少女的經歷。當時，據估計，英格蘭境內最多有20000名黑人。這條記錄日期為1798年12月26日，內容寫道：“印第安娜·蒙迪，14歲。來自非洲海岸剛果的一名黑人女孩，被轉交給圣基茨的佩頓先生，后又由其轉給阿奇博爾德·佩頓醫生，今日受洗。”

如今，在遺產彩票基金支持下，座堂預計將為印第安娜以及其他曾在曼徹斯特遭受奴役的人設立紀念物。紀念物將于“克拉克森日”揭幕。每年10月28日，曼徹斯特座堂都會在這一天反思奴隸制遺留問題。

盡管早期研究已注意到這則內容異常詳細的洗禮記錄，但座堂研究官員凱茜·赫斯特最近在整理18世紀賬簿時，偶然重新發現了原始條目。其他記錄顯示，把印第安娜帶到曼徹斯特的阿奇博爾德·佩頓，是一名來自利物浦的醫生。他在前一年，也就是1797年11月，剛剛在這座座堂與薩拉·伯頓結婚。

人們認為，印第安娜當時是佩頓夫婦家中的仆役。彼時，黑人仆役被視為身份象征。“異域風格”的名字也很流行，而“蒙迪”在拉丁語中意為“世界的”，很可能是佩頓夫婦為她取的名字。

阿爾·納西爾還說，盡管外界對印第安娜的具體經歷所知甚少，但“洗禮通常意味著有人與她建立了某種情感聯系，并希望把她納入自己的家庭”。印第安娜來到曼徹斯特時，來自西非和中非的被奴役者正經由兇險的“中間航道”被運往圣基茨等英國殖民地。到18世紀晚期，圣基茨約有70座甘蔗種植園。

對黑人而言，在被奴役期間接受洗禮，不僅具有宗教意義，也具有政治意義。阿爾·納西爾說，在英國各殖民地，奴隸受洗一直受到刻意阻撓。種植園主擔心，基督教教義——尤其是摩西帶領以色列人脫離奴役的故事——會鼓勵識字和反抗。

當時還廣泛流傳一種看法，認為洗禮意味著法律上的自由。阿爾·納西爾解釋說：“當時的論點是，你不能給一件物品施洗，只能給一個人施洗——既然他是人，就不能把他當作財產對待。”

這一論點后來成為廢奴事業中的關鍵一環。1771年，也就是印第安娜在曼徹斯特受洗的20年前，倫敦一名被奴役的黑人詹姆斯·薩默塞特接受洗禮，三名廢奴主義者擔任其教父。此后，他拒絕繼續為自己的“主人”查爾斯·斯圖爾特工作。這是英國黑人歷史上的一個重要時刻。

按照斯圖爾特的命令，薩默塞特被綁架，準備運往牙買加。但在隨后引發的“薩默塞特訴斯圖爾特案”中，法官裁定，任何主人都無權以武力拘禁被奴役者，并將其運往海外出售。

薩默塞特因此獲得自由，但這一裁決范圍有限。作出判決的曼斯菲爾德勛爵，其外甥女迪多·貝爾擁有混血血統。法官本人并不想激怒那些靠奴役制度獲利的商人階層。

美國開國政治人物本杰明·富蘭克林當時就在薩默塞特案的旁聽席上。回到美國后，他報告了倫敦法律思路的變化。阿爾·納西爾表示，這促使美洲殖民者愈發相信，作為英國殖民地，他們最終將被迫解放被奴役者，而這種前景也成為美國獨立戰爭的推動因素之一。

在英格蘭，倫敦一些被奴役者開始逃離主人，自稱已經獲得自由。消息傳到曼徹斯特后，一些主人開始把被奴役者運往海外，以維持控制；另一些人則恰恰設法前往英格蘭，希望通過受洗獲得自由。

無論是克拉克森1787年在座堂中見到的那群黑人曼徹斯特人，還是4年后受洗的印第安娜·蒙迪，都不能被當然視為自由人。

英格蘭境內被奴役者的法律地位當時仍存爭議。許多試圖主張自由的人，又被無視薩默塞特案精神的主人重新抓獲并驅逐出境。跨大西洋非洲奴隸貿易仍在繼續。阿爾·納西爾說：“英國船只直到1807年都還在正式前往西非，把人不僅運往加勒比和非洲，也運到利物浦，并在那里市場上出售。”

在這樣的背景下，克拉克森1787年訪問曼徹斯特，成為基層廢奴運動中的一個重要時刻。抵達曼徹斯特前，他在利物浦曾遭到跨大西洋奴隸貿易支持者的刺殺未遂。到了曼徹斯特后，他發現當地聽眾反應積極。他的布道促使五分之一的曼徹斯特居民——共10500人——在反對奴隸貿易的請愿書上簽名，隨后請愿書被提交給議會。

克拉克森后來這樣寫自己在座堂的見聞：“當我走進教堂時，里面擠得滿滿當當，我幾乎無法走到自己的位置……我還驚訝地發現，許多黑人聚集在講壇周圍，大概有40到50人。”

盡管曼徹斯特在建立于被奴役非洲勞工基礎上的國際棉花貿易中居于核心地位，但在這座座堂建筑中，克拉克森在“外來布道者登記簿”上的簽名，以及印第安娜的洗禮記錄，仍只是少數幾處可見的歷史痕跡之一。

赫斯特說：“作為一個機構，我們必須面對這段歷史——不能只是一味慶祝我們曾在廢奴運動中扮演重要角色。”教區記錄還為17世紀、18世紀和19世紀的黑人生活提供了更多零散線索：埋葬記錄、洗禮記錄，以及簡短的附注，往往就是僅存的全部痕跡。

1757年5月20日，“約翰·莫斯先生的一名黑人菲利普”被安葬在曼徹斯特座堂。1831年8月26日，22歲的曼徹斯特居民伊麗莎·奧爾本——“一名來自上德意志的棕色女孩”——也被安葬于此。

在曼徹斯特市中心其他地方，1771年，“伊米和范妮，兩名西印度群島女孩，一人約15歲，另一人約13歲，系蘇格蘭人坎貝爾先生的非婚生女兒”，在克羅斯街禮拜堂受洗。1767年，“弗朗西絲·威廉斯……一名黑人婦女”則在圣瑪麗牧師公館教堂受洗。這些零散記錄共同勾勒出黑人在曼徹斯特生活過的歷史痕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