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恨制造虛假安穩”，杜倫大學教授稱英國情緒政治條件仍在延續

情緒政治：為何“乏味”的首相基爾·斯塔默會激起如此強烈的情緒反應？民調顯示，基爾·斯塔默辭去工黨領袖職務時，已成為現代英國最不受歡迎的首相。兩年前，他還曾帶領工黨贏得戰后第二高的議會多數席位。

但在這兩年里，“基爾·斯塔默是個混蛋”的口號，出現在反對庇護政策的抗議活動、足球場、音樂節以及電視轉播的飛鏢比賽現場。臉書和X平臺上充斥著反斯塔默內容。英國改革黨在5月地方選舉中的競選口號則是：“投票給改革黨，把斯塔默趕下臺。”

左翼和右翼都各自有一套理由，盡管這些理由彼此矛盾，但都足以讓他們厭惡斯塔默。奇怪的是，這種極端敵意竟然指向這樣一位冷靜、克制、情緒并不外露的政治人物。這似乎已經超出了首相通常會遭遇的那種來自反對者的憤怒。

對斯塔默的反感，甚至近乎仇恨，并不只是因為他作為首相的表現。這也體現了與安娜·塞科爾在同名著作中所說的“情緒政治”。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在英國和美國，政治已不再主要圍繞通過政策和綱領表達的連貫意識形態展開。

相反，右翼民粹主義、左翼進步主義等政治運動，如今更多是在為人們提供一種感受過去和未來的方式。在2008年之后那個充滿不安全感的世界里，這些運動為人們提供了強烈的情緒體驗和歸屬感。情緒也會把人連接起來，或彼此隔開。對于斯塔默辭職，有人感到興奮，有人悲傷，有人如釋重負，也有人幾乎無感。僅僅是這種反應本身，就足以讓選民與情緒相近的人建立聯系。

“斯塔默遭人憎惡”的一個關鍵條件，在于工黨如何在2024年大選中贏得那場“無人真心熱愛”的壓倒性勝利。書中指出，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中間派政治人物在民粹主義者和進步派的雙重挑戰下，很難重新確立政治主導地位。工黨在大選中的應對主要有兩點。第一，工黨提出“變革”的承諾，試圖呼應公眾長期以來對“有所不同”的期待，這種期待在英國“脫歐”等事件中已有體現。

第二，工黨宣稱，政治將再次盡量少地介入普通人的生活。與唐納德·特朗普、鮑里斯·約翰遜等右翼民粹主義者的出格表演和政治噱頭相比，“乏味”被塑造成一種優點。工黨提供的是這樣一種前景：人們可以從政治中抽離出來，同時某種積極變化正在發生。

在選民對保守黨14年執政普遍感到厭倦的背景下，這些承諾幫助工黨贏得了壓倒性勝利。但正是這種缺乏熱愛的勝利，使斯塔默很快成為強烈情緒的理想承載對象。由于缺乏真正的情感依附，斯塔默很快成了各種長期積累的不滿與怨氣的集中投射對象。當人們沒有立刻看到或感受到自己期待的變化時，這些情緒就進一步加劇。

從左翼看，斯塔默在移民等議題上的立場，辜負了一些人對漸進變革所抱有的微弱希望。從更保守的立場看，斯塔默則成了腐敗精英或建制派背叛英國人民的最新例證。

由于幾乎沒有人對斯塔默形成積極的情感認同，也就沒有一個支持者群體能夠對沖社交媒體不斷制造并依賴的憤怒與憤慨。那股負面情緒的漩渦之所以能牢牢附著在斯塔默身上，是因為他的政治風格明顯屬于正在遭到排斥的中間派技術官僚傳統。

含糊其辭、平淡無味，以及常被視為缺乏政治承諾，這些特點與政治立場截然不同的兩類人物形成鮮明對比：一類是英國改革黨領袖奈杰爾·法拉奇，另一類是紐約市市長佐赫蘭·馬姆達尼。他們在公眾面前都顯得更自信，也更從容。

仇恨是一種強烈情緒，而這種強度正是當下情緒政治的核心。因此，表面上針對斯塔默的仇恨，也關乎人們體驗強烈情緒本身，以及這種體驗如何影響他們的日常生活。強烈情緒會打斷無聊、孤獨以及其他日常性的倦怠。在充滿不確定和焦慮的時代，仇恨還會制造一種虛假的安穩感，因為它讓人能夠毫不含糊地站到某種事物的對立面。

更重要的是，與他人共享同一種強烈情緒——哪怕是負面情緒——本身就是一種集體經驗。和其他人一起高喊“基爾·斯塔默是個混蛋”，也許帶有虛無意味，甚至具有攻擊性，但這同樣是一種與持相同感受的陌生人建立聯系的方式。

圍繞斯塔默的強烈情緒終將消退。但那些讓輕蔑與厭惡成為英國政治一部分的條件，依然存在。如果安迪·伯納姆成為下一任首相，他將如何回應這些條件，以及如何面對當下的情緒政治，將對其政治事業的成敗至關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