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魯大學教授：250歲的美國，正在反叛它塑造的世界｜IPP編譯

IPP評論是國家高端智庫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官方微信平臺

導語：當地時間7月3日，即美國獨立日前夕，美國總統特朗普在南達科他州總統山發表演講。據法新社報道，特朗普在演講中警告所謂“共產主義威脅”正在美國“卷土重來”，他還稱“來到美國的新來者”信奉的理念“與美國的生活方式和取得的巨大成就背道而馳”。

有分析指出，特朗普本應在美國建國250周年紀念活動中強調國家團結，但他卻執意復刻歷史上的“紅色恐慌”邏輯，將反共、反移民捆綁，進一步將美國社會圍繞身份認同與意識形態上的撕裂擺上了臺面。

在著名冷戰史學者、耶魯大學教授文安立（Odd Arne Westad）看來，美國正越來越狹窄地執著于某些議題，而這些議題往往深受國內政策分歧或個人情緒的裹挾。特朗普正是捕捉了這種社會心理，打造出建立在公眾怨憤之上的政策敘事。究其深層原因，過去一個多世紀里，美國一方面推動自由貿易、資本主義擴張和全球秩序建構，另一方面又長期受制于種族矛盾、反革命本能和國內政治分裂，從而暴露出美式帝國主義的內在矛盾與歷史局限。

文安立( Odd Arne Westad )

著名冷戰史學者、耶魯大學歷史與全球事務伊萊休講席教授、耶魯大學法學院蔡保羅中國中心高級研究員 ?

自誕生以來，美國便不斷按照自身形象重塑世界。相對較高的經濟增長率、在西半球日益增強的主導地位，以及一種善于創造“有用創新”的特殊能力，共同推動這個國家不僅走向強大，也成為許多國家競相效仿的對象。美國全球影響力的擴展，并不只是依靠軍事和外交力量，也同樣來自其經濟、社會與文化層面的吸引力。

進入20世紀后，美國在世界上的地位已變得獨一無二。它不僅強大到足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而且在全球范圍內具有廣泛吸引力，甚至受到許多國家和民眾的歡迎；而這一點，許多美國人其實從未真正理解。

從許多方面看，美國是第一個同時具有“全球性國家”特征的帝國。它由歐洲定居者創建，自1870年以來，已有近8500萬移民抵達美國；在當前美國人口中，約5100萬人為移民，近一半人口至少有一位祖父母輩出生于海外。

1880年前后，美國正在經歷第二次工業革命，鐵路、鋼鐵、城市工廠快速擴張，需要大量勞動力。與此同時，歐洲很多地區貧困、人口壓力大、政治動蕩，不少人選擇橫渡大西洋去美國。圖片為1880年左右抵達紐約的移民。圖源：Getty Images

移民一直是美國最大的力量來源，也是其吸引力所在。但在國內政治中，移民問題也始終是麻煩之源。美國人不斷擔心，新一波移民會對這個國家造成怎樣的影響——哪怕那些表達擔憂的人，自己也不過是比后來者早一點坐船抵達而已。

對整個世界而言，美國的開放性一直是它最重要的魅力所在。任何人都可以成為美國人，無論是通過消費、文化，還是通過移民。一個在印度長大的人，可以夢想有朝一日憑借努力工作成為美國公民；一個在黎巴嫩上學的人，也可以組建一支演奏美國音樂的樂隊，并想象自己置身于洛杉磯或納什維爾。

美國對世界的重塑，既關乎這些價值，也關乎經濟和軍事力量。而且，至少在現代史上，沒有任何其他國家曾擁有接近這種程度的吸引力。

2026年7月3日，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在南達科他州基斯通的拉什莫爾山國家紀念公園舉行的獨立日活動上發表講話。圖源：法新社

當然，美國也曾以更直接的方式干預海外事務。歷任美國總統通常認為，自己是在為自由事業而行動，盡管“自由”這一概念無論在美國國內還是在世界其他地方都充滿爭議。美國的主要干預對象包括貿易限制、威權主義和擴張主義——兩次對抗德國，對抗日本，以及在冷戰中對抗蘇聯。第一次世界大戰是一條分界線：那是美國第一次派遣本國士兵遠赴海外，與其他大國作戰。盡管與其他大國相比，美國傷亡人數較少——略高于30萬，而英國接近300萬，俄羅斯超過700萬——但這場戰爭在美國國內造成了嚴重的心理沖擊，使國家在干預主義者與反干預主義者之間分裂了將近一代人。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及隨后到來的冷戰，則造成了更加致命的后果。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死傷約100萬人；在冷戰中死傷超過30萬人，主要發生在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

冷戰及其后果使美國成為世界霸主。它是一個除名義之外事實上的全球帝國，擁有遍布世界的聯盟、利益和關切。成功重建歐洲和日本，并將它們納入一個由美國主導的經濟和政治世界秩序，是這一事業的核心，也推動了一個快速全球化——或者說美國化——的國際體系形成。

至少自20世紀初以來，美國一直在思考如何運用自己的全球權力和吸引力。其中一些答案即便不是早已給定，也至少被美國自身的歷史經驗高度決定了。傳播資本主義和消費主義反映了美國19世紀的經驗，同時也推動了美國在海外的經濟利益。

2026年4月1日，在美國華盛頓特區，當最高法院就特朗普政府限制移民子女出生公民權的合法性舉行口頭辯論時，示威者在最高法院大樓外舉著寫有“生于美國=公民！”標語的字母。圖源：路透社

促進貿易也符合美國的歷史經驗和現實利益。美國領導人一貫推動進入外國市場，努力打開那些此前尚未完全向外國商業開放的國家和地區的大門，有時甚至訴諸武力。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美國自己直到很久以后才愿意開放本國市場，而這一過程始于20世紀30年代。盡管華盛頓長期建議他國開放市場，但可以說，美國自身直到20世紀80年代的里根政府時期，才真正開始實踐自由貿易。

美國對世界的另一些態度，則更具偶然性；不過，它們同樣與美國自身的歷史經驗有著強烈聯系。美國外交政策長期表現出一種持續傾向：害怕并反對社會革命。

18世紀末，許多美國領導人把法國大革命視為自身革命的“邪惡雙生子”，因為法國大革命強調平等和社會正義。一個世紀乃至更久之后，他們的繼任者又把歐洲或發展中世界的社會主義視為美國主義的對立面。

對美國人來說，對個人自由的強調，往往壓倒了社會改良的重要性。他們常常把系統性緩解貧困和不平等的嘗試，視為對各地自由本身的威脅。當然，20世紀的革命者犯下了足夠多的罪行與暴行，足以讓人們反對他們——而且這種反對并不只存在于美國。但美國對革命的抵觸，更多是一種本能反應，而不只是基于某些激進實驗帶來的可怕經驗。

美國外交政策中另一個根植于本國歷史的執念，是種族問題。美國建國時自由與奴隸制之間的根本矛盾一直異常持久，即使在20世紀后半葉美國人開始認真面對自身過去之后，這一矛盾仍未真正消散。種族主義的遺產，加上對社會革命的抵制，使美國不愿支持那些在許多方面定義了過去100年歷史的反殖民斗爭。這一缺陷損害了美國在許多后殖民國家領導人眼中的形象，其影響至今仍在延續。

與此同時，美國的干預主義歷史也在國內引發了反作用。這并不是孤立主義，而是一種對世界總體潮流的疏離。美國人并不只是厭倦了本國的全球角色——相當一部分人認為，這一角色帶來的不過是無休止的戰爭、不公平競爭、就業流失和不受歡迎的移民。在許多方面，他們也正在反叛美國自己建立起來的全球體系。

在從安全、貿易到氣候變化和流行病等一系列問題上，相當多美國人的看法——尤其是現任政府支持者中的壓倒性多數——已經與其他國家的人們格格不入。不到三分之一的共和黨選民相信人為驅動的氣候變化，支持電動汽車，或贊成降低關稅。更重要的是，認為社會不平等無論在國內還是國外都是一個問題的人相對較少。而在全球范圍內，平均接近80%的人認為，不平等是一個“非常嚴重”或“比較嚴重”的問題。

除了這些諸多分歧之外，種族問題也再次浮上臺面。在冷戰后期及冷戰結束后，美國在海外關于種族平等的形象曾取得顯著改善。然而，現任總統被廣泛視為毫不掩飾的種族主義者，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他對移民的態度。2025年12月，在一場集會上，美國總統特朗普進一步發揮了他2018年那番引發爭議的言論：

“為什么我們只接收來自糞坑國家的人？為什么不能讓一些來自挪威、瑞典的人來，就幾個？讓我們從丹麥來幾個……我們總是接收來自索馬里的人，來自那些骯臟、污穢、令人作嘔的地方。”

2025年12月9日，特朗普在賓夕法尼亞州波科諾山發表講話,吹噓自己暫停了來自他所謂的“第三世界”國家的移民。

特朗普優先將南非白人作為難民接納，也引發了全球范圍內一種獨特程度的反感。在2025年10月至2026年4月期間，美國重新安置的少數難民中，99%來自南非，而在南非，白人控制著國家絕大部分財富。來自阿富汗的難民只有3人，而美國曾在阿富汗打了20年戰爭。

這些變化中的態度和政策，應當放在世界變化的背景下理解。自1945年以來，美國第一次在經濟和戰略層面都面對真正的競爭對手。因此，美國塑造世界的能力正變得越來越有限。這個國家越來越狹窄地執著于某些議題偏好，而這些議題常常受到國內政策分歧或個人怨恨的影響；這種情況正是那些感到自身地位受到威脅的大國所特有的。

現任政府政策中最令人好奇的一點是，它們確實構成了某種革命：一種象征性的、針對美國自己創造出來的世界的反叛。特朗普打造了一種建立在怨憤表演之上的政策。它旨在為國內黨派立場提供即時滿足，卻幾乎沒有任何戰略上的連貫性。

當然，這個國家在總統的做法上仍然嚴重分裂，特朗普目前的支持率約為36%。這使得民主黨很可能很快重新掌權。從更長遠看，美國無疑會從當前的分裂和危機中恢復過來。但當它恢復時，世界將已經發生根本轉變，經濟多樣性和大國多極化都會進一步增強。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也將是一個由美國幫助造就的世界——更多是通過否認和疏忽，而不是通過設計。

*文章原標題為“America, the Once Global Nation”，于2026年7月2日發布于《外交政策》雜志。

IPP公共關系與傳播中心

排版 | 周浩楷

審閱 | 劉 深

終審 | 劉金程

IPP評論熱門文章

關于IPP

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IPP）是一個獨立、非營利性的知識創新與公共政策研究平臺。IPP圍繞中國的體制改革、社會政策、中國話語權與國際關系等開展一系列的研究工作，并在此基礎上形成知識創新和政策咨詢協調發展的良好格局。IPP的愿景是打造開放式的知識創新和政策研究平臺，成為領先世界的中國智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