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很多人把這個問題簡單理解成“信不信任”或者“用不用中國系統”，但如果放到2026年6月的國際金融現實里看，其實核心不是選擇題，而是結構性問題。結算系統本質上是金融基礎設施，不只是工具，更是一套國家之間權力、規則和風險分配機制。
先說一個基礎事實：CIPS并不是排他性系統，它更像一個開放的跨境人民幣清算通道，重點在“連接效率”和“人民幣使用便利性”。而伊朗、俄羅斯推動的自有系統，本質上是“國家級金融備份網絡”，目標不是替代誰，而是確保在極端環境下不被卡住。
尤其在過去幾年國際制裁和金融摩擦頻繁出現之后，俄羅斯在SWIFT體系受限后的經歷，對很多國家形成了現實教育：一旦單一全球結算網絡出現政策性干預，本國銀行體系可能瞬間失去部分跨境能力。
這種風險對大國來說是不可接受的，所以“自建一套”成為必選項。從伊朗的情況看，由于長期面對外部金融限制，它的發展路徑更偏向“區域化+去中心依賴”。
最近推動的亞洲區域結算合作機制，更多是嘗試建立一個多邊替代網絡，讓成員國之間可以用本幣或籃子貨幣直接結算，減少對美元清算路徑的依賴。這種體系和CIPS并不沖突，而是并行存在。
再看俄羅斯，它的SPFS系統更多是“應急型金融內網”。設計邏輯很明確：哪怕國際連接被壓縮，也必須保證國內銀行間清算不斷裂。
它追求的是可控性，而不是全球覆蓋率。換句話說，它寧愿功能少一點，但必須自己完全掌控。那么為什么不直接依賴CIPS？
關鍵在于“控制權邊界”，CIPS雖然由中國主導建設，但其定位是國際支付基礎設施，而不是成員國的金融主系統。
加入CIPS并不能解決一個國家最核心的擔憂：當外部環境變化時，自己是否還能完全自主切換支付路徑。金融系統和互聯網類似，接入一個全球平臺很方便，但真正涉及國家安全時，每個國家都會保留“本地服務器”。
結算系統也是一樣邏輯：可以接入多個系統，但必須有一套自己說了算的底層架構。還有一個現實因素是制度適配問題。
俄羅斯、伊朗的金融體系結構、監管規則、資本管控方式差異很大，這決定了它們很難完全依賴某一套外部標準化系統。自建系統可以把本國銀行規則、能源貿易結算、制裁應對機制統一嵌入，從而提高處理效率。
從中國角度看，CIPS本身的設計并不是“收編式網絡”，而是“樞紐型網絡”。它更強調開放連接能力，而不是替代各國金融主權系統。
這一點決定了它不會也不可能取代SPFS或伊朗的本幣結算體系。在2026年的國際金融格局中，一個明顯趨勢是“多層并行”：SWIFT仍然存在但影響力相對分散，CIPS持續擴展跨境人民幣使用范圍，而區域性系統不斷增加。
各國不再押注單一通道，而是構建“系統組合”，從這個角度看，俄羅斯和伊朗自建系統，并不意味著排斥CIPS，反而說明它們在同時使用多套網絡：能用就用，必要時切換，關鍵時刻不被鎖死。
這種策略更像風險管理，而不是政治站隊。另一個容易被忽略的點是“議價能力”。
如果一個國家完全依賴某一個結算體系，它在貿易談判中的金融空間就會被壓縮。而擁有自有系統，就意味著在極端情況下仍然可以維持基本貿易流動，從而提升整體博弈彈性。
當然，這種多系統并存也帶來成本問題，包括技術重復建設、標準不統一、跨系統清算摩擦等。但對很多國家來說，這些成本低于“失去金融自主權”的風險。
未來更可能出現的不是誰取代誰，而是系統之間的互聯協議逐步成熟。比如CIPS與區域結算系統互聯，SPFS與其他本幣網絡對接，形成類似“金融互聯網”的多節點結構，而不是單一中心。
總體來看，伊朗和俄羅斯自建結算系統，本質不是對中國CIPS的否定，而是對全球金融單點依賴風險的一種結構性回應。在當前國際環境下，這種“多保險機制”反而會成為越來越多國家的常態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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