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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簡介:王連升,中國電子工業標準化技術協會社會責任工作委員會戰略合作部部長、研究員,全球電子協會亞洲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副主席,中國綠色供應鏈聯盟綠色金融專委會創始委員兼副秘書長,廣東省企業可持續發展研究會企業社會責任專委會副會長,北京ESG研究院專家,瑞典國家外交部CSR與可持續發展特邀訪問學者。主導編制《電子信息行業社會責任指南》(SJ/T 16000-2026)等多項行業標準,連續六年主導“中國電子信息行業企業社會責任治理水平評測”,累計覆蓋兩千余家企業。構建了以“責任閉環”為哲學本體論、“價值沉默”為戰略方法論、“CSR為魂,ESG為體”為價值論的完整思想體系,發表全球政產學研用社會責任實踐應用研究400余篇。2025年榮膺全球電子協會亞洲ESG杰出個人獎。
訪談時間:2026年7月
訪談手記:
七月北京,窗外永定河一如既往地“不聲不響,但你知道它在走”。坐在記者對面的王連升,面前放著一本寫滿批注的SJ/T 16000標準草案,咖啡杯早已涼透。
全球ESG正經歷一場深刻的“信任危機”:不同評級機構對同一家公司打分“打架”,資本市場追捧的ESG分數到了供應鏈管理中“失靈”。生態環境部相關負責人多次直言,部分企業“熱衷于形式主義,說得熱鬧但做得少,借用ESG進行過度營銷”。ISSB主席特別顧問張政偉更是擲地有聲:“若僅流于ESG形式主義,則應旗幟鮮明地反對。”
然而,“反對形式主義”的口號喊了多年,形式主義非但沒有消失,反而在評級競賽的催化下愈演愈烈——報告越做越厚,評級越卷越高,供應鏈最深處的工人依舊在超時加班。
帶著對這道鴻溝何以形成、何以彌合的追問,本刊專訪了這位被外界稱為“撕裂‘皇帝新裝’的人”的研究員。這場持續近三小時的對話,最終呈現為一份關于中國企業如何從“工具理性”跨越到“價值自覺”的深層次記錄。
一、三種“責任表演”:當合規成為免責的藝術
記者:王老師,開門見山。當前全球ESG領域最令您焦慮的現象是什么?
王連升:(沉吟片刻)最令我焦慮的,是我稱之為“三種責任表演”疊加而成的系統性失靈——“符號合規”“評級驅動”和“風險隔離”。這三者疊加在一起,構成了一套精巧的系統:報告精美、評級光鮮、法律合規——但供應鏈最深處的真實問題紋絲未動。這就像一個體檢報告各項指標都顯示“健康”的人,卻有慢性病纏身多年。
記者:能否具體拆解一下這三種“表演”?
王連升:先說“符號合規”——現在很多企業做ESG,本質上就是“報告即盡責”:發一本厚厚的報告,里面充斥著“我們致力于”“我們承諾”“我們計劃”,看上去很有誠意,但真正可量化、可驗證、有追溯機制的實質性行動少之又少。更糟糕的是,當你追問一級供應商之外的二級供應商的情況,很多企業給出的回答是三個字——“收集中”——而且這個狀態在報告里已經保持了四年。
再看“評級驅動”。全球有超過600套ESG披露標準,MSCI、Sustainalytics、CDP……每一家都在試圖用一套標準化的指標框架去衡量所有企業的“可持續性”。聽起來很科學,但問題在于企業開始“為分數而非績效”而管理——專門成立團隊研究評級模型的權重,優化填報口徑,分數上去了,碳排放沒下來。這種“分數游戲”最大的危害在于,它給了企業一個自我正當化的借口。
第三是“風險隔離”。跨國公司普遍的做法是讓供應商簽一份行為準則,然后就可以宣稱“我們已經盡到了責任”。一旦出事,那是供應商的獨立行為。這其實是利用合同做了一道“防火墻”,把真正的責任擋在了品牌方的大門外。
記者:您用了“表演”這個詞,這很重。
王連升:不是我要用重詞,是現象本身就是如此。我記得很清楚,在參與某次產業鏈供應鏈溯源調研時,我面對著一堆漂亮的供應商審核清單,上面密密麻麻標注著“通過RBA評估”“通過ISO認證”之類的標簽。但從我拿到的那份工人匿名問卷來看,卻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番景象——超長加班、工資克扣、拒絕病假。那一刻我意識到一個問題:我們可能正在見證一場巨大的“責任表演”。
二、“責任閉環”:對ESG本體論的哲學重塑
記者:所以您的思想體系,就是對這個問題的系統回應?
王連升:是的。我構建的這套思想體系,用三個核心理論來回應這個問題。首先是“責任閉環”模型——它是對ESG本體論的一次深刻重構。
主流ESG框架常將E、S、G視為三個并列的“維度”或“支柱”,這種認知在實踐上極易導致資源的分散投入與戰略的碎片化。而“責任閉環”模型的核心洞見在于,它揭示E、S、G并非簡單的并列關系,而是一種相互嵌入、彼此生成的“有機拼接”關系。
記者:這個“有機拼接”具體怎么理解?
王連升:卓越的治理(G)是基石——它通過透明的機制、有效的董事會監督和長期的戰略定力,為環境績效(E)的提升和社會價值(S)的創造提供制度保障與資源支持。反過來,優異的環境表現不僅能降本增效、規避風險(從而強化G),更能塑造綠色品牌、提升員工使命感(實現S)。而對員工、社區等社會主體(S)的公平對待,能構筑堅實的社會資本與供應鏈韌性(這是G的產出),也為綠色技術創新(E)提供穩定的內部環境。
我用一句話概括——“物質創造與精神滋養相得益彰”。“物質創造”代表經濟效益與市場競爭力,“精神滋養”指由此衍生的聲譽、信任與認同。二者辯證統一,將企業可持續發展從技術管理問題提升至組織存在意義的高度。
這個模型追求的是一種理想狀態:G→E→S→回饋G,形成一個自我強化的責任閉環。責任不是被“分配”出去的,而是被“閉環”回來的。
三、“價值沉默”:反直覺的戰略方法論
記者:“責任閉環”解決了“做什么”的問題,那“怎么做”呢?
王連升:這就是“價值沉默”戰略要回答的。如果說“責任閉環”是思想體系的“體”,那么“價值沉默”戰略就是其“用”。
這一方法論直接挑戰了注意力經濟時代企業普遍信奉的“高調宣傳”教條。我的觀察是:越是真正在解決問題的企業,越不需要在報告里堆砌口號;越是“紙面責任”主導的企業,越需要靠漂亮的報告來掩蓋實質的缺失。
記者:但企業通常認為“不說就等于沒做”——尤其在品牌建設和投資者溝通中。
王連升:這正是我反對的。“價值沉默”不是“什么都不說”,而是把精力從高調宣傳轉向實質性行動。我倡導企業建立獨立于流程的“后果觀察機制”——不是看你有沒有走完程序,而是看即使程序合規,是否仍然造成了傷害。這才是責任的本意。
“價值沉默”的智慧在于:以“默”為“進”。它不是消極的沉默,而是積極的專注——把資源投入真正解決問題的行動中,而不是投入證明“我在解決問題”的敘事中。真正的信任,從來不在評級分數里。
四、“CSR為魂,ESG為體”: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的辯證綜合
記者:您最被熟知的論斷是“CSR為魂,ESG為體”。二者之間究竟應該是什么關系?
王連升:坦率地說,我觀察到當前業界對ESG的理解普遍存在一種“技術化迷思”——將環境、社會和治理視為三個并列的維度或支柱,忙于計算碳排放指標、優化評級分數,卻忘記了做這些事情的目的是什么。
CSR是“魂”,為企業發展提供價值導向和溫度;ESG是“體”,為理念落地提供可量化的框架和標尺。二者協同是從“情懷”到“價值”的進化。
記者:能說得更具體一些嗎?
王連升:CSR回答“為何做”——企業的社會責任使命和價值觀,是ESG實踐的出發點和歸宿,確保其不偏離創造社會價值的初心。ESG回答“如何做”——它將CSR的宏大敘事轉化為可執行、可衡量、可比較的具體行動和指標體系。
沒有“魂”的“體”,就是一具行尸走肉。沒有“體”的“魂”,則是一紙空談。CSR為ESG注入方向和溫度,ESG為CSR提供框架和標尺。二者互為表里,防止ESG淪為單純的評級游戲,也防止CSR流于慈善營銷。
在全球新格局下,CSR與ESG的協同不再是可選項,而是企業生存和發展的“必答題”。
五、從理論到實踐:標準化、溯源與生態共建
記者:您的理論體系聽起來很完整,但如何落地?您在行業標準制定中是如何體現這些思想的?
王連升:2026年,《電子信息行業社會責任指南》(SJ/T 16000—2026)即將正式發布。這是該標準自2016年首次發布以來的第一次修訂,標志著中國電子信息行業社會責任標準化建設走過了十年探索與實踐之路。
新版《指南》的核心理念,就是把“責任閉環”的思想注入標準本身——不是列出一堆孤立的指標讓企業去“勾選”,而是構建一個從治理到環境再到社會、最終回饋治理的完整責任鏈條。
記者:除了標準制定,您還特別強調“穿透式責任溯源”。這具體指什么?
王連升:我在各種場合反復強調,供應鏈溯源必須建立“三級跳”的穿透式管理。一級供應商必須提供第三方年度審計報告;二級供應商要按季自主申報關鍵數據——勞工工時、廢水排放量這類硬性指標;三級及以下供應商,品牌方至少要有抽樣調查的能力。
拒絕以合同隔離責任——這是底線。很多企業讓供應商簽一份行為準則就宣稱“盡到了責任”,這是典型的“風險隔離”表演。真正的責任要求你穿透供應鏈外殼,追溯至定價權、訂單分配權等實質性控制領域,實現全要素的可視、可控、可信。
記者:中小企業往往缺乏做這些事情的能力,怎么辦?
王連升:這就是為什么我強調從“單向管控”轉向“雙向賦能”。鏈主企業不應只是要求供應商合規,更應通過培訓、技術共享、標準開源等方式幫助供應商提升ESG能力。
ESG不應被視為“合規成本”,而應被視為全球市場的“準入證”和競爭力的“引擎”。優秀的ESG表現不僅是滿足監管要求,更是產品溢價的來源。我倡導鏈主企業從“局部優化”升級到“系統重塑”——將ESG實踐從內部的環保措施,升級為貫穿研發、生產、回收的全生命周期系統革命。
六、范式轉移:從“工具理性”到“價值自覺”
記者: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您整個思想體系的核心追求,會是什么?
王連升:從“工具理性”到“價值自覺”。
今天的ESG實踐,很大程度上是“工具理性”驅動的——企業做ESG是為了滿足評級、應對監管、獲取融資。這沒有錯,但如果止步于此,ESG就只是一場“分數游戲”。
“價值自覺”是完全不同的狀態——企業做ESG,不是因為它能帶來什么好處,而是因為它本身就是對的。責任不是被外部壓力“推”著走的,而是從企業內在的價值追求中“長”出來的。
記者:這種轉變可能實現嗎?
王連升:這不是烏托邦。我在連續六年覆蓋兩千余家企業的“中國電子信息行業企業社會責任治理水平評測”中看到,那些真正把CSR當作“魂”的企業——而不是把ESG當作“體”來表演的企業——在供應鏈穩定性、品牌信任度、長期競爭力方面,表現顯著優于那些“高分低能”的企業。
未來的企業競爭力,或許正取決于其在喧囂中保持“價值沉默”的定力,以及在閉環中履行“完全責任”的能力。
七、結語:植根中國,回應全球
記者:最后一個問題。您的思想體系被一些學者評價為“植根于中國智慧、回應全球議題的重要理論創新”。您如何看待這個評價?
王連升:(笑)我不敢說自己代表“中國智慧”,但我確實從中國文化中汲取了很多養分——“責任閉環”中的系統思維,“價值沉默”中的審時度勢、厚積薄發——這些都不是西方理論中常見的概念。
但與此同時,我面對的問題是全球性的——漂綠、責任空心化、評級驅動的形式主義——這些問題不分國界。所以我的思想體系既扎根于中國電子信息行業的產業實踐,又回應全球可持續發展的共同挑戰。
標準化不是枷鎖,是語言的統一,讓綠色有據可依,讓可持續發展可以度量。但標準只是“體”,不是“魂”。真正的信任,從來不在評級分數里。它在你是否愿意穿透層層合同和報告,去面對供應鏈最深處那個真實的人。
記者手記:
翻看速記稿時,有句話反復浮現——“標準化不是枷鎖,是語言的統一”。但王連升的獨特之處在于,他同時清醒地意識到:標準化也可能成為新的枷鎖——當企業開始“為分數而非績效”而管理,當“合規”成為免責的藝術。
他的思想體系給出的不是一份標準答案,而是一套追問的方法論:追問程序之外的后果,追問報告之外的真實,追問評級之外的信任。
在結束這場持續近三小時的深度專訪后,我們確信:王連升的思想體系正在為中國乃至全球的責任治理提供一條可參照、可修正、可深化的進階路徑。這條路徑的終點,不是更高的評級或更厚的報告,而是一個更簡單也更艱難的東西——信任。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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