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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東南地區的明清千手觀音摩崖造像
朱己祥(四川大學哲學系副研究員)陳 爽(四川師范大學碩士研究生)
千手觀音是唐宋時期以來,在四川佛教造像藝術史中,獲得充分發展的重要題材。相對于唐宋繁盛時期而言,明清時期遺存數量較少,因其年代較晚且分布零散,多數被妝彩且藝術水準不高,學界鮮有重視并缺少整體觀察。本文以 5 件保存較好的實例,淺析川東南明清千手觀音摩崖造像的特征與價值。
一、基本情況
5 件實例分多面與單面兩類,見于川南的夾江、瀘縣和宜賓及川東的安岳地區,均以多臂為基本特征。手部可據造型分為兩種 :第一種為“正大手”,通常刻出臂部和手掌,成對結印或各持法器 ;另一種為“小手”,又稱“背光千手”,大多數僅刻出手掌,向外組合成光背形。
(一)多面類實例
1. 夾江縣金像寺造像。位于樂山市夾江縣千佛村,其 3 號窟內浮雕千手觀音與二十一眷屬。觀音結跏趺坐于仰蓮臺,作十一面、五十臂造型,其頭部自下而上,以“3+3+3+1+1”形式,縱向疊置五層,第五層頂部刻一結跏趺坐佛。主、次面造型一致,面相方圓、雙眉細長、兩眼半睜、小嘴微抿,主面頭戴高寶冠,雙眉間另開一眼。觀音上身袒裸,下身著系腰裙,胸頸佩戴瓔珞,雙肩另挎帔帛,其兩只中部正大手合掌于腹前,剩余 48 只正大手持法器或空掌,與三層小手組合成舟形尖拱光背狀。正大手均佩戴手鐲,其中部分另戴臂釧。不結手印或持法器的正大手,與諸小手的掌心處均開一眼。正手和小手的邊緣,分別刻出一層火焰紋。小手總計約殘存183 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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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像寺《種德傳芳碑》記述 :“千佛山金像禪苑,乃我朝成化剙建。”在窟門左側現存一豎長方形題記框,殘存“大清國”“捨資重裝金像”字樣,可知該窟應開鑿于明成化年間(1465—1487),現存造像或為清代重新妝彩后的面貌
2. 瀘縣玉蟾山造像。位于瀘州市瀘縣玉蟾山頂,其 18 號龕內浮雕千手觀音與七眷屬。觀音跣足立于仰蓮臺,作十一面、四十四臂造型,其頭部自下而上,以3+3+3+1+1”形式,縱向疊置五層。主、次面造型一致,面相方圓、頭梳平髻,雙眉細長、兩眼微睜,鼻頭略寬、小嘴微抿。觀音上身袒裸、下身著裙,辮發覆肩且頸刻三道蠶紋,肩挎帔帛并繞雙臂后垂下,斜披絡腋并系多結于腹前,胸前和裙擺等處佩飾瓔珞。觀音 4 只中部正大手,分別捧缽、合掌于胸腹前,兩側的40 只正大手持法器,并與諸小手組合成圓形光背狀。諸手均佩戴手鐲,正大手多飾臂釧,小手總計約 500 只。
18 號龕所屬玉蟾山第二期造像,開鑿于明正德二年(1507)以前 。千手觀音的面數與頭部組合方式,與夾江金像寺實例作法一致,推測前者開鑿年代近于后者,同為明代中期的可能性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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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宜賓縣青山造像。位于宜賓市魚池村青山頂,其 1 號龕內浮雕千手觀音與二眷屬。
觀音跣足站立,作二十面、四十二臂造型,其頭部分為上、下兩層。下層為主面及左、右次面,上層位于下層主面頂部。上層中部刻一結跏趺坐佛,在坐佛頂部與兩側位置,如肉髻狀疊置另十七次面。主面面相方圓,額中具一白毫,雙眉細長,兩眼半睜,小嘴微抿,辮發覆肩,肩挎帔帛,身著長裙,佩飾瓔珞。觀音兩只中部正大手合掌于胸前,兩側 40 只正大手持法器或空掌,并與三層小手組合成圓形光背狀。諸手均佩戴手鐲,正大手多飾臂釧,小手總計約 146 只。
在造像附近殘存的八邊形石廊柱上,題刻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修建觀音閣史實,造像年代應不晚于觀音閣修建時間,推測為同一時期開鑿的可能性較大。
(二)單面類實例
1. 夾江縣千佛巖造像。位于樂山市夾江縣千佛巖,其 7 號龕內浮雕千手觀音單尊像 。
觀音結跏趺坐于束腰蓮臺,作一面、二十六臂造型。觀音頭頂刻八棱華蓋,外著雙領下垂式袈裟,胸飾瓔珞且肩挎帔帛,內著僧祗支并于腹前束帶。觀音 4 只中部正大手,合掌于胸前、托坐佛于頭頂,兩側 22 只正大手持法器,并與兩層小手組合成橢圓光背狀,外層小手的邊緣刻出一層火焰紋。小手總計約 68 只。
考古報告將該千手觀音的年代,定為明代并指出存在改刻情況,其小手作橢圓形光背狀排列且邊緣裝飾火焰紋作法,與大邑縣藥師巖 5 號龕明嘉靖十五年(1536)造像一致。由此推測,該千手觀音雕刻于明代中期的可能性最大。
2. 安岳縣朱家經堂造像。位于資陽市安岳縣青松村,其 3 號窟內浮雕千手觀音與單眷屬。
觀音結跏趺坐于仰蓮臺,作一面、一百一十六臂造型,其頭戴高寶冠、面相方圓,雙眉細長、兩眼微睜,小嘴微抿、胸飾瓔珞,外著雙領下垂式袈裟,內著僧祗支并于腹前束帶。觀音 6 只中部正大手,分別捧珠、合掌和托物于胸腹前,兩側 110 只正大手持法器。諸手掌心多刻一眼。
該窟左壁刻一豎長方形碑,上有清同治二年(1863)題記,據此可知朱家經堂原名石硐寺,于清道光三十年(1850)造諸神像,其中應該包括該千手觀音造像。
二、造型特征
(一)手部特征
正大手與小手組合的作法,延續了四川唐宋千手觀音造像傳統。首先,諸正大手貼附壁面,其立體感相對較弱,且前后空間感靠疊壓關系表現,與結跏趺坐和站立姿態相關,此種作法在晚唐五代,已流行于川東地區。同時,諸小手以淺浮雕形式表現,作多層輻射或同心圓排列,亦為唐宋以來的常見作法。此外,夾江金像寺實例的正大手和小手,分兩層并組合成舟形尖拱光背狀,不同于唐宋時期主流的圓形光背狀作法,參照該千手觀音上方的三佛圖像推測,應是受同時期佛像背屏形制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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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具體造型方面分析,千手觀音的左、右兩側,持法器之正大手的排列呈大體對稱性布局設計,其數量相同或略有相差。觀察瀘縣玉蟾山實例的正大手分布可知,相差者當是工匠根據實際雕刻情況而定。在上述實例所持明確法器中,有部分法器亦呈對稱性設置,還有部分法器缺乏經典依據,另有部分內涵不明確的法器,可通過比對圖像與經典推測。
(二)頭部特征
多面與單面類千手觀音的主面造型一致,通常面相方圓且額部寬度略大于雙頤間,雙眉細長、兩眼微睜并俯視前方,雙唇窄薄、小嘴微抿且略呈笑容。
1. 面部的排列方式。多面類千手觀音重在表現面部排列,分多層縱向與雙層橫向排列兩種。多層者見于夾江金像寺和瀘縣玉蟾山,二實例作十一面且面部皆呈慈悲相,頭部自下而上、從大到小,以“3+3+3+1+1”形式疊置五層。此種多層縱向的排列形式,受到十一面觀音造型影響,自西夏以后開始流行漢地。夾江金像寺實例在第五層頂部另置一小化佛,化佛所挎綠色帔帛垂至兩只上舉的正大手中,2 手緊挨頭部兩側且凸出于相鄰手臂,此種作法應為頂上化佛手的另類表現。
雙層者見于宜賓青山實例,作二十面且面部皆呈慈悲相,頭部以“3+17”形式疊置,各次面似乎全部具螺形發髻,上層十七面組合成寶冠狀,簇擁于一結跏趺坐佛周圍,作法與大邑縣藥師巖千手觀音像一致,應延續了明代同類型題材的表現傳統。
2. 寶冠的細部裝飾。單面類千手觀音重在表現寶冠裝飾,多面類實例也存在頭戴寶冠情況。所見寶冠通常作上寬、下窄,中間高、兩側低的闊面高冠,冠內淺浮雕纏枝花卉或素面。
單面者如安岳朱家經堂實例,其寶冠主體為纏枝狀卷草紋,有別于其他實例常見的高筒寶冠造型,延續了當地宋代菩薩寶冠的表現傳統。寶冠正中飾一尊圓形頭光的結跏趺坐佛,冠飾化佛為觀音菩薩的標識性特征之一。該特征在唐宋千手觀音造像中多有出現,卻于川東南明清摩崖造像實例不太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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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面者如夾江縣金像寺實例,其寶冠主體作三角高筒狀。寶冠正中刻一對鳳凰,雙鳳展翅并共銜珠串,其上方飾一火焰形寶珠,表現“雙鳳朝陽”畫面。宜賓青山實例雖沒有頭戴寶冠,其上層頭部卻飾一結跏趺坐佛,應是觀音冠飾化佛的另類表現。
三、眷屬組合
在 5 例千手觀音摩崖造像中,除夾江縣千佛巖實例無眷屬外,另 4 例脅侍有多種眷屬組合。
(一)單眷屬組合
安岳朱家經堂實例于所在洞窟右壁,辟一方形龕并塑一騎牛尊像。尊像頭頂束圓形單髻,雙眉上揚、兩眼半睜,小嘴微抿、頸飾兩道,身著圓領窄袖紅底長袍,腹部圓鼓并系細長腰帶,左手抓握于腰帶上,右手執圓珠于胸前,左腿自然垂下踏于地面,右腿上抬斜倚于牛背上,作正面觀中年男子形象,所著長袍裝飾多彩云紋。牛作黑色,雙角尖翹,額飾旋渦,兩眼圓睜,四蹄蜷縮而臥,回首朝向窟內。
該尊像作單面雙臂且面相平和,與四川地區明清時期三面六臂、并作忿怒相的摩醯首羅天不同。同時,尊像身著華麗袍帶、側坐黑色臥牛背上,迥異于手持書卷、作老者的騎牛老子像,推測表現彼時四川民間流行的牛王菩薩。摩醯首羅天作為千手觀音的眷屬,已在諸多唐五代實例中出現,牛王菩薩與后者組合或受此啟發,其右手執圓形寶珠作法,可能受老子騎牛像影響。寶珠于佛教中寓意廣進財寶,在道教中代表宇宙混沌力量,耕牛亦是農業社會重要物資。因此,將牛王菩薩用作千手觀音眷屬,可能意在補充和強化主尊法力,助力農業生產、實現衣食富足。
(二)雙眷屬組合
宜賓青山實例在千手觀音兩側,雕刻一對腳踏蓮臺于翔云的脅侍。左側脅侍為童男,頭剔桃形發髻,雙肩挎長帔帛,上身似穿肚兜,下身著長裙褲,雙手合掌胸前。右側脅侍為童女,頭束圓形雙髻,身著寬袖長裙,雙手捧物胸前,似為桃形寶珠。
在千手觀音的隨侍眷屬中,男女成對組合者通常有 :婆藪仙與功德天、善財童子與龍女。一方面,左脅侍作合掌禮拜的童男,右脅侍作手捧寶珠的童女,二者造型與婆藪仙的苦行老者形象以及功德天的華貴婦女形象相迥異,可知他們應當表現善財童子和龍女。另一方面,善財童子與龍女組合,對應艱難成佛與快速成佛,故將二者作為千手觀音的眷屬,意在指明若潛心修持主尊法門,無論過程如何,皆可成就正覺。
(三)七眷屬組合
瀘縣玉蟾山實例在千手觀音上方,雕刻一對側面觀乘云飛天。二飛天肩挎長帔帛,躬身朝向龕內主尊,其雙手分別合捧圓盤供物,供物呈不規則狀和圓團狀。同時,該龕左壁中部辟一圓拱形龕,龕內雕刻一側身右向的脅侍。此外,該龕側壁底部,分別雕刻二脅侍,左側二脅侍僅殘存輪廓,右側二脅侍著寬袖長袍。一方面,二飛天位于主尊頭部兩側,其下半身均隱于翔云之內,手捧不同類型供物,使得畫面協調對稱,細微處又富有變化,在靜態中賦予動感,組合表現供養意涵。另一方面,左壁中部的脅侍,亦躬身朝向主尊,作恭敬合掌姿態,參照前文所述可知,應該表現善財童子。龕底右側二脅侍,作立姿比丘形象,可能表現聽法弟子或主持造像的僧人。
(四)二十一眷屬組合
夾江金像寺實例在千手觀音上方,橫向浮雕三佛四薩像。三佛均結跏趺坐于仰蓮臺上,具圓形頭光和舟形尖拱背屏,外著雙領下垂式袈裟且右肩另敷偏衫,內著當胸僧祗支并于腰間束帶。四菩薩戴三角形高筒寶冠,其上身著雙領下垂式袈裟,下身著長裙并于腰間束帶,跣足分立于雙層仰蓮臺上。同時,該窟左、右兩壁上方位置自內向外,對稱浮雕二弟子二菩薩二童子二天王像。該窟左、右兩壁下方,以及前壁與側壁轉角處,對稱浮雕四菩薩二天王,尊像戴卷草紋高筒寶冠。
三佛四菩薩組合在主尊上方,雖無標識性特征點明其尊格,然考慮到它們所處的位置以及千手觀音的救濟屬性,推測表現奉持千手觀音法門,可以往生三佛所在清凈國土。二弟子二菩薩二童子二天王像,對稱組合于所在洞窟側壁上方,應表現常規的聽法和護法部眾。由于千手觀音具備如來尊格,其作為主尊與四菩薩相組合,意在通過后者各自的獨特能力,引導眾生發菩提心、行菩薩道。二天王組合于洞窟前壁轉角位置,應作為守衛千手觀音道場的護法,他們也可能與窟內二天王共同組合成“四大天王”。四大天王具有護法、護國功能,他們也位列補陀珞珈山佛會之中。
綜合而言,川東南明清千手觀音的眷屬組合,除常見的善財童子與龍女外,多數未嚴格按照經典儀軌記述設置,常出現根據實際需求而增設的情況。諸多道教和民間信仰神靈的加入,使得千手觀音與日常生活關聯密切,反映了民眾直接且樸素的美好愿望。這些造像雖然整體年代較晚、藝術水準較低,但其圖像組合與設計仍可見傳統粉本的影響,手部印契與所持法器、眷屬組合也豐富多樣,直觀反映了佛道兩教與民間信仰融合發展的新趨勢,也為理解彼時信眾生活和區域文化提供了寶貴材料。
本文內容系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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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辦公室(原載《巴蜀史志》2025年第5期“巴蜀石窟文化專刊”)
作者:朱己祥(四川大學哲學系副研究員)
陳 爽(四川師范大學碩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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