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翰林學士獨特地位的由來與興衰

歐陽修曾說，弘文、集賢學士皆有所屬，“翰林學士獨無所屬”，說明翰林學士獨特的地位。“學士之職，本以文學言語被顧問，出入侍從，因得參謀議、納諫諍，其禮尤寵。”這是指唐初以來弘文館和玄宗開元時集賢書院的情況。至于翰林院，則本來是待詔之所。所謂“待詔”就是有待天子召見的意思。凡天子所在之處，必有詞學、經術、方伎、僧道、卜祝、藝術、書弈者流，“各別院以廩之，日晚而退”。通俗地說，皇帝豢養了一批陪練的老師、聊天的專家、說笑話的朋友、解答佛學道學奧秘的師傅、煉丹藥的術士、附庸風雅的文人，隨叫隨到，叫作“待詔”。這樣的人員自古即有之。王先謙《漢書補注》卷11《哀帝紀》建平二年（前5）六月“待詔夏侯良等”引應劭曰：“諸以材技征召，未有正官，故曰待詔。”這當然不自西漢末年開始。

先秦時代封君們的門客，就是其濫觴。唐朝的待詔與此類似。只是到了唐玄宗時期，給這些人士供職的“單位”起了一個很正式的名字——翰林院，即“天下以藝能技術見召者之所處也”。翰林待詔隨皇帝所在而安排其待詔之處，大明宮、興慶宮、西內、東都、華清宮，皆有待詔處所。

此外，自唐初以來，就時常有一批文人被天子請入禁中參預機務，這與娛樂性質的“賓客”不同。如太宗時“精選天下賢良文學之士”，“聽朝之隙，引入內殿，講論文義，商量政事，或至夜分方罷”。高宗時，武則天身邊有所謂“北門學士”（從北面玄武門入內廷），“朝廷奏議及百司表疏，時密令參決，以分宰相之權”。中宗朝，上官婉兒這位才女用事禁中，“獨當書詔之任”。發展到玄宗時便利用翰林院來安置這些類似于“北門學士”之類的文人了。“由是始選朝官有詞藝學識者，入居翰林，供奉敕旨，于是中書舍人呂向、諫議大夫尹愔元充焉。”這些頗用于正事的文人也被稱為“翰林待詔”。因為，這些人在當時“雖有密近之殊，然亦未定名”，所以就沿用了老稱呼。

▲ 唐玄宗

但是，這批人的身份、性質畢竟與醫卜者流不一樣，他們都是兩省要職。只因為“制詔書敕猶或分在集賢”罷了。由于“時中書舍人張九齡、中書侍郎徐安貞，迭居其職，皆被恩遇”，就加了一個“翰林供奉”的稱呼。《文苑英華》“翰林制詔”部分收入了張九齡撰寫的一些詔書，當即此時所作。“至（開元）二十六年（738），始以翰林供奉改稱學士，由是遂建學士[院]，俾專內命，太常少卿張洎、起居舍人劉光謙等首居之，而集賢所掌于是息罷。”翰林學士院的職能專門化了，集賢院學士的詔制草擬功能息罷了。所以，翰林學士院是從翰林供奉發展而來的。

翰林學士在玄宗朝的職務主要還是草擬表疏批答，檢視王言，以備顧問。這就在實際操作層面，進一步延續了兩省供奉官外朝化的傾向。安史之亂以后，天下用兵，深謀密詔，皆從中出，翰林學士的權任于是加重。德宗時，陸贄為翰林學士，“雖有宰臣，而謀猷參決，多出于贄，故當時目為‘內相’”。陸贄以后，翰林學士參掌機密者仍大有人在，“貞元之政，多參決于內署”，“貞元末，其任益重，時人謂之內相”，“貞元以后，宰相備位而已”。憲宗即位后，又于學士中擇一人為承旨學士，“所以獨承密命故也”。“大凡大誥令、大廢置，丞相之密畫、內外之密奏，上之所甚注意者，莫不專受專對，他人無得而參。”顯然，這已經不是一般起草詔書的大手筆，而是真正的皇帝身邊的首席決策顧問了。

翰林學士無品秩官屬，也沒有獨立的官署。所謂翰林學士院（史籍中一般徑稱翰林院），只是其辦公之處。學士員額在憲宗元和以前“出于所命，蓋無定數”，元和時定額一般不超過六員，自六部尚書至校書郎皆得與選，入選最多的是郎官、補闕、拾遺、記注官等。承旨學士一般選學士中資望最高者一人充任，位在諸學士之上，號稱“學士院長”。又有學士使二人，由宦官擔任，“進則承睿旨而宣于下，退則受嘉謨（一作“謀”）而達于上”。他們是皇帝與學士之間的聯系人，其權任亦不可小視。學士的人選不重資歷，卻特別重文才。據前引李肇《翰林志》記載，入院者應試制書答三首、詩一首，后又加賦一首，謂之“五題”。五代后唐長興元年（930）翰林學士劉昫也提到，凡是先前不曾擔任過中書舍人的官員入學士院任職，要先試“麻制”（冊封、敕文與任命詔書）、“答蕃”（對少數族或域外文書）、“批答”（對臣下章表的處理批復）各一道，詩賦各一道，當場試畢，當場交卷。

▲ [唐] 柳公權《蒙詔帖》

玄宗時翰林待詔、翰林供奉等曾由中書舍人或侍郎兼任。翰林學士出現后，專掌內命，中書制詔之權遂大為削弱。于是朝廷的詔書被分成內制與外制。翰林學士所撰，乃直接從禁中發出，故稱“內制”；而中書舍人或他官知制誥者所撰，為外朝所擬，故稱“外制”。外制所擬為一般詔書，但需經過門下，并由符寶郎蓋上天子六寶，這樣經過了中書門下，方為制敕。而內制所擬則為重要詔書。憲宗以前，內制完全無需兩省“承宣制命”“審署審覆”，這在唐初只能算是“墨敕”，現在卻成了最重要的詔書。元和初，方置“書詔印”，由學士院主之。《冊府元龜》卷550《詞臣部·總序》記云：

元和初，學士院別置書詔印，凡赦書、德音、立后、建儲、大誅討、拜免三公將相曰“制”，百官班于宣政殿而聽之。賜與征召，宣索處分之詔，慰撫軍旅之書，祠饗道釋之文，陵寢薦獻之表，答奏疏賜軍號，皆學士院主之，余則中書舍人主之。

由此可見，相比于舊日以中書舍人掌“冊書”“制書”“慰勞制書”“發日敕”“敕旨”“論事敕書”“敕”的制度，唐朝的詔書發布體制在翰林學士出現后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應該指出，唐后期除承旨學士倚任尤重以外，其他學士并不都掌管中樞機密。許多“翰林制詔”實際上也是例行公文，《文苑英華》卷420至472就充分展示了這一點。因此學士所撰詔書，不僅用象征重要尊隆的白麻紙寫，而且還有白藤紙、黃麻紙、青藤紙。李肇的《翰林志》對此記載頗為贍詳。這說明內制也日趨流于形式，五代時一度將翰林學士院公事歸入中書舍人院，不是沒有原因的。而翰林學士流于形式，是因為皇帝本身的衰弱，皇帝自己不能掌控局面，“內制”的必要性也就消解了。

◎本文摘自張國剛著《唐代官制：官吏體系與機構運行》，中華書局2026年版，文章版權歸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權，請聯系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