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臺詩案：從太守到囚徒的一百三十天

一封謝表，換來一場逮捕

元豐二年（1079年）七月二十八日，湖州知州的衙門里，來了一行不速之客。

領頭的是個叫皇甫遵的官員，身穿官袍、足蹬高靴，手里端著笏板，后頭跟著御史臺的兩個兵丁，白衣黑巾，眼神里兇光直閃。整個太守官衙，一下子亂了套。

蘇東坡這個時候，其實已經提前得到風聲了。他站在庭院里，穿著全套官服、手執笏板，面向官差而立，背后是排成一列、頭戴小帽的屬官。氣氛緊張到了極點。

他先開口，說的是："臣知多方開罪朝廷，必屬死罪無疑。死不足惜，但請容臣歸與家人一別。"

皇差淡淡回了一句："并不如此嚴重。"

可那一刻，蘇東坡自己并不知道，這樁案子最后會把他關在御史臺的大牢里，整整四個多月。

一件有意思的事是：把堂堂一州太守扭送進京的，開頭不過是他到任時寫的一份"謝恩表"——也就是例行公事，謝皇上給了這個缺。

一封謝表，怎么就換來一場逮捕？咱們今天，就順著林語堂這一章的脈絡，把"烏臺詩案"的來龍去脈，一層層拆開看。

林語堂把這一章題為《逮捕與審判》。主線非常清楚：從蘇東坡調任湖州、上謝表惹禍，到御史臺連上彈章，再到湖州被捕、御史臺受審，最后貶往黃州。

時間線卡得準：元豐二年（1079年）是核心年份。自三月前后到任湖州，到除夕前后出獄貶黃州，攏共不到一年。

若只算關在御史臺監獄里的日子，林語堂記為"四個月又二十天"。若從七月二十八日被捕、到除夕出獄算起，前后約一百五十天——所以這一章，講的是蘇東坡從"太守"變成"囚徒"的那一百三十來天。

林語堂寫這章，材料用得很足：彈章原文、審訊記錄、蘇東坡自己的筆記和詩，他都引了。咱們不跟著他抒情，也不替他煽情，就把這些事實和詩，一條條講明白。

順帶說一句：烏臺詩案不是中國最早的文字獄，卻是第一樁"以出版物為罪證"的文字獄。

火星子是怎么點著的？《湖州謝上表》。

先說那份惹禍的謝表。

元豐二年春，蘇東坡自徐州調任湖州（今浙江湖州）。到任后，按規矩要給皇帝上一份《湖州謝上表》，謝恩兼表個態。這種表，本來是官場套話。

可蘇東坡寫表，習慣性帶點兒真性情。他寫了這么幾句：

伏念臣性資頑鄙……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

翻成白話就是：臣本性是愚笨固執的，自己也知道愚鈍不合時宜，難以去追陪那些"新進"的人物；好在臣年紀大了、不愛生事，或許還能安安分分，牧養一方小民。

問題就出在"新進"兩個字上。

"新進"這個詞，在王安石變法那陣子，是有固定指向的——指那些因為擁護新法、突然被提拔起來的少年后輩。蘇東坡嘴里的"新進"，當時人一聽，就知道指的是李定、舒亶這批靠新法躥上來的人。

他還有"老不生事"一句。在變法語境里，"生事"恰恰是反對派用來罵新法的詞。他說自己"老不生事"，潛臺詞就繞到了"那些在朝的年輕人愛生事"。

這兩句，直接把矛頭指向了當權的一伙人。李定、舒亶讀了，心里自然不是滋味。

更要命的是，這份謝表是要發"邸報"的——也就是宋代定期出版的朝廷公報，等于最早的"官報"，天下臣民都能讀到。蘇東坡的文字向來惹人注意，這回謝表一登，那些"新進"成了讀者眼里的笑柄，也成了新進的眼中刺。

林語堂有個觀察很準：古代文人沒有民權保障，表達意見全靠字里行間的微妙暗示，讀者也養成了一味"于字里行間尋含義"的習慣。蘇東坡這回，恰恰是自己把話說得不夠"微妙"，被人拿住了把柄。

三道彈章：把詩一句句掰開定罪

謝表是六月（何正臣率先發難），真正把案子做大的是七月。

林語堂記，先是"一個御史"挑出謝表里四句話，說他蔑視朝廷，開始彈劾。數日之后，舒亶出場。

舒亶當時在御史臺，他找了幾首蘇東坡的詩做文章：寫農人青苗貸款的、寫農人三個月吃不上鹽的，還有一首燕子與蝙蝠辯論的寓言。他說這些詩"顯示蘇東坡不但考慮欠周，也是不忠于君"，還隨章附上了蘇東坡印行的詩集。

再往后，李定上場。李定這時已升任御史中丞，是辦案的主角。他跟上一表，列出四條理由，說蘇東坡必須因"無禮于朝廷"而被斬首。

林語堂說，總共四份彈劾蘇東坡的表章。案子，于是交到了御史臺。

六月何正臣首發，七月二日舒亶進奏并附詩集，七月三日李定上"四可殺"之章。林語堂說"六月一個御史挑出四句"，與何正臣六月首發相合；兩相對照，這樁彈劾是六月到七月接力完成的。

舒亶那份彈章，林語堂幾乎全文引了，咱們也把它說透。舒亶寫道：

臣伏見知湖州蘇軾近謝上表，有譏切時事之言。流俗翕然，爭相傳誦，忠義之士無不憤惋……然包藏禍心，怨望其上，訕瀆謾罵而無人臣之節者，未有如軾也……軾萬死不足以謝圣時。

白話說：臣看到知湖州蘇軾最近的謝表，有譏諷時事的言辭。市井之徒一哄而起，爭相傳抄，忠義之士沒有不憤慨的……可像他這樣包藏禍心、埋怨君上、謾罵毀謗而全無人臣節操的，從沒見過第二個。蘇軾萬死也不足以謝罪。

這頂帽子扣得很大：不是"寫得不好"，是"無人臣之節"。

另一份彈章，抓的是蘇東坡途經張氏園寫的一篇記。文里他說："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則忘其身，必不仕則忘其君。"——這是孟子對孔子參政態度的概括，意思是君子出不出仕，都不必強求。

那位御史偏要往歪里解，說天下人"仕與不仕，不敢忘其君"，唯獨蘇軾有"不仕則忘其君"的意思，這是廢了為臣之道。一句話，把普通的文人感慨，扭成了"大逆不道"。

李定的"四可殺"，林語堂引了序言："蘇軾初無學術，濫得時名，偶中異科，遂叨儒館。"——蘇軾本沒什么學問，僥幸得了虛名，偶然考中制科，就混進了館閣。接著說蘇東坡急于高位、心懷不滿，所以譏訕權要；皇帝寬容已久他卻不改，所作詩雖淺薄卻影響極大，所以"當殺"。

四份彈章遞上去，神宗皇帝看了，覺得"輿論沸騰"，便下旨：將蘇東坡謗訕朝政一案，送交御史臺根勘聞奏。

需要說明的是：神宗從始至終，并沒有殺蘇東坡的意思。案子既然依法告了，他愿意讓御史臺查個清楚。這一點，林語堂點到了，后面還會印證。

逮捕：湖州衙門里那半天

彈章遞上去，李定挑了個能干又狠得下心的太常博士皇甫遵，帶兒子和兩個兵丁，火速趕往湖州逮人。

這里有個驚險的小插曲。蘇東坡有個好朋友王詵，是駙馬都尉，他先看到了彈章消息，趕緊派人去通知南都的蘇轍；蘇轍立刻派人快馬去湖州報信。這可以說是兩路使者的大競賽。

朝廷的使者帶著兒子和兩個兵丁出發，勢頭很猛。可皇甫遵的兒子在靖江突然生病，耽擱了半天。結果，蘇轍派的人先到了。

消息到的時候，蘇東坡正過著還算舒心的日子。他到湖州不久，很喜歡這個新職位，常和長子蘇邁去山林間漫游。他最好的朋友、畫竹名家文與可，已于這年早些時候去世，他為此哭過。

林語堂特地寫了一筆：就在朝廷差官趲程去抓他的那天——七月七日，蘇東坡正把收藏的名畫搬到院子里晾曬。他的目光落到文與可送他的一幅竹子圖上，不覺流下淚來。

那天他寫的筆記，記的是與文與可的友情，里頭那段"畫竹"的對話特別生動，咱們把它譯白一遍：

文與可畫竹，起初不把自家畫當回事。四方拿著白絹來求畫的人，門檻都快踩平了。文與可煩了，把絹往地上一扔，罵道："我就拿它做襪子的材料！"

士大夫們傳為笑談。后來文與可從洋州任上回來，蘇東坡正做徐州知州。文與可寫信說："近來我跟人家說，我這一派墨竹，近在彭城，你們可以去求他，襪材這下都堆到你那兒了。"信末還附了首詩，大意是："打算拿一段鵝溪絹，掃出萬尺長的寒竹。"

蘇東坡回信逗他："文與可的竹子要長萬尺，得用絹二百五十匹。我知道您是懶得動筆，無非想要這塊絹罷了。"文與可答不上來，說："我錯了，世哪有萬尺的竹子！"蘇東坡趁機接話："世間也有千尋竹，月落庭空影許長。"文與可笑道："蘇子你能辯是能辯，可那二百五十匹絹，我拿去買田養老了。"于是把畫好的筼筜谷偃竹送給他，說："這竹子才幾尺，卻有萬尺之勢。"

這是蘇東坡出事當天，手里正在摩挲的舊物。一個把友誼寫得這樣輕快的人，半天之后就要被鎖進大牢。

皇甫遵一到，蘇東坡不敢出來，和通判祖無頗商量。他覺得自己既已被控，不該穿官服；通判說您還沒正式被抓，應當以正式官階出現。最后蘇東坡穿上官衣官靴、手執笏板，立于庭中。

氣氛最緊的時候，就是開頭那幕：蘇東坡說"必屬死罪無疑"，皇甫遵回"并不如此嚴重"。通判上前要公文，士兵遞交——打開一看，原來只是一份普通的免官、傳喚進京的公文。

臨行前，蘇東坡回家辭別。全家正大哭。他笑著講了宋真宗時楊樸的故事安慰家人：

楊樸被推薦給皇帝，死活不愿做官，被護送入京。皇帝問："聽說你會作詩？"楊樸說不會。皇帝又問："朋友送你，沒贈詩？"楊樸說："只有拙荊作了一首。"便念道：

更休落魄貪杯酒，亦莫猖狂愛詠詩。

今日捉將宮里去，這回斷送老頭皮。

蘇夫人聽了，破涕為笑。這個故事蘇東坡記在筆記里，林語堂也存疑：不知是不是他當時現編的。可無論從哪兒來，那是要把一家人從哭里拉出來的苦心。

家里決定由長子蘇邁陪他去。官差態度蠻橫，后來蘇東坡給皇帝上書，說他們"逮捕太守猶如捕盜"。湖州百姓都出來看太守起程，據縣志記載，老百姓"淚下如雨"。

路上還有一段慘事。林語堂說蘇東坡曾在太湖或揚州想跳江自殺——他不知會判什么罪，更怕案子連累一眾朋友。可再一想，自己一死，必給弟弟招來麻煩，便沒跳。

家里人后來燒了他大部分與友人的通信和手稿。御史臺又派人到安徽宿縣搜查行李，翻得女人和孩子夠嗆。等兵丁走后，家里的女眷氣沖沖地說："這都是寫書招惹的！"后來蘇東坡發現，殘存的手稿不過三分之一。

御史臺獄：一百三十天

七月二十八日被捕，八月十八日，蘇東坡被送進御史臺的皇家監獄。

御史臺為什么叫"烏臺"？因為院子里遍植柏樹，柏樹上棲著烏鴉，"烏臺""柏臺"就成了它的別稱。這樁案子，后世就叫"烏臺詩案"。

審問持續很久。林語堂說前后四十幾天；而他在牢里實際待的時間是"四個月又二十天"。關他的獄卒人不錯，大概知道他是誰，每天晚上給他熱水洗澡——這習慣，到現在還是四川人的習慣。

牢里發生了一件"有趣的事"，反過來幫了蘇東坡。

兒子蘇邁每天探監送飯，父子倆暗約好：只送蔬菜和肉；若聽到壞消息，才送魚。有幾日蘇邁要離京借錢，把送飯托給朋友，卻忘了交代暗號。那朋友送了熏魚去。蘇東坡大驚，以為兇多吉少。

他跟獄卒商量，給弟弟寫了兩首訣別詩，悲切到了極點。詩里說一家十口全靠弟弟照顧，自己的孤魂要獨臥荒山聽雨泣風號，愿世世為手足。他又細心地表示，以往皇恩浩蕩，自己慚愧難報，這次別無可怨，都是自己的過。

蘇轍接到，伏案而泣。獄卒后來把詩拿走——按規矩，犯人寫的片紙只字都得呈交上頭。林語堂推測，蘇轍根本知道這暗號，故意把詩交還獄卒，好讓詩傳到皇帝手里。

結果正如蘇東坡所料。這兩首詩經獄卒之手，真到了神宗眼前。皇帝讀了，十分感動。林語堂認為，這正是后來案子雖受御史壓力、卻判得很輕的緣故之一。

順便把那首訣別詩的后半譯白給讀者。詩題很長，叫《予以事系御史臺獄，獄吏稍見侵，自度不能堪，死獄中，不得一別子由，故作二詩》。其中一首寫：

柏臺霜氣夜凄凄，風動瑯珰月向低。

夢繞云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

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后牛衣愧老妻。

百歲神游定何處，桐鄉知葬浙江西。

白話說：御史臺里夜霜凄凄，風動鐵索、月色低垂。夢里繞著云山、心像小鹿亂撞，魂飛在湯火里、命如雞一般懸。眼前這孩子（蘇邁）眉間有犀角般的風骨，真是我兒；身后拋下穿牛衣的妻，愧對她。百年之后魂歸何處？大約就葬在浙江西邊的桐鄉了。

一個在死牢里替妻兒愧疚、替弟弟托孤的人，文字里沒有怨天尤人，只有認錯和感恩。這種溫度，比任何辯白都有力。

審訊：一首首詩，當堂"講典"

審問八月二十日開始。被告先自報年甲：四十四歲（按西方算法四十二），然后敘世系、籍貫、中舉年月、歷任官職，連推薦過誰做官都列出來。

林語堂記了一個細節：蘇東坡自為官以來，有且僅有兩次"記過"。一次是鳳翔通判任上，因與上官不和，沒去參加秋季官方儀典，罰紅銅八斤；一次是杭州任內，小吏挪用公款他沒上報，也罰紅銅八斤。"此外，別無不良記錄。"

開頭幾天，蘇東坡承認：游杭州附近村莊時寫的那些詩，對農民吃不上鹽、青苗貸款弊端，確實出過怨言。但他否認給朋友寫諷刺詩，連稱無罪。

舒亶當初附呈的"罪證"詩，具體是哪幾首？林語堂點到了三類。一是寫農人青苗貸款的，比如《吳中田婦嘆》里"官今要錢不要米，西北萬里招羌兒"，怨的是官府只要錢、逼得百姓難活；二是寫"農人三個月無鹽吃"的，即《山村五絕》里"豈是聞韶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鹽"，寫山村鹽貴、百姓久不知咸味；三是"燕子與蝙蝠爭論"的寓言詩，暗諷新法派像蝙蝠——不禽不獸、兩頭不靠。

這些詩，本是他做地方官時替百姓說的一句話。當年寫，不過是為民發聲；進了御史臺，一字一句都成了"謗訕"的憑據。

拖到九月十三日，他決定服罪。供詞上寫："入館多年，未甚擢進，兼朝廷用人多是少年，所見與軾不同，以此撰作詩賦文字譏諷。意圖眾人傳看，以軾所言為當。"

牽連的人不少。林語堂說有三十九人受連累，一百多首詩在審問時呈閱，每首都由作者自己解釋。因為蘇東坡用典多、措辭精煉，幸而有這份審問記錄，我們才得以看到他自己對文句的分析。

有些指控，牽強到了好笑。

比如寫兩株老柏的七律，有"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兩句。御史說這是大不敬——龍是皇帝的象征，皇上在位，你不說龍在天，卻說龍在九泉地下。

又比如一首牡丹詩，嘆造物之巧、牡丹品種繁多。御史解釋成：諷刺新當政者定的捐稅名目那么多。

《杞菊賦》序里提到吃杞菊的苦種子，被說成直接諷刺百姓貧窮、官吏俸薄。"生而眇者不識日"，被說成諷刺科舉考生淺陋、只懂王安石的《三經新義》。

蘇東坡對大部分指控，都坦白承認在詩中批評了新政，有憤怒、有失望，罪有應得。

林語堂挑了兩首寫給朋友劉恕的諷刺詩，講得最細，咱們也譯白一下。

第一首：

敢向清時怨不容，直嗟吾道與君東。

坐談足使淮南懼，歸向方知冀北空。

獨鶴不須驚夜旦，群烏未可辨雌雄。

白話說：豈敢在清平之世怨自己不被容納，只嘆我和你同道、一起向東。坐談足以讓淮南（指權貴）生懼，歸來才知冀北（良馬之地）已空——滿朝沒有真才了。獨鶴不必驚夜半的鐘聲，可那群烏鴉，雌雄都辨不清。

最后"群烏未可辨雌雄"，用《詩經》"俱曰予圣，誰識烏之雌雄"的典，等于說朝堂上是一群好壞難辨的烏鴉。

第二首：

仁義大捷徑，詩書一旅亭。

相夸綬若若，猶誦麥青青。

腐鼠何勞嚇，高鴻本自冥。

顛狂不用喚，酒盡漸須醒。

白話說：仁義成了求取功名的大捷徑，詩書不過是路邊歇腳的亭子。互相夸耀那垂下來的官印綬帶，嘴里還念著"麥青青"。腐肉老鼠何勞你去嚇唬（用莊子典：烏鴉守著腐鼠，以為仙鶴來搶），高飛的鴻雁本來自在青冥。瘋癲不用喚，酒盡了也該醒了。

這兩首，把一個士大夫對"群小當道"的厭惡，寫得又俏皮又尖刻。林語堂有個想法：蘇東坡大概會覺得因寫詩被捕、受審挺有趣，一定以在法庭上講解文學典故為樂。

這話有一半對。蘇東坡確實愛講典、愛辯駁，真性情流露。可另一半是：正是這種"收不住的筆"，在講究站隊、講究避諱的朝堂上，成了把柄。可愛處，也是吃虧處。

"蟄龍"風波與最后的轉圜

審訊后期，幾股力量在拉扯。

一股是營救的力量。仁宗的皇后曹氏，那時被尊為太皇太后，一向欣賞蘇東坡。她病重將死前，對神宗說：先帝（仁宗）當年看到蘇氏兄弟中進士，高興地說為子孫物色到兩個宰相之才；現在我聽說蘇軾因寫詩受審，都是小人跟他作對，沒法在政績上挑毛病，才想從詩里入他于罪。"這樣控告他不也太無謂了嗎？你可別冤屈好人，老天爺是不容的。"這等于遺言。

另一股營救的力量，來自蘇東坡的前輩和朋友。張方平冒風險上書，論點是：孔子刪訂的《詩經》里，本就多有對當政者的諷刺；邦有道之時，坦誠的批評完全合法。據說他寫好奏章派兒子進京，兒子猶猶豫豫不敢交，后來蘇轍看到，也驚得吐舌。

蘇轍自己上的《為兄軾下獄上書》，辯護更委婉：他承認哥哥在杭州、密州時寫過諷刺詩，但說此后已經"深自悔咎，不敢復有所為"。蘇轍把"改正"的時間點，卡在熙寧末、元豐初——也就是從王安石執政，轉為神宗親政的當口。他的潛臺詞是：蘇軾的譏諷針對的是王安石，不是神宗。當時人（包括皇帝）都讀得懂這句話。這也正好說明，詩案之所以發生，根子在從熙寧到元豐的政治環境變了。

曹太后一死，按慣例要大赦。那些御史本想借詩案把反對派一網打盡，大赦一來心血白費，急了。李定上本，力請該赦的也一律不赦；舒亶更奏請，把司馬光、范鎮、張方平、李常等一并處死。

另一股，是欲置之死地的。副相王珪在御史催促下，突然對皇帝說："蘇軾內心有謀反之意。"神宗愕然："他容有別的錯，決無謀反之意，你何出此言？"王珪便抬出那首柏樹詩里"龍在九泉"的句子，暗示將來有出身寒微的人要當天子。

神宗只說："你不能這樣看詩。他吟哦的是柏樹，與我何干？"章惇當時還是蘇東坡的朋友，出面辯護：龍不單指天子，也可指大臣，并引文學例句佐證。王珪于是沉默。

這里插一段林語堂記的"神秘的事"。蘇東坡數年后對朋友說：審問完畢，一天暮鼓敲過，他正要睡，一人進來，扔下小箱當枕，躺地就睡。四更時推他："恭喜！恭喜！安心睡，別發愁。"然后神秘走了。

蘇東坡說，這是因為舒亶等人勸皇帝殺他，皇帝無意殺，暗中派太監到獄中觀察。太監見他睡得沉、鼻息如雷，回去奏報。神宗對侍臣說："我知道蘇東坡于心無愧！"這便是后來被寬恕、貶黃州的緣由。

這段是蘇東坡自己的回憶，當故事聽就好。但它側面說明：神宗自始無意殺他，這層意思，前后是一致的。

到了定案。林語堂依他所據材料，把下達貶謫圣旨系于十一月二十九日；而據《續資治通鑒長編》，此案終審結案在十二月二十八日。兩種系年略有出入，咱們記個大概：年底，圣諭下了。

這里要平實校正林語堂一個"溫度"很高的說法。林語堂沿傳統史筆，把結果寫成神宗"獨憐之"、特加寬恕。而實際上，依據大理寺、審刑院的判詞，給出了更冷的法律事實：

大理寺、審刑院本來就判定，蘇東坡所犯之"罪"已被此前歷次赦令赦免（"會赦當原"），依法本應原免釋放；皇帝最后下的"責授檢校水部員外郎、充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用的恰恰是"特責"二字——意思是法外特別處分，是神宗用皇權加的罰，不是"寬恕"，而是"特別懲罰"。

換句話說：蘇軾出獄時，在法律上本是無罪之身；把他貶去黃州，是皇帝的政治決定。傳統"歸惡于臣下、歸恩于皇上"的寫法，經不起這層推敲。這點，咱們替林語堂把溫度降一降，回到事實。

受牽連的人里，三個罰得重。駙馬王詵，因泄露消息、與蘇東坡交換禮物詩文，削除一切官爵。王鞏，并沒從蘇東坡手里拿到什么謗詩，大概因私怨被御史收拾，發配到遙遠的西北。蘇轍，曾上疏愿納還一切官位為兄贖罪，因家庭關系降職，調去筠州做酒監——離黃州約一百六十里。

其余如張方平、司馬光、范鎮及蘇東坡另外十幾個朋友，各罰紅銅二十斤到三十斤不等。

出獄：鼻子先嗅了嗅空氣

舊歷除夕前后（十二月二十八日），蘇東坡被釋出獄。他在監中，共度過四個月又二十天。

林語堂寫他出了東城街北的監獄門，停了一會兒，用鼻子嗅了嗅空氣，感到微風吹到臉上的快樂，在喜鵲嘰喳聲里，看行人騎馬過街。

可這人"積習難改"，當天又寫了兩首詩。其中一首：

平生文字為吾累，此去聲名不厭低。

塞上縱歸他日馬，城東不斗少年雞。

白話說：平生文字是我的累贅，這回去了，名聲低點我也不嫌。塞翁失馬，將來那匹馬或許還能回來；城東卻再不斗那"少年雞"了。

林語堂點破"少年雞"的典：唐代賈昌少年時因斗雞得天子寵愛，做了宮廷弄臣。蘇東坡用"少年雞"暗指朝中那批小人，是宮廷里的弄臣優伶——這又是"誹謗"。

他還自稱"竊祿"，說自己無才為官；可"竊祿"一詞，出自三國時一位大儒給曹操的信，而曹操被認為是大奸霸主。寫完，蘇東坡擲筆笑道："我真是不可救藥！"

他當天寫的是兩首，題作《十二月二十八日，蒙恩責授檢校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副使，復用前韻二首》。上一首是"平生文字為吾累"；另一首更俏皮：

休官彭澤貧無酒，隱幾維摩病有妻。

堪笑睢陽老從事，為余投檄向江西。

白話說：如今像陶淵明休官彭澤，窮得沒酒喝；又像維摩詰憑幾而坐，病里有妻相伴。可笑那睢陽老從事（指一位朋友），為了我，把檄文投向東邊江西去了——是在打趣朋友為自己張羅、辭官相隨之類的事。

出獄第一天就又寫"謗詩"，還自己笑自己"不可救藥"。這人，確實是改不了的。

元豐三年（1080年）正月初一，汴京正過年。蘇東坡在御史臺差役押送下，啟程往黃州。蘇邁徒步相隨。回頭看京城，他心里是劫后余生，也有對前路的茫然。

詩案如何改變東坡命運？

烏臺詩案，是蘇東坡一生的分水嶺。

在此之前，他是活躍的朝官、名動天下的詩人，一路從鳳翔、杭州、密州、徐州做來，雖有過外放，到底還是"官"。詩案之后，他成了貶官，頭銜是"責授檢校水部員外郎、充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有名無實，行動受限，連公文都不能簽。

黃州，是他人生第一次真正的大跌。

可這跌倒，也成就了他。沒了公務纏身，他躬耕東坡，自號"東坡居士"；在黃州的江聲月色里，寫出了前后《赤壁賦》《念奴嬌·赤壁懷古》。那個我們最熟悉的"蘇東坡"，其實是在黃州這塊荒地上，慢慢長出來的。

詩案沒滅了他，反而把一個詩人，逼成了"東坡"。文字獄的刀，落下來是狠的——家稿燒去三分之二，朋友連坐罰銅，弟弟遠謫筠州。可它終究沒殺死那個"鼻息如雷"、出獄就寫詩的人。

許多年后，蘇東坡回顧平生，寫了那句著名的自評："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三個貶所，他倒認作一生的功業。

回看這一百三十天：一封謝表點燃火星，四份彈章把它燒成大火，御史臺的大牢關了他四個多月。可火沒燒死他，只是把他從"太守"，煉成了"東坡"。

林語堂這一章，講的是"逮捕與審判"。可讀到最后，你會發現：真正被審判的，不只是蘇東坡的詩，也是一個時代容不容得下"說真話"四個字。

而蘇東坡用一生回答：容不下，那就去黃州種地、去惠州吃荔枝、去海南看海。筆，還是那支筆。

他出獄當天寫"城東不斗少年雞"，自己笑"不可救藥"。可你細想：一個連牢里都認錯、出牢就寫詩的人，到底是改不了，還是根本不想改？

這個問題，黃州的月亮，后來替他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