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 | 姜進《詩與政治：20世紀上海公共文化中的女子越劇》

《詩與政治：20世紀上海公共文化中的女子越劇》

一部研究20世紀上海女子越劇與都市女性公共文化的城市史、性別史著作，再現底層女演員如何借表演突破性別禁錮，改寫都市文化的權力結構，從而洞察近代女性的復雜命運。

缺失創造了越劇的女演員和女觀眾的上海史，絕非完整的上海史！

劉昶、許紀霖、賀蕭一致推薦。

作者：姜進

出版社：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出版方：大學問

出版時間：2026年7月

定價：89元

作 者：

姜進，美國斯坦福大學歷史系東亞近現代史博士，華東師范大學中國現代思想與文化研究所研究員、歷史學系榮休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近現代史，尤其專注于中國婦女與性別史、中國現代戲曲與大眾文化史、都市文化史、新文化史等。主要成果有《娛悅大眾：民國上海女性文化解讀》（合著，2010）、《上海：都市想象與日常生活的更張》（主編，2020）、《電影中的奴隸》（譯作，2022）等。

內容簡介

“缺失了創造越劇的女演員和女觀眾的上海史，絕非完整的上海史。”

本書是一部研究20世紀上海女子越劇與都市女性公共文化的城市史、性別史著作，書中以女子越劇為鏡，透視20世紀上海都市文化中的女性崛起，洞察了近代女性的復雜命運。作者利用檔案、報刊、回憶錄及大量口述訪談，追蹤袁雪芬等越劇前輩的奮斗軌跡，有力展現了一群不識字的鄉下姑娘，如何借《梁祝》《紅樓》等愛情故事突破性別禁錮，在公共空間中尋找自我表達與身份認同。全書通過揭示越劇如何從浙江鄉間的草臺小戲一步步成長為上海都市的文化符號，再現了20 世紀中國性別變革與公共文化圖景。

叢書簡介

大學問?中國城市史研究系列

在城市中發現中國歷史

以史家之筆觸碰城市的歷史和記憶

窺見一個已經消失但在當今時代留下印記的世界

為城市寫史，為小人物立傳

已出版：

《亦官亦商：明清時期天津的鹽商與社會》《晚清中國城市的水與電：生活在天津的丹麥人，1860—1912》《天津工人：1900—1949》《茶館：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觀世界（1950—2000）》《詩與政治：20世紀上海公共文化中的女子越劇》

名家推薦

姜進以女性為主體，站在“她們”的立場和視角來講述女子越劇的精彩故事，為我們提供了女性主義史學和性別研究的范例。但是她并沒有僅僅局限在“她們”身上，而是把“她們的”故事和“他們的”故事放到一起來討論，從而展示了一幅更為宏大的20世紀中國歷史畫卷。她不僅揭示了近現代中國歷史轉型復雜多歧的面相，也提醒我們要審慎看待男性精英主義話語構建出來的關于近現代中國的宏大歷史敘事。

——劉昶，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榮休）

姜進教授是越劇的愛好者，也是越劇的研究者。作為中國近現代史的專家和女性主義者，她將越劇的歷史置于社會文化和性別研究的雙重視角予以展示，因而本書所達到的廣度與深度，是一般的研究者所難以企及的。從中可以窺見江南戲劇在都市文化空間中的獨特魅力，更可以洞察女性在近代中國的復雜命運。

——許紀霖，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詩與政治》開拓了上海現代城市史及性別與大眾文化研究的新領域。書中追溯了來自浙江農村的移民在電影藝術的影響下成功將越劇塑造成一個新興現代戲曲形式的故事。女子越劇全由女子演繹，觀眾亦以女性為主，是20世紀30年代末至世紀末上海最具人氣的劇種。越劇以情愛姻緣為核心，探討民國時期城市民眾普遍關切的家庭關系與性別角色的重塑。女演員將“清白”理念貫穿于舞臺上下，實現了身份蛻變，從低微的戲子轉型為文藝工作者。她們率先創編新戲、革新劇場，并努力擺脫戲院老板的統治。都市女觀眾反響熱烈，從錢財、輿論、社會關系等各方面支持女演員，越劇戲院也為她們開拓了一個難得的體面社交場所。

姜教授熟練地將越劇發展與時代政治交融，描述了越劇在日據時期的改良發展，國共內戰時期與左翼知識分子聯盟下的日趨成熟，到新中國早期17年達到的藝術高峰和全國性影響，作為上海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戲曲文化女性化潮流席卷全國。

《詩與政治》是一部重要的原創學術著作，既深度研讀劇本文本，又細致考查女演員的個人經歷，更精辟剖析了廣泛的性別化的都市環境。本書清楚地證明：缺失創造了越劇的女演員和女觀眾的上海史，絕非完整的上海史。

——（美）賀蕭 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圣克魯斯分校歷史學教授（榮休）

本書亮點

1.絕版好書復活，一部研究20世紀上海女子越劇與都市女性公共文化的城市史、性別史專著，劉昶、許紀霖、賀蕭一致推薦。新增近萬字全新內容、約二十張彩插，勘誤精校，全新修訂。

2.以女子越劇為鏡，透視20世紀上海都市文化中的女性崛起。本書考察了一群“不甚識字的鄉下姑娘”如何用自己的表演與敘事突破傳統性別秩序，打破男權主導的都市文化格局，建構屬于自己的大眾文化，從而展現中國半個多世紀的性別變革與現代轉型。

3.從個體命運出發，呈現底層女演員的逆襲史。書中以細膩筆觸書寫施銀花、筱丹桂、袁雪芬等越劇前輩的鮮活故事，從鄉間到大上海，呈現她們如何在困境中追求人格獨立，以自己的身體、唱腔與敘事，重塑現代中國人的愛情觀與婚姻觀，勾勒一段被遺忘的女性文化史。

4.史料多元翔實，呈現多聲部敘事。本書挖掘了報紙、戲單、海報、劇本、日記、回憶錄等歷史資料，并結合針對老藝人和鐵桿觀眾的大量口述訪談，傾聽被主流敘述遮蔽的邊緣群體的聲音，突破了對男性和精英文本的依賴，以立體、豐滿的筆法重新激活了公眾記憶。

5.開拓了上海現代城市史及性別與大眾文化研究的新領域。本書突破政治史、思想史的傳統框架，以女子越劇為切口，有力地回答了“言情何以是政治”這一核心命題，并從性別維度補寫了上海城市文化的底層邏輯，不僅填補了上海城市史研究的空白，更極大地豐富了我們對中國情感轉型與都市文化復雜性的理解。

精彩書摘

自 序

發現女子越劇

——被遺忘的女性文化與百年情感史

女子越劇也許是中國近代唯一保存至今的單性別舞臺藝術，其清一色女演員的舞臺呈現及其以女性為主的觀眾群使之成為20世紀中國表演藝術中一個獨特的文化現象。這一看似奇特的現象是中國女子社會角色和地位發生變化的一個體現，絕非偶然。女子越劇是在近代上海都市大眾文化興起過程中發展起來的，越劇在上海的成長，表征了中國女性進入都市空間、參與塑造都市公共文化的歷史性功績。本書是一部有關女子越劇的社會文化史，試圖在這一現象淡出歷史舞臺之時追溯其原委，并將其凝固在史學記載中。

越劇從浙江鄉下的小戲，發展到以言情戲為主、深受都市觀眾青睞的大劇種，在20世紀早中期經歷了蛹化蝶的升華。在十年“文革”的狂風驟雨中備受摧殘后，越劇又迎來了新的十年繁榮。但是，進入20世紀的最后十年，越劇也難逃整個戲曲界的命運—觀眾大批流失，昔日的輝煌不再，成為小眾文藝。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大眾文化，如果說改革開放時期的中國進入了搖滾樂和功夫電影風靡的全球文化時代，那么越劇的風姿綽約則代表了過去年代的風貌。

雖然越劇還不會消亡，但它賴以繁華的社會歷史條件已經一去不返，它所具有的政治、社會、文化意義也在迅速地消失，被一組截然不同的當代意義取代。那些親手培植了越劇之花的演員和觀眾大多都已進入垂垂暮年，甚至其中許多人已經去世。傾聽并記錄她們的聲音，了解她們與越劇的關系及越劇對于她們的意義，就成了一項十分迫切的任務。同時，越劇的一些早期表演雖然已經以視聽碟片的形式保存下來，但關于這些作品的歷史背景和人脈的資料需要及時搶救，否則也將消散殆盡。

時值1995年，我及時到達現場，展開了第一輪調研和訪談。此次訪談的對象主要是第一、第二代上海越劇女演員，那些創造了越劇輝煌成就的代表人物。她們大多出生于1920年代浙東貧窮地區的農村家庭，不識字，10歲左右進入戲班學戲謀生，不久就跟隨浙江的移民潮于1930年代—1940年代進入上海。在此后將近半個世紀的歲月中，她們憑借著在舞臺上下、劇院內外的精彩表演，把越劇打造成了滬上最受觀眾喜愛的劇種。這些女演員所講述的故事，不僅是越劇歷史的見證，更揭示了她們是如何允許各種理論參與和影響她們對越劇歷史的敘述及作為越劇人的經歷和體驗的。

我所訪談的觀眾群體則大多來自中上階層家庭，教育程度從小學到大學不等。這些人曾經在經濟、社會和情感等各方面支持和參與塑造越劇，代表著越劇觀眾中最重要的部分。她們的講述，結合女演員們對女戲迷和女捧客的回憶，為我們了解當時中上層家庭太太小姐們的社交生活和精神世界開啟了一扇難得的窗口。總體來說，越劇的演員和觀眾代表了20世紀中期上海女性人口中一個很大的組成部分。

長期以來，中國近現代史的研究忽略了這個為數不少的人群，以及她們所創造的越劇文化。這一忽略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近現代中國以救亡圖存、建設現代化富強國家相號召的知識精英和政治領導者對大眾文化的偏見。一些政治及知識精英致力于以民族國家話語來發動人民，力圖把大眾文化作為教化和宣傳動員人民的工具。在他們看來，以市場為導向的大眾文化將俗世和個人的生活作為關注點是自私、瑣碎的，甚至是有危害的，因為它使人沉溺于私人情感而不能獻身于民族國家的事業。大多左翼知識分子、自由主義和國民黨學者對民國時期通俗文學的各個流派均持批評態度，一律貶稱之為“鴛鴦蝴蝶派”。

同樣的，對于大眾演藝、娛樂，近代以來的上層政治精英不無鄙夷，或者試圖規范和控制之，或者在規范控制的同時力圖將其改造成宣傳工具。然而，與精英的偏見相反，大眾文化從整體上并不反對建造一個現代、富強的中國，許多通俗文化作品自覺將其故事置于重大歷史事件的背景下。不同在于二者關注的焦點：精英意識形態將民族國家置于首位，視民眾為國家的附屬品，要求人民為國家服務；通俗作品則聚焦人民和他們在一定民族國家狀況下的日常生活。大眾文化領域因此而有其獨立的價值和意義結構，這種結構可能與精英意識形態有所不同，但其對現代國家的國民建設的影響力絕不亞于后者，是史學研究應該關注的重要領域。

除了精英對大眾文化的偏見，女子越劇更因整個社會長期以來對女性和女性文化的偏見而進一步遭到鄙視。中國近代知識和政治精英大力倡導婦女解放，要將女性從纏足、包辦婚姻、家庭束縛等封建傳統中解放出來。問題是，精英們自認為是女性的解放者，他們將婦女解放事業置于民族國家的框架之下，要求解放了的女性成為服務于民族國家的賢妻良母和好老師、好工人，甚至好戰士。

正如溫迪·拉森（Wendy Larson）指出的那樣，國共兩黨都要求革命女性為本黨的政治綱領工作，將獨立的女性運動視為狹隘的、不必要的、不能接受的，不允許知識女性有建構女性主體立場的空間。對于國共兩黨而言，那些不識字的越劇女演員和去看越劇的太太小姐們是一群沉溺于愛情和家庭的落后分子，對國家大事一無所知，而越劇背上了渲染瑣碎的情愛、對民族國家之命運漠不關心的黑鍋。如此，在民族國家的名義下，傳統“厭女”痼疾暗藏在現代婦女解放話語下，將女性的存在和女性文化的歷史作用一筆抹殺。

然而，如果我們跳出精英意識形態的壁壘，把立足點轉移到人民日常生活和大眾文化領域，就會看到一個不同的世界。在這里，如越劇這樣的大眾演藝是主流，占據著舞臺的中心，吸引和主導著民眾的思想感情，而精英意識形態在此顯得遙遠且不甚相干。

中國近現代史研究中對大眾文化和女性文化的歧視還與方法論問題相關，即對文本和印刷史料的高度依賴。這類資料絕大多數出自男性政治和文化精英之手，主要是精英活動和思想的記載，對這些資料的依賴就不可避免地使歷史研究偏向這些資料的生產者。傳統史學一路走來，碩果累累，雖然我們不能僅僅因其對文字史料的依賴而否定這些成果的學術價值，但由這些成果的累積而形成的歷史知識，會過分強調精英分子的影響，而將大眾的活動視為只是對精英意志的或抵抗或追隨的被動反應，從而形成嚴重偏頗的歷史書寫。

也就是說，來自文本以外的廣大非寫作人群的聲音的匱乏可能導致的一個后果就是將人民大眾置于精英意圖的受眾位置，抹殺了大眾的主體性，而“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便成了一句空話。同樣，中國女性的失聲使她們成了歷史書寫中的邊緣群體，也使有關中國婦女的女性主義研究不能真正探討女性的生活和意義世界，而只能局限于對男性精英利用婦女問題來建構他們各自不同的意識形態話語的揭露和批判。因此，發掘文本之外的史料，通過口述和演藝等資料來傾聽邊緣人群的聲音就變得至關重要，而越劇恰好為我們提供了這樣的機會。

我之“發現”越劇其實是一個上海女孩童年經歷的再發現。1962年，我上小學時，母親被分配到上海越劇院負責行政管理工作。每當有演出而家里又沒人照看我的時候，母親就會帶我去戲院，把我安排在前排為她留的座位上，自己則到后臺工作。我的同學和朋友對此都非常羨慕，因為當時越劇很紅火，經常一票難求。但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干部們，也包括對被安排到越劇院工作感到不滿意的母親，都看不起地方戲，認為它們落后、過時，編演的都是些瑣碎、庸俗、無足輕重的愛情故事。1978年初，我進大學讀書，在接受精英教育時也不可避免地沉浸在民族國家的宏大敘事中，不再關心越劇，一段童年經驗幾乎被遺忘，沉淀在了記憶的深處。直到1990年代，我在斯坦福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在方興未艾的新文化史研究的熏陶下，這段童年的記憶忽被喚醒，于是我將女子越劇作為博士學位論文的選題，希望能在歷史記載中留下這些女性的聲音和功績。

1995—1996年，我回上海搜集論文資料時，驚奇地發現母親也喜歡上了越劇。退休后，她喜歡聽越劇和京劇的錄音帶，而且每天都會看電視上的戲劇頻道。母親甚至后悔當年沒有用心寫一部越劇劇本。我父親不僅是受過大學教育的新文化人，還是個“話劇迷”。雖然年輕時的他認為地方戲落后、封建，但如今觀看戲劇頻道成了他的愛好。在眾多的地方戲中，越劇和京劇是我父母的最愛，母親喜歡越劇甚于京劇，而父親喜愛京劇甚于越劇，這折射出中國戲曲中典型的性別分野。父母從來沒有解釋這一轉變的個中原因，似乎對傳統戲的興趣是自然而然、無須任何解釋的。他們從安排的工作崗位上退休，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從革命和革命話語中退休。現在他們可以靜靜地享受生活，可以從任何能夠引起他們情感共鳴的藝術中找到樂趣，而不必用外在的標準去衡量自己的感受是否正確。

換句話說，他們對戲曲的欣賞，并不是出于對戲曲的社會和政治意義的感悟。他們對我選擇越劇來做博士論文甚感疑惑，因為在他們看來，博士論文的選題應該關注歷史中的重大事件和人物，而不是這樣一個“無足輕重”的娛樂形式。雖然母親非常敬佩她在越劇院的演員同事，視她們為獨立、聰明、勤奮的女性，我訪談的很多對象也都是母親介紹的，但她仍然認為我應該選擇一個比越劇更重要的課題。

有意思的是，大多數越劇演員和觀眾似乎并不介意精英話語影響下人們對越劇的不齒，而是在她們自己創造的價值體系中，以自己的視角來做出價值判斷。越劇言情劇毫不臉紅、永不疲倦、絕不吝嗇地將整個舞臺用作渲染愛情、人情的空間，而越劇迷們毫不掩飾地，有時甚至是無節制地在公共場合對自己喜愛的女演員和劇種表達出強烈的情感，雖遭恥笑亦不顧。政治和知識精英在他們自己的意識形態框架中無法理解越劇的世界，看不到越劇的意義。要進入越劇的世界，歷史學家就必須深入了解越劇女性的日常生活經驗，將意識形態留在門外。

正如彼得·富勒（Peter Fuller）所指出的：“勇敢地堅持對經驗的忠誠能夠在一定的情況下打破意識形態的框架。人的經驗并非完全為意識形態所決定，反而常常與之相悖，在意識形態冰山內部不斷造成斷層和裂片。”

因此，對越劇的實證性研究很可能會通過聚焦女性而描畫出一幅生疏而又熟悉的女性世界的圖景，將女性的經驗納入史學研究中，豐富和刷新我們對中國近現代史的理解。

本書以演員和觀眾的訪談，以及對越劇戲目和演出的研究為基礎，輔以檔案、報紙和音頻錄像等其他史料，試圖重新構建一個對于演員和觀眾來說充滿意義的越劇的世界。豐富的口述和演出資料為進入越劇女性經驗與想象的世界提供了入口。舞臺表演、公眾的反應、演員對自己生活和藝術的講述、觀眾有關越劇對自己影響的敘述，都是絕好的資料，能夠極大地幫助我們分析和理解我所謂“越劇現象”—在快速成長的都市社會中女性情思公然的自我表達。

我們通過這樣的研究路徑看到的是一個與精英史學完全不同的歷史圖景。越劇不再是一個毫無意義的拙劣的玩笑，而是應新興都市社會需求而產生的重要的文化生產形式。越劇言情劇代表了對在迅速現代化的都市中急劇轉變著的性、性別、家庭關系的思考和探索，是幫助都市居民理解并學習如何應付這種變化的一種努力，因而越劇受到一般民眾（尤其是女性）的喜愛和支持，逐漸成長為在全國乃至華語文化圈頗具影響的大劇種。越劇《梁山伯與祝英臺》《紅樓夢》《西廂記》等經典劇目對現代中國民眾對于情愛、性別、家庭的看法，以及現代都市生活的倫理和審美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雖然大眾文化史的目的是在歷史研究中讓邊緣人群發聲，但不得不承認的事實是，這些工作是由歷史學家代其完成的，并不是由失聲者自己完成的；而大多數歷史學者寫的歷史主要還是給同行看的學術書。然而，正如斯圖亞特·海爾（Stuart Hall）在論述克羅齊時所指出的：“如果沒有‘平行的民眾運動’把參與的民眾提升到一個很高的文化層次……將他們的影響力擴展到專家階層，形成……具有或多或少重要性的社會團體，就不會有相應的新理論、新學派的構成。”

這就是說，“邊緣群體”事實上已經在社會上發出了她/他們的聲音，產生了影響；她/他們不需要專業歷史學家在這方面的幫助。但是，這些民眾和她/他們創造的社會文化現象在書寫的歷史中沒有得到充分的表達，而歷史學家的任務就是把他們的故事融入更廣闊的歷史敘事中。因此，作者既沒有企圖，也不能聲稱是在為創造“越劇現象”的人們代言。本書只是將越劇人的經驗和對生活的認識載入史冊，并試圖理解這些故事在中國現代歷史上之重要性的一個努力。

目錄

導論女性、戲曲、浪漫的都市

第一章轉型：近代戲劇中性別格局的演變

第二章提升：塑造“清白”的女子新越劇

第三章越界：都市女觀眾與彌漫的公共文化

第四章崛起：政治、傳媒與女藝人的新身份

第五章論述：從情節劇到民族志

第六章創造：陰柔美的詩與政治

結論越劇、革命與中國近現代史

附錄受訪人名錄

參考書目

索引

代后記我們的時代與女子越劇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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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春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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