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鳳英去世后,王冠亞一生未再娶,他說世間再難遇到像她這樣賢惠的好女人!
1985年初夏,合肥市工人文化宮的放映間里,膠片噼啪作響,一幕幕黑白影像在幕布上閃回。王冠亞坐在最后一排,手里攥著厚厚的資料本,鏡頭里的唱段、步伐、手眼身法都是他和妻子曾經一遍遍打磨出來的。他側過頭,對旁邊的年輕攝像說:“這段《王金鳳》唱腔要保留原味,別改動一筆。”對方點頭,“王導,您放心,絕不動她的氣口。”聲音壓得很低,生怕驚擾了銀幕上那位穿著素色長裙的女子——嚴鳳英。
膠片的光影像潮水一樣退去,放映間燈亮起,王冠亞捧著記滿批注的劇本,久久不動。十七年前的情景突然涌來:1956年,在排練廳初見那位嗓音清亮的女主演,他正替南京前線歌舞團來支援排戲。烈日下的竹椅、斑駁的布景、她一句“請您指點”,拉開了二人此后十二年共舞同唱、同甘共苦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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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鳳英那時已是臺柱,陳在桂、王金鳳、女駙馬,一出接一出,場場滿座。可鮮花掌聲并沒掩去她的心事。兩段失敗婚姻留下一子,流言四起,她卻像戲臺上的花旦,笑容里藏著不動聲色的堅韌。王冠亞并不介意,把孩子抱上自行車后座,轉身告訴嚴鳳英:“咱們家里再擠一點,也得給小亞留位置。”那一刻,她眼里淚光閃動,只答了句:“好。”短短兩個字,如同鑼鼓點子敲開新場。
夫妻檔在舞臺上配合默契,臺下的日子卻并不輕松。60年代中期,“破四舊”的風聲越刮越緊。黃梅戲被貼上“封資修”標簽,一紙通知下達:所有傳統劇目暫停,演員輪流做檢討。夏日里,他們在露天會場低頭站立,汗水順著脖頸往下淌,曬成一身黝黑。嚴鳳英的嗓子本就嬌嫩,長期停演加上心理壓力,夜里常痛到徹夜難眠。王冠亞攙著她,悄聲勸慰:“熬過去,總會有亮堂日子。”她抬頭看看他,只輕輕嘆氣,沒有更多抱怨。
1968年4月初的一天,嚴鳳英在家忽然昏厥,高燒不退。深夜,鄰居敲開王家的門幫忙把人抬下樓。救護車在顛簸的舊馬路上一路鳴笛,醫院條件有限,軍醫口中“急性肝衰”的診斷像冰水潑下。清晨將近,她微弱地握住長子王小亞的手,“照顧好弟弟,聽爸爸話。”這一句,便是訣別。當日拂曉,她的生命定格在37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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噩耗傳出,整個劇團像被抽空了筋骨。有人守在宿舍樓口嚎啕,有人悄悄把舊戲服捧進箱子里藏好,怕在風聲中連記憶也散了。王冠亞卻沒時間哭,他得處理喪事、安頓兩個孩子,還要面對外界的各種指責與同情。有人勸他:“再找個伴吧,總得過日子。”他擺手,“這輩子,臺上臺下只認她一個。”話音不高,卻鏗鏘。
三年、五年、十年,日子一頁頁翻,他幾乎把全部精力都摁進了整理、搶救妻子留下的手跡與唱段。那陣子,合肥到安慶的班車還叫“解放牌”,顛簸八九個小時,他提著錄音機,挨個拜訪老藝人,學唱每一句襯腔、抄錄每一段鑼鼓經。有人問他圖什么,他笑說:“她還在臺上唱呢,斷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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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帶來新的風,傳統戲曲被重新打量。1983年,安徽電視臺計劃拍攝十集《嚴鳳英》紀念劇,主創班子向王冠亞伸出了橄欖枝。他成了藝術總顧問,每天穿梭在攝影棚和排練場之間,糾正演員手勢,甚至給配樂老師哼唱拍子。有人嫌他要求苛刻,他只回一句:“她當年比我還嚴。”片子播出后,全國戲曲票友俱沸騰,許多年輕人第一次記住黃梅戲那股清亮甜潤的味道。
2013年的冬天,王冠亞因病住進省立醫院。他把住院證壓在枕頭底下,每天念叨的仍是劇團要辦的資料展——那是他為妻子奔走了半輩子的收官心愿。病榻前,王小英說:“爸,您放心,這事我來辦。”老人只是擺擺手:“別丟了你媽的唱片,比啥都緊要。”當年12月,他靜靜合上眼睛,享年84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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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后,初夏的合肥大蜀山,草木繁盛。王小英依約把父親的骨灰盒輕輕放進母親身側。兩方骨灰,挨得僅有薄薄一壁。他抬頭看見碑前擺著的舊門票:1958年《天仙配》首演五分錢的紙票,紙張泛黃卻依稀可辨。有人悄聲念起經典唱腔,“樹上的鳥兒成雙對”,曲調在山風里飄散,像是遠方傳來的回聲,也像是那對伉儷在云端再度合扇對唱。
黃梅戲的舞臺早已換了燈光和幕布,但嚴鳳英的水袖、王冠亞的指揮,一直留在后輩的排練鏡子里。藝術靠記錄延續,也靠有人不肯放手。世人記住這位女伶的歌喉,卻更該記得,漫長歲月里,有一個人把她的每一段高腔低回都細細縫進卷宗,只因當年臺下那句輕聲的“我只認她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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