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仍有13個國家未與中國建交，它們都是誰？

1945年10月24日，聯合國憲章正式生效。在舊金山歌劇院里，51個創始成員國的旗幟依次升起，攝影機捕捉到了那個畫面，照片后來登上了全球幾乎所有報紙的頭版。很多人盯著那張照片數國旗，但很少有人注意到一個細節——那些旗幟里，缺了好幾面。有些國家根本沒被邀請，有些被邀請的來不了，還有一些來了卻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下去。

外交這件事，說到底就是誰承認誰、誰不承認誰、誰等著被承認。它像一張永遠拼不完的地圖，有些碎片怎么摁都摁不進去。七十年后的今天，全世界有195個主權國家，比聯合國的193個會員國還多出兩個觀察員國。中國和其中182個建立了大使級外交關系，但還有13個國家至今沒有走進同一間屋子。

這13個國家，加起來人口不到四千萬，總面積大概相當于一個青海省。如果單看體量，它們似乎無足輕重。但它們散落在全球各個角落，每一處都拴著一段歷史的疙瘩。有些疙瘩是一百年前打下的死結，有些是近幾十年才纏上的新線頭。要想說清楚它們為什么還在門外站著，得把時間往回撥很久。

先從亞洲說起。亞洲只有不丹沒有和中國建交。

不丹這個國家，很多人對它的印象來自梁朝偉和劉嘉玲的婚禮。那場婚禮在帕羅的一座寺廟里舉行，僧侶們吹響法號，經幡在風里翻卷，雪山就在頭頂。全世界通過娛樂新聞看到了不丹的樣貌——安靜、遙遠、與世無爭。但很少有人知道，就在婚禮舉行的前一年，不丹的首都廷布剛剛經歷了一場不太引人注目的政治風波。印度駐不丹大使在不丹外交部的一次閉門會議上拍著桌子說了重話，起因是不丹方面希望在多邊場合獨立表達對氣候變化議題的立場，印度覺得這事應該先和德里商量。

這件事沒有上新聞，但在喜馬拉雅山南麓的幾個小國之間傳開了。外交圈里的人都明白，不丹的外交主權從來不是完整地握在自己手里。

不丹的困境要追溯到很久以前。早在吐蕃王朝時期，不丹就是吐蕃的屬地，藏傳佛教從那時起傳入這片山谷，成為不丹人精神世界的骨架。九世紀吐蕃王朝崩潰后，不丹逐漸形成獨立的部落社會，僧侶和土王各自割據，這樣的狀態持續了將近一千年。到了十八世紀后期，英國人沿著恒河平原一路往北推進，把整個南亞次大陸納入自己的殖民體系，不丹也沒能幸免。1864年，英屬印度軍隊發動了一場針對不丹的戰爭，史稱杜阿爾戰爭。不丹軍隊只有火繩槍和弓箭，英國人則帶來了后膛裝填的步槍。戰爭持續了不到五個月，不丹戰敗。第二年，雙方簽署了《辛楚拉條約》，不丹割讓了南部的大片平原地區。又過了四十五年，在1910年的《普那卡條約》里，不丹正式同意在外交上接受英國的“指導”。

這個“指導”兩個字，成了套在不丹脖子上的一根繩索。英國人把它從南亞的殖民工具箱里掏出來，印度獨立以后順手就接了過去。

1947年印度獨立，尼赫魯在紅堡升起國旗的那天，心里裝著一幅宏大的地圖。他要讓印度成為一個“有聲有色的大國”，而實現這個目標的第一步就是確保喜馬拉雅山南麓的所有小國都待在印度的勢力范圍之內。尼赫魯的邏輯很直白：喜馬拉雅山是印度的天然屏障，這道屏障腳下不能有任何缺口。錫金、不丹、尼泊爾，都得納入印度的安全框架。

錫金在1975年直接被印度吞并了，成了印度的一個邦。尼泊爾體量大一些，印度吞不下去，但通過經濟封鎖和邊境控制，德里對加德滿都的影響力也一直很深。不丹夾在中間，面積只有三萬八千平方公里，人口到現在也不到八十萬，國力弱得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1949年，印度和不丹簽署了《永久和平與友好條約》。這份條約的第二條寫得清清楚楚：不丹在外交事務上接受印度政府的指導。雖然不丹此后一直努力爭取國際承認，在1971年加入聯合國，隨后又加入不結盟運動，試圖走出一條獨立外交的路，但印度在不丹的駐軍、對不丹軍隊裝備的全面供應、以及對不丹邊境的實際控制，讓不丹很難真正掙脫那根繩索。

不丹至今只和五十幾個國家建交，其中沒有聯合國安理會的任何一個常任理事國。中國、美國、俄羅斯、英國、法國，全部不在它的建交名單上。不是不丹不想，是印度的“指導”框住了它的選擇。德里的戰略考量很清楚：藏南地區已經有足夠的復雜性了，不能再讓其他大國勢力順著不丹滲透到這片敏感地帶。

不丹的年輕人中間，變化正在悄悄發生。廷布的咖啡館里有人用手機刷TikTok，年輕人穿著牛仔褲和傳統幗混搭的服飾，討論的話題不再僅限于佛事和農耕。他們想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樣的。但外交這件事，目前還不由他們說了算。

從不丹往西飛六個小時，跨過整個南亞次大陸和阿拉伯海，進入波斯灣。波斯灣北岸有一大片水域，那是里海。里海沿岸站著五個國家，但這不是重點。重點是，在這條漫長的飛行路線經過的地中海沿岸，有一個小到在地圖上幾乎看不見的國家——梵蒂岡。

梵蒂岡的面積是零四十四平方公里，北京故宮的占地面積是零七二平方公里。也就是說，整個梵蒂岡加起來，比故宮的院子還小一圈。常住人口不到八百人，其中真正的梵蒂岡公民只有四百多人，剩下的都是瑞士衛隊和他們的家屬。瑞士衛隊穿著五百年前米開朗基羅設計的彩條制服，每天在圣彼得廣場上站崗，游人排著長隊和他們合影。

但梵蒂岡的影響力遠遠超出了它的尺寸。它管著全球十四億天主教徒的精神生活。教皇說一句話，比很多國家元首說一萬句都管用。教皇在圣彼得廣場的陽臺上露面時，底下跪著的人來自地球的每一個角落。

中國和梵蒂岡的關系，如果用一個詞來形容，就是差一層窗戶紙。雙方都有捅破這層紙的意思，但誰都不愿意先彎腰。從1980年代開始，雙方就斷斷續續地在接觸。進入新世紀以后，接觸的頻率明顯加快了。2018年，雙方簽署了關于主教任命的臨時性協議，這是半個多世紀以來的第一次正式合作。2020年和2022年，這份協議又兩次續簽，每次續簽兩年。全世界的外交觀察家都盯著這件事，很多人預測建交只是時間問題。

但時間過去了，建交還是沒有來。核心癥結只有一個——誰說了算。說得更具體一點，誰有權任命中國的樞機主教。按照天主教會的傳統，樞機主教是由教皇任命的。但中國的立場也很明確：宗教事務自主管理，外部勢力不能干涉。這兩套邏輯在紙面上互不相讓。梵蒂岡的談判代表在私下場合里表達過某種靈活性，他們說可以接受中國方面提名候選人的方式，但最終確認權必須留在教廷。中方的談判代表則認為，提名權本身就意味著主導權，確認權只不過是走個形式，如果形式反過來約束內容，那就不是形式了。

雙方在羅馬和北京之間往返了無數次，討論了無數次措辭，推敲了無數次條款。距離建交最近的時候，據說只差最后一輪談判。但那輪談判遲遲沒有到來。梵蒂岡的國務卿帕羅林曾經在一場學術活動中回答記者提問時說過一句話：我們懷著耐心和善意。這句話被解讀了很多種意思，在梵蒂岡的外交辭令里，“耐心”有時候意味著期待，有時候意味著等待。

歐洲就這一個沒建交的國家。把目光從地中海移開，越過赤道線，抵達非洲大陸的東南角，會看到第二個孤獨的身影——斯威士蘭。

斯威士蘭的全名是斯威士蘭王國，面積一萬七千平方公里，比北京大一點，比天津小一點，人口大約一百二十萬。國王姆斯瓦蒂三世住在首都姆巴巴內附近的一座宮殿里。他名下有十幾位妻子和幾十個孩子，每年還會在蘆葦舞節上再選一位新妃。蘆葦舞節是斯威士蘭最盛大的傳統節日，全國數萬名未婚少女赤膊上身，手持蘆葦，在國王面前列隊舞蹈。這個場景每年都會出現在國際媒體的圖片報道里，西方記者喜歡在圖片說明里寫“非洲最后的絕對君主制國家”。

斯威士蘭至今仍是臺灣當局的所謂邦交國。1968年斯威士蘭脫離英國殖民統治獨立，同一年就和臺灣當局建立了關系。那之后五十多年，無論國際風云怎么變，這份關系一直沒斷。姆斯瓦蒂三世多次去臺北訪問，每次都會帶回來一些援助承諾。斯威士蘭的財政相當大程度上依賴外援，臺灣當局提供農業技術團和醫療團，幫助修建公路和水利設施。這些援助對斯威士蘭來說不是錦上添花，是雪中送炭。斯威士蘭超過一半的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艾滋病感染率長期位居全球前列，人均預期壽命不到六十歲。在這種境況下，來自任何方向的援助都很難被拒絕。

非洲大陸上還有另一個與之類似的國家，只不過它不在東南非，而在西非大西洋沿岸——圣多美和普林西比。這個島國2016年之前也是臺灣的邦交國，但在2016年12月選擇與北京建交。斯威士蘭沒有跟進。它至今仍然是非洲大陸上唯一一個站在門外沒有進來的國家。

離開非洲，橫穿印度洋，進入太平洋的腹地。這里散落著數不清的珊瑚島和火山島，從空中俯瞰，它們像被人隨手撒在藍色桌布上的一把碎石子。這些碎石子組成的國家里，有三個沒有和中國建交——帕勞、馬紹爾群島、圖瓦盧。

帕勞由三百多個島嶼組成，但只有九個島上有常住居民，全國人口一萬八千人，還沒有北京一個大型小區的人多。帕勞的海水清得能看見水下三十米的珊瑚，每年有十幾萬游客從日本、韓國、臺灣飛過去潛水。旅游業是帕勞的經濟命脈，占GDP的一半以上。帕勞1994年才從美國的托管下獨立，獨立后就選擇了與臺灣維持關系。帕勞的總統府坐落在科羅爾州的海邊，建筑風格是仿照美國國會大廈建的，白色的穹頂在熱帶陽光下亮得晃眼。總統府的工作人員只有幾十個人，這個國家的政府規模相當于一個小鎮。

馬紹爾群島更小，也更窮。全國由二十九個環礁島群組成，陸地面積加起來只有一百八十一平方公里，散落在超過兩百萬平方公里的海洋上。換句話說，這個國家的海疆面積是陸地面積的一萬倍。馬紹爾群島的經濟高度依賴外援，財政收入的六成來自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援助。美國在馬紹爾群島有一個重要的軍事基地——夸賈林環礁上的里根彈道導彈防御試驗場。作為回報，美國每年向馬紹爾群島提供數額可觀的財政支持和各項補貼。馬紹爾群島和臺灣的關系，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它與美國的特殊關系。

圖瓦盧的狀況更令人揪心。這個由九個環形珊瑚島組成的國家，最高海拔不到五米，全國平均高度只比海平面高出兩米。在氣候變化的大背景下，圖瓦盧是全球最脆弱的前線。漲潮的時候，海水從島中央的洼地里滲出來，漫過路面，浸進民宅。有人做過測算，按照目前海平面上升的速度，圖瓦盧可能是本世紀第一個從地圖上消失的國家。這個前景讓圖瓦盧政府把很多精力花在國際氣候談判上，他們的代表在各種峰會上不斷重復一句話：我們不是制造問題的國家，但我們是承受后果的國家。圖瓦盧和臺灣保持關系的歷史并不復雜——1979年獨立后，在太平洋島國普遍站隊的大環境下，它跟著走了相似的路徑。

這三個太平洋島國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它們都誕生于二十世紀后半葉的去殖民化浪潮，獨立時都面臨著極度薄弱的國力和嚴重的外部依賴。外交這件事，對它們來說首先不是一個政治問題，而是一個生存問題。誰能提供援助，誰愿意幫它們在國際上發聲，天平就容易往哪邊傾斜。

從太平洋往東，跨過國際日期變更線，進入南美洲大陸。南美洲全部十二個主權國家里，只有一個沒有和中國建交——巴拉圭。

巴拉圭的面積在南美洲排第八，但它在臺灣的所謂邦交國里，算是個大塊頭——四十萬平方公里，六百多萬人口。巴拉圭是一個內陸國家，北邊是玻利維亞，東邊是巴西，南邊和西邊被阿根廷夾著。它沒有出海口，進出口貨物都要借道鄰國的港口，運輸成本比沿海國家高出一大截。經濟主要靠農業和畜牧業，大豆和牛肉是出口拳頭產品。巴拉圭的貧困率常年在百分之二十以上，基礎設施落后，腐敗問題嚴重，是南美洲最不發達的國家之一。

巴拉圭和臺灣的關系可以追溯到1957年。那一年的亞松森，酷熱難耐，臺灣當局的代表團飛越半個地球抵達巴拉圭首都。此后六十多年里，這份關系幾經考驗但終究沒有斷裂。巴拉圭的歷屆政府都面臨同樣的困境：臺灣方面每年提供數千萬美元的援助和投資，這些錢在巴拉圭這樣的經濟體里不是小數目。與此同時，巴拉圭的農民和牧場主一直眼巴巴地看著中國大陸的市場。中國是全球最大的大豆進口國，每年從巴西和阿根廷進口數千萬噸大豆，巴拉圭的大豆明明質量不差，卻因為沒有外交關系而無法直接進入中國市場。大量巴拉圭大豆通過走私渠道流入巴西，再以巴西大豆的名義出口到中國，中間被轉了好幾道手。

這種荒謬的現實，巴拉圭的商人們抱怨了很多年。但外交從來不是單純的商業計算。它是歷史慣性的產物，也是地緣政治的棋子。

最后一個區域是北美洲，嚴格來說是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區。這里集中了六個未建交國——危地馬拉、伯利茲、洪都拉斯、海地、圣基茨和尼維斯、圣盧西亞、圣文森特和格林納丁斯。等等，洪都拉斯在2023年3月已經宣布與臺灣斷交并與北京建交，所以實際名單里是六個，而不是七個。這六個國家分散在加勒比海的島嶼和中美洲的地峽上。

危地馬拉是中美洲人口最多的國家，一千八百六十萬人，但經濟發展水平很低，超過一半的兒童長期營養不良，農村地區的貧困率觸目驚心。伯利茲面積兩萬三千平方公里，人口只有四十萬，是中美洲唯一的英語國家，也是英聯邦成員，經濟以旅游業和蔗糖出口為主。伯利茲的經歷比較特殊——它1987年曾經和中國短暫建交，兩年后的1989年又轉向了臺灣，此后一直沒再回頭。這種反復在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區并不罕見，很多小國在外交站隊上的搖擺，本質上是在不同援助來源之間做選擇。

海地是世界上最貧困的國家之一，也是全球第一個黑人共和國，早在1804年就通過奴隸起義獨立。海地的近現代史是一部連續不斷的災難史——政治動蕩、自然災害、國際干預輪番上演。2010年的大地震造成超過二十萬人死亡，至今還沒有完全從廢墟中站起來。海地的困境在于，它幾乎沒有任何自我維持的能力，高度依賴國際援助和海外僑匯。加勒比地區的另外三個島國圣基茨和尼維斯、圣盧西亞、圣文森特和格林納丁斯，都是英聯邦成員國，經濟體量極小，人口都在幾萬到十幾萬之間，支柱產業無非是旅游業、農業和離岸金融服務。

這六個國家與臺灣維持關系的邏輯大同小異。它們在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的國際環境中選擇了一條道路，此后幾十年里，這條道路被各種因素加固——援助承諾、高層互訪、技術合作、以及某種路徑依賴的慣性。改變是需要成本的。對小國來說，這種成本有時候意味著援助斷檔的風險，有時候意味著得罪某個大國的壓力，有時候只是單純的沒有足夠的外交人員來操作一場轉向。

太平洋的日落時分，帕勞的漁民把船劃回岸邊，船艙里裝著剛捕到的金槍魚。他們不知道也不關心北京和臺北之間的外交博弈，他們只知道今天捕到的魚夠賣個好價錢，明天還可以繼續出海。外交部的官員們坐在幾千公里外的會議室里討論建交公報的措辭時，海平面正在圖瓦盧的海岸線上悄悄又漲了一厘米。